“阿全是在七叔公那口塘淋水后不久就起病，他起得急，去世也快，真怕！”人人都叫他做二伯的人在讲；“永富也是在七叔公那块蔗地摘蔗叶后起病的”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都集中在一个鱼塘及它周围的蔗地，在这个地点发病的占总病例32个的24例，而且从年分看，这个地点的发病都是在两年前开始，其后的地点扩散开了，就是说，近一年来的发病，就在村子的周围发生。疫情由一个“点”向其它方向推进了。
“从大家的发言，知道你们乡这病的发生，有开始扩散开的迹象，这点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注意。因为近年来，我们发现这病存在着一些危险的类型，这些危险的类型会很迅速地致人于死，这点不得不加注意。我们搞生产，搞大跃进，但首先要搞好健康，没有健康，怎样去搞大跃进呢？”何医生小结了一下说，停了一阵，他们：
“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老鼠多不多？”
“那还用问！”福寿，他是一个30左右的结实汉子，他说：“这里的老鼠又肥又大，细的1斤左右，那是最普遍，最大的可以见到4斤，它们在蔗林里挖洞，在鱼塘边拉屎，我最恨这些死老鼠，一年中我总要消灭它十来个，劏了它来送酒”说得个个哈哈大笑。原来广东有个习惯，田鼠不单可以食，而且补身暖胃治贫血，尤其是冬天，将一些又肥又大的田鼠晒干（腊田鼠），用来局饭，香喷喷唔在讲，兼且可以治疗血虚气弱。如果你唔食，除了话你是“笨蛋”之外，没有更好的形容词。
“明天我会去看一看，明晚再同大家见面，最好明天请埋过去患病已医好的人也来，同他们一起谈一下对他们的健康作追踪的事”
散会之后，一个老农民，含着一支长长的烟斗，他年约六十有二、三，但身子还挺硬朗，人们称他为奇伯。
“奇伯，你还有无开工？”老何与他攀谈；
“我本来可以吃老人粮，（公社化之后，不少公社自办福利，每月给老人十元或十多元不等，作为每月老人的开支，在物价平稳，没有不必要的开支，这个数自已够一个老人一月的生活费）不过我身体很好，还可以做，所以我不领老人粮，还开田。”奇伯不抽大朱竹，习惯含个烟斗，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现在搞大会战，果真能亩产六十万斤？”何金水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医生，问一个一辈子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老农，向他学习一些与自己完全外行的知识，他虽然不懂农业，可是从常识来看，他根本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
“你们在城市长大的人容易被骗，一亩地有多少？你知唔知？莫讲是谷，就算连禾于草也算在内，也凑不够六十万斤。”
“既然明知不能产那么多斤，为什么你们还提出这个口号？岂不是空口喊白话？”老何越来越糊涂了，“事前知道完全不可能的事，却要大声疾呼地讲，还登在报上，而且还是党报，这岂不是撒谎？”
“那又不能这样说，有些事，本来不可能，却又会变为可能，你想不想知到这个“原来不能却又可能”的奥秘吗？”奇伯即是奇伯，他的说话真是奇中带奇，他带点神奇的语气这样说。
“怎么？我当然想知道，向贫下中农学习；正是一个好机会，你们当农民真有两下子，不可能的事都可以创造奇迹，我倒要领教领教。”
“请跟我来。”
“去那里？”
“要你看一些东西。”
“现在？”
“对呀，你眼困吗？”
“不。！”
“来吧！”
两个人，拿着手电，踏着崎岖的田基小路，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有一点炎热。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不远处传来歌声，此起彼落，歌声嘹亮，有男声，有女声，也有混合男女声这是时代的歌曲，也是时代的写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要刚学讲话的乳幼小儿，就开始学唱这些歌曲。因此，只要是碰到一起，就可以唱，就会唱得好，唱得暸亮。
“誓要高山低头，江河让路，奋战30天，誓夺粮食亩产60万斤！”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向土地要粮食，誓夺粮食亩产60万斤，不获全胜，誓不收兵！”
这些横额大标语迎在面前，标语的下款署的是“青年民兵连”“妇女民兵连”或是“黄继光战斗兵团”……等。
前面是人头涌涌，热闹非凡。原来青年民兵与妇女民兵在大会战中“深宵挑灯夜战”。当年三国演义，夜战马超，也是挑灯夜战，现在中国人民有志气，同样可以挑灯夜战，夺取粮食丰收，意义还要重要得多。
在何金水跟前的是青年们挑土的、挖禾的、插禾的、制置鼓风机的，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他们这是做什么？”
“你看这个牌上写“实验田”，”奇伯边说边指着田边插着的小牌。
小牌上写“实验田。土地面积：五分”。
“奋斗目标：平均亩产60万斤。
“实验者：青年民兵连。”
另一幅田也有一个小牌，上写“实验田。土地面积三分。
“奋斗目标：平均亩产60万斤。
“实验者：妇女民兵连。”
“这些年青人天天喊放卫星，亩产几十万斤，你看他们，平时将啲禾苗催谷到壮壮实实。这很好，只有好的禾苗才能达到高产，但是接近禾熟时，就是最近几天开始，他们说是“取经”回来，别的地方先进经验，将各幅田中已经抽穗含浆的禾，移插集中于一幅田内，尽量密插，密到不能再密，这样割禾时，不就可以“高产”了吗？”奇伯说；“对不起，我还是不太明白，第一，将禾移密了，三五分土地，能生出多少谷？第二，这样密插禾也是需要“呼吸”的，不怕局死啲禾？不怕烂秧？第三，啲禾已经快熟、快收割了，这样移动，将它拔起再插，不怕这些禾会死吗？它经受得起吗？”何金水这个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场合下他真的变成“农盲”了。
“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读死书。近日报纸多的是“高产”经验。这些经验一出，四面八方都去“向先进学习”，都争住去“取经”，他们的“高产经验“就是这样，你看他们是学了别人的方法去“种试验田”的。你刚才提出三个问题都不是问题，第一：三五分地，当然出不了“亩产”那么多，但可以按“单位面积”来计算，比如一分地能出6万斤，那该分地不就等于是“亩产60万斤”了吗，三分地的试验田，如果能出个18万斤，就等于亩产60万斤了，当然，要三分地出个十八万斤谷，那真是像“西游记”的神话了；其次，第二，你怕它会局死、烂秧？不必担心，你不见每一幅田，四个角都安上一部大鼓风机吗，鼓风机就是用来使禾通风，不坏秧的；再加上你见到吗，他们也想得到，在插好的禾中，每隔几棵，打横作一排，用竹杆撑住、扎起；再在这些支撑起的禾再打直又作一排扎起。就在被扎起的下面，用鼓风机吹，使它疏风，再加上每天放水，使田中的水流动加快，也是帮助禾“吸气”的一种方法；第三，这些禾已经开始吐浆，如无意外，再过个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割禾了。这样子挖起来，搬过去地一再折腾，我真不知它能不能活。我们世世代代做农民的，那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搬动这些木啊！但愿它们不死，否则今年就惨了，原来的丰收，也变成失收了。全村老老少少，今后靠什么？吃什么？将来孩子们都会张着嘴吧向我们要吃的，我们拿什么来养活他们！”
“但是，就算这样，能达到亩产60万斤吗？”
“连泥秤就可以！”奇伯是贫下中农，是响当当的革命依靠对像，从共产党成立那一天开始，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遣些压迫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革命的依靠对像就是工人、农民，而在农民之中，主要就是在农村中一无所有的贫农及下中农，这些占全国人口百分之80％以上的贫下中农，他们才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因此，奇伯说话可以无所避忌，要讲什么都可以。“连泥秤也要挖地三尺，否则怎能秤出60万斤！荒唐！”他气鼓鼓地说，将个烟斗敲得合合响。
“你不可以给他们提点意见吗？”何金水毕竟还是幼稚，天真地向奇伯建议。
“你以为我无吗？我磨破了嘴皮，他们就是不听，还拿“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来堵着人的嘴吧。“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无错的，是对的呀！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提倡的是实事求是，建设新中国，几时听见他老人家叫我们讲大话，搞浮跨？你看，这些不是浮跨？不是欺骗？就算俾你搞出亩产60万斤，可这样搞法，能实用吗？何况这种搞法根本不能成事，这不是在呃人吗？可你看看，全国都是这么样搞，全国都在“放卫星”，由亩产一万斤到亩产百万斤，都在你呃我，我呃你，互相都在欺骗着全国人民，可全国的人也都在相信，简直是胡闹。”世世代代务农，耕田是他唯一赖以维生，耕田也是他唯一擅长的奇伯，在新时代面前，在新环境之下，他给这些与他祖祖辈辈相违背的做法给搞得迷糊了，激怒了，也无可奈何了，唯有拿着他那寸步不离的水烟斗，在叭达叭达地狠命吸着，发泄他那无处发泄的情绪。
“毛主席住得太远了，看不到这里的情形，要是看到，他不气坏才怪！”他在喃喃自语，是在自说自或是在祷告上天，好让上天转告毛主席知到，在他领导下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居住着6万万多人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
第二天一早，老何睁开眼，看清楚这个简单的农村生产大队部用作客房（叫出差干部宿舍）的房间，除了一张只有两个抽屐的办公桌，一张椅之外，只有这张由两块床板拼成的床，就再也没有别的了，他爬起床，撩起了蚊帐，拿了自己带来的口盅、牙刷、手巾，跑出大队部前院的天井，那儿有一口水井，这也是农村的一种必需设备，每家每户都有一口水井。老何就这样三扒两拨地洗完脸、嗽完口，步出大队部。
一出门就呼吸着华南农村的气息，这种气息有禾干草的气味，各家各户煮饭喷出来的炊烟——家家户户都在预备一早吃了饭就开田，整天在田间劳动——，牛屎味以及新鲜空气的混合气息。薄薄的雾笼罩着早晨的农舍，树上的麻雀已经跳来跳去，吱吱喳喳地欢跃着一天的开始，圆圆红红的太阳已经卦在东边的天际。这种纯农村景象虽然对何金水并不陌生，但今天看起来却特别有一种亲切感，于是，他深吸了几下，也做了一些晨间运动来舒展一下筋骨。
何金水在广州出生。那时他父亲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但不久，父亲带着他同母亲与哥哥一起到了澳门居住。从他有记忆时开始，他就在澳门开始他的小学生涯。不过抗日战争开始了，父亲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游击战。也曾被日本皇军捉去拷打、灌水、“放飞机”（一种酷刑），一段时间之后，还好，能活着放出来了。他正式带同全家从澳门返内地。经过两三年东奔西跑地、从粤中、跑到粤北，从珠江三角洲跑到西江，来回抗日游击战。最后，他们回到了乡间。就这样，何金水这个少年时代，就在乡下开始了他“乡下仔”的生活。而那时，父亲仍然在乡间同日本仔打游击，也同乡下的“大天二”周旋。抗日期间国民党的游击队、共产党的游击队（珠江纵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大天二，三种不同的势力都在这一带活动。大概两三年之后，日本仔被打跨了，日本投降了。他们全家回到了广州。
儿童时战争的奔波，以及最后在乡间那两三年的生活，对何金水一生难忘，也是他今后能在农村或任何地方生活的一种锻炼。
他一路漫着步，一边踱到公社饭堂去吃早餐，那已是上午七时，到了公社食堂，见到的都是老的、少的在排队轮候，而青壮年们都已经吃完早餐，开工去了。
“他们也够辛苦，晚上要“挑灯夜战”，日间却一早开工。前一阵子大炼钢铁，现在却要在农业上放卫星，亩产几十万斤。中国人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农民是一个真能吃苦的民族。有那一个国家的农民，能在如此辛苦的环境中，竟能载歌载舞地日以继夜“苦战”！”何金水一边排队轮早餐，一边在脑里盘旋着这一个想法。
“何医生，餐票。”猛听得耳边传来一个少女的声音，原来是一个20出头的姑娘，她是食堂的一位炊事员，一边收餐票，一边出餐，何金水刚好轮到，他掏出了早餐票，给了这位叫阿丽的姑娘。
“今朝食什么早餐？”
“一碗白粥，一个馒头，你是大医院来的大医生，大队长吩咐，免费加你油条一条”阿丽这个年青而又无半点农村姑娘那样害羞的食堂炊事员答厂何金水的话。
“不好，食饭交钱交粮票，这是规定，不能违反，多少钱？多少粮票？”何金水坚持干部落农村的原则，一定要交钱及粮票。
“我只是执行上头的指示，大队长吩咐，只收你正常早餐票，油条是我们大队感谢你下乡来帮助的，请收下我们贫下中农的这份心意吧！”阿丽也不管他要与不要，将馒头、白粥及油条端到他的面前，转身去招待下一位老伯伯了。
油条是4分钱及一两粮票一条，这条新鲜出炉卜卜脆的油条虽是这么便宜，但却体会到农民对医生的那份纯扑的感情。由于规定，凡下乡的一切工作干部，一律要交足定量粮票及钱，因此必须按规定而不能白吃。但是农村人也是有感情的，他们也要用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表示来表达他们的谢意，何金水也只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