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星期一恐心力不至
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贞观政要杜谗邪第二十三》【译文】我常常防微杜渐，禁止谗言和诬陷之事的出现，还是担忧有心力不能照顾到的地方，或者有无法察觉警醒之处。唐太宗以政治家异乎寻常的敏锐眼光，发现历代帝王常常被小人佞人包围，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常常警醒自己，要防微杜渐，在谗言和诬陷之事有可能发生之时，就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阻止朝廷中恶人阴谋的得逞，还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唐太宗作为政治家拥有的过人的观察力和处理事变的能力。
但是，在我看来，唐太宗此言精妙之处还有另外一点: 即他在处理好奸佞小人谗言诬陷之事的情况下，仍常常心怀不安之心。虽然已经殚精竭虑，但是还怕考虑不周；虽然已经尽其所能，但是还怕有不足之处。唐太宗此举一方面属于政治家考虑问题必求周全的本能；另一方面，还在于优秀政治家对外界社会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事实上，今天的许多企业管理者，在这方面非常欠缺，尤其缺少唐太宗“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的能力。即使把谗言扼杀在摇篮里，但由于缺乏更为深远的考虑而自我满足，这就埋下了小人进谗的隐患。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可能把问题考虑和处理得毫无遗漏之处，更何况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优秀的领导在成功地处理谗言诽谤之后，不要自满得意，而是要继续反思是否有不足之处。
星期二近习
人之善恶，诚由近习。——《贞观政要杜谗邪第二十三》【译文】人们品行方面的善恶，确实受到亲近之人的影响。古往今来，中国民间一向以“好人学好事，坏人学不良”，警示要和善人相处，此生活经验也被哲学化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唐太宗此说，无疑与此传统紧密相承。唐太宗此说还有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背景: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和手下大臣谈到自古以来皇帝和贤臣之间的关系时，说当年周成王幼年继位，由于辅佐他的周公和召公都是贤人，所以，周成王受到影响而成为贤明的君主。由此可见，周成王的善良和周围善人的亲密相伴有极大的关系。
而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由于让奸臣赵高成为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受到赵高的影响，胡亥也成了诛杀忠臣、残暴昏庸的暴君。于是，唐太宗由衷地感叹人的品行善恶，受到亲近之人的影响甚为深远。唐太宗贵为帝王，难免有人为了各种目的而投机钻营、阿谀奉承。如此一来，身边亲密者中有小人并不奇怪，这当然应该引起帝王们的戒备。在现代企业中，身为整个团队最高领导的管理者，因为手中拥有令人羡慕的权力，必然有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而亲近。如此一来，如何选取和辨别身边亲近之人，就不再是纯粹私人行为的交往，而是关涉领导者人品德行修养的问题。唐太宗的“人之善恶，诚由近习”，应该可以提供足够的借鉴意义。第一，在团队内部，要亲近品德修养高的员工，疏远品行恶劣者。第二，在人际交往中，尽量多和正直的商人交往，通过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更多的启发。
星期三与善上智之人
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贞观政要杜谗邪第二十三》【译文】智慧一般的人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但是，智慧上等的人自然不会被他人熏染。
唐太宗在谈到与善人相近的重要性之时，曾对臣下提出这样的疑问: 自己年轻的时候只和柴绍、窦诞等人亲密交往，而这些人并算不上正直、诚信、博学的那类人；但是，后来他继承王位的时候，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年轻时候亲密友人的影响而走向邪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此，魏徵回答，虽然太宗年轻时候最亲密的人属于一般人，有可能对太宗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由于太宗本身属于上等智慧之人，所以，无法对太宗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魏徵的谏言，看起来多少有点迎合夸耀李世民聪明绝顶之味道；但是，无论是从魏徵个人品格的刚直不阿，还是唐太宗个人能力卓绝上看，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魏徵此语的确道出了居高位者如何与资质不同人相处的问题。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孔子看来，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而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下的人，无需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魏徵此言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与上智为善并不等于和中智之人断交，而是要和上智之人保持亲密的关系，和中智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星期四好读书
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并在书内。——《贞观政要悔过第二十四》【译文】做人非常需要学问。我以前因为群凶没有平定，东征西讨，亲自主持军务，没有时间读书。近来国家安定，我身居殿堂之上，即使不能自己手执书卷阅读，也要命人读给我听。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纲常，政治教化的道术，都在书内。古人对待读书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 一方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刻苦读书，不仅可以“学而优则仕”，实现个人仕途上飞黄腾达的梦想，还可以获取人格高尚、修养高深的美名。因此，无论是以读书为职业的文人，还是以政治斗争起家的帝王将相，都以好读书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骂的是读书人的迂腐，但是，读书毕竟受此影响而成为无用的代名词。
在这种观念下，读书就属于不食人间烟火者做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事情。因此，以追求功名利禄为目标的部分古人，截然鄙视读书。面对对待读书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何抉择呢？唐太宗认为，“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并在书内”。其实，这种观念并非唐太宗独创，孔子早就说过“不读诗无以言”。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读书逐渐被功利化为一种获取现实利益的工具。唐太宗能够在获取帝王之尊的情况下，依然不忘记读书对人伦教化的作用，其中固然有倡导读书便于统治思想的原因。但是，单以对待读书重要性的认识而言，还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第一，读书有助于人的社会化，即“君臣父子，政教之道”，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教化是社会存在和良性协调发展的基础。第二，读书能够给人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以追求现实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读书，固然有效，但是并不能久远。第三，读书时间的有无在于自己对读书意义的认识，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读书意义的人，才会不断地挤出时间来读书。
星期五悔过
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贞观政要悔过第二十四》【译文】古人说:“不学习就一无所知，碰到事情也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不是空话。反思自己年少时候做事情，感觉不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拥有常人没有的智慧，帝王将相也不可能如同圣贤一般不犯任何过错。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有过失，而是对待过失的态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面对错误，不仅要敢于承认，还应该心悦诚服地改正，这才是衡量一个人心胸是否开阔的重要标尺。但是，碍于面子或者自尊等诸多因素，知错就改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都是很困难的；而对于普天之下地位最为尊贵的帝王来说，能够做到勇于纳谏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如果再让帝王从口中亲自承认自己错了，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唐太宗则用他自己勇于承认错误的行为，向后人证明了他是勇于自省、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的圣明之君。在唐太宗看来，读书学习知识，是人能够立身做事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把读书的功利目的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而追忆自己年轻时代荒废时光，唐太宗大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追悔莫及之痛。其实，如果把太宗后悔年少未有更多时间好好读书，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使用，就无法真正了解唐太宗悔过的真诚，因为这与唐太宗认为的读书直接关系到做人相距甚远。唐太宗在设立文学馆之后，大力召集天下儒学文士，并且让他们轮流在秦王府值日，便于随时和他们交流学习，这样就弥补了因为自己忙于军政事务而无法看书的缺憾，实现了间接读书学习的效果。注重自我反省，多考虑自己是否有过失，把回忆的时间更多地用在检点过失而不是对成功的沾沾自喜上面。但悔过不是打击自己的信心，而是增强对未来的理性认识的基础。
第二周星期一不处嫌疑之地
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须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也。——《贞观政要悔过第二十四》【译文】魏王既然是陛下的爱子，陛下应当让他懂得自己特定的名分，常常保持安全，每件事抑制骄傲奢侈，不要处在嫌疑的位置上。太子李承乾常常做出僭越法令的事情，不受唐太宗的喜爱；魏王李泰很有才能，受到唐太宗的特别器重，太宗特意让他移居武德殿。魏徵觉得此事不妥，便上书给唐太宗。他认为，让魏王住到武德殿，与他自身的名分不相配，不符合规范，会因此招惹别人的嫉妒和谋害，魏王自己也会心怀畏惧。很多管理者成就卓著，具有很大的威望，不知不觉滋生出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符的“非分之想”。这些非分之想如果不及时遏制，膨胀扩展，就会招惹麻烦。身为管理者，始终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切勿做出僭越规范的事情。
星期二直言己过
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贞观政要悔过第二十四》【译文】臣下对于帝王，大多是顺承旨意，说好听的话来取悦帝王欢心。我现在想听听自己的过失，你们都可以直言不讳。“忠言逆耳利于行。”在政治斗争极其惨烈的封建王朝内部，帝王身边臣子无数，但是，真正敢于逆龙意、谏忠言的就十分难得。究其原因，对于谏言者而言，首先要考虑到说出真话有可能招致自身利益的损失，甚至有可能是杀身之祸。对于纳谏者而言，虽然明明知道很多臣子所说的话都属于奉承献媚之言，但是，出于骄纵自满的情绪，往往对于谏言者不理不睬，甚至迫害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