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现代人在繁华富丽的物质文明中，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类本质力量的肯定，在深深陶醉于智慧的无穷创新之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金融危机涤荡下的尴尬和孱弱。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提马克思对工业文明发展的卓越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文明是一本打开了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书，这本书的灵魂就是产业哲学，它的骨骼与内容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人文画卷，那就是城市文化。事实上，马克思对工业文明的认识，已经被当下商业文明再次证实: 一方面，作为工业文明高端成果的代表，商业文明越来越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中令人无法拒绝的诱惑，直面商业文明已经成为当下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主题；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商业文明形态彼此交织、错综复杂的文化图景，使得全球、国家、地区、城市、社区商业生产和活动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如何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实现突围，彻底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中的“城市文化”，让人类创造的商业文明成果不再成为奴役和控制现代人性自由的“异化物”，不仅是当下文化精英、学者需要直面的沉重责任，也是所有商业人士不应该逃避的历史使命。
一种比较时尚而简捷的方式是，直接从西方商业文明成果中挖掘文化资源，然后移植、嫁接到中国大地上，于是，在中国商业市场这个庞大的超市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西方商业文明成果被直接翻译过来。客观地说，这些西方商业文明资源对于中国当下商业生产活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毕竟，西方的商业文明成果是世界公认的一大笔财富。但是，正如中华民族的肤色与西方人差别实在太大一样，西方商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强行移植，必然将切断中华民族商业文明自身的正常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西方商业生产、经营、管理之道，都面临着排异反应的问题。如何在输入西方商业文明新鲜血液的同时，保证中国的这个庞大的商业身躯不出现排异反应，仅仅通过外来文化的移植显然是不够的。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深入、全面地挖掘商业文明历史资源，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排异反应。这里尤其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长期以来，许多人片面地认为中国的商业文明无法与西方国家的相比，认为中国深受农业文明的影响，商业文明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那么发达。其实不然。如果仅仅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的商业文明成就而言，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成就足以和任何民族相媲美。然而，古代丰富的商业文明资源，要么由于我们的自卑，要么因为西方人的傲慢，而被长期搁置冷落。现在，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代厚重的商业文明资源加以挖掘、整理、开发，而商业文明资源绝不仅仅指的是那些纯粹的商业经营管理经验，还包括一切可以支撑起商业文明生产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文明形态胶着缠绕在一起的历史资源，恰恰是中国文明历史资源的一大特色。
通过对历史、政治、管理等各种思想资源的重新解读，不仅仅可以恢复、还原中国民族商业文明的辉煌成果，还可以重新生发、滋生新的思想。同时，把中国商业文明历史资源与西方相似的地方加以比较整合，可以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唐朝史家吴兢所辑纂的《贞观政要》，是古代中国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记载了唐太宗君臣之间政治、制度、人事、教诫、做人等方面的各种道理，是唐代以后历代君王治国的“必修科目”。我们从现代商业管理之道的角度对其加以重新解读，编著了这本《李世民管理日志》，目的就在于上面所说的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发展提供本土的文化资源，实现中国商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成长，而他们竟然浑然不知。因此，要真正了解员工，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时时更新对他们的认识。多用心了解员工的优势和需求，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员工。
星期二期之以远大
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如果用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来勉励他们，用远大理想来要求他们，使他们各有职责，就能施行自己的主张。魏徵的这段话，给管理者提供了三点启示: 一是管理者要培养员工的忠诚意识。忠臣意识最重要的体现便是对组织的归属感。曾有一位丰田汽车公司的退休员工，看到马路上一辆肮脏的丰田车，竟然拿起抹布擦起车来，车主看到了很是惊讶，便询问原因。老员工回答说:“这辆车是我们丰田公司造的，我不允许这么脏的车停在路上。”忠诚意识是从心底里对公司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二是管理者要学会用愿景来激励员工。管理者必须让员工清晰地看到公司的发展前景。发展前景不明确的组织，无法赢得员工的认同。三是管理者要明确员工的职责。如果员工的岗位职责不明确，就无法评估绩效，也不可能实现有效管控。从员工角度而言，不明确自己的职责，相当于工作没有目标，根本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要达到什么成果”——这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吗？身为管理者，首先，要培养员工的忠诚意识；其次，要明确公司的愿景，并向每一位员工宣布；再次，要明确员工的岗位职责。
星期三六正六邪
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用六正来教育引导，用六邪来警示。这样即使不对其严厉，他们也会刻苦励志；不需要规劝，他们也能努力自勉。……贤臣遵行六正之道，不触及六邪之术，所以能使朝廷安定，天下大治。何谓六正、六邪？在贞观十四年（640），魏徵上书唐太宗，言明按照六正去做，就功德千秋；触犯六邪，就会身败名裂。
所谓“六正”: 一是预见存亡得失、防患于未然的“圣臣”；二是虚心尽意、匡正国君错误的“良臣”；三是为国推荐贤才、激励国君的“忠臣”；四是堵塞漏洞、使国君没有忧患的“智臣”；五是奉公守法、谨守职责的“贞臣”；六是直言进谏、当面指出国君的过失的“直臣”。所谓“六邪”: 一是贪图官禄、毫无主见的“具臣”；二是取悦国君、阿谀奉承的“谀臣”；三是阴险狡诈、妒贤嫉能的“奸臣”；四是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的“谗臣”；五是结党营私、颠覆国家的“贼臣”；六是谗谄蔽塞国君、混淆君主耳目视听的“亡国之臣”。无论是国君还是臣子，做事皆需要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上述六正、六邪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呢？现代企业领导需要为员工树立正面的形象，加强正面榜样的引导作用，同时借鉴恶性形象作为反面教材，加强警戒作用。
星期四至公之实
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如果只爱徒有外表并无内才的人，而不为百姓选择好的官吏，有很公允的话，没有很公允的行动，对所爱的人不知道他的恶行，对所憎恨的人就忘记他的优点，只从个人恩怨出发去亲近邪恶奸佞的人，违背公正的原则而疏远忠正贤良的人，那么，即使从清晨忙到深夜，耗费精神，苦苦思虑，想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富强，是得不到的。这段话中魏徵向唐太宗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念: 一是不可“徒爱美锦”。美锦指徒有虚名但无实际才能的人，这些人爱好虚荣、贪图享乐，不做实事，实际上是寄生虫。
他们的存在，只会让百姓有冤难申，让贤能的人无处施展才华。二是有“至公之言”，更要有“至公之实”。许诺过的话没有切实的行动来兑现，无异于践踏诚信，最终将无法取信于民。三是评判人的功过是非要遵循公正的原则。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将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列为第一等功臣，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不服气，唐太宗说:“国家的大事，只在于赏赐与惩罚。赏赐和功劳大小相当，无功的人就会自然退下；惩罚与罪恶相符，干坏事的都会畏惧。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用计谋安定国家的大功。……叔父是朝廷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封赏，只因为不能徇私情就与功勋卓著的臣子同样封赏啊！”作为管理者，首先要启用有真才实学、干实事的人；其次，要言出必行；再次，要论功行赏。
星期五尊师重道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有脚疾，不堪践履，太宗赐步舆入东宫，诏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大见崇重。——《贞观政要.尊敬师傅第十》【译文】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脚有病，不能穿鞋走路。太宗赐他乘坐步舆进东宫，诏令皇太子搀扶他上殿亲自拜见，显得十分尊重。
尊师重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唐太宗为了表示对太子老师的尊敬，特意制定太子接待老师的礼节: 太子出殿门迎接，先行礼拜见老师，老师行礼时太子答礼；进出门让老师先走；老师坐下，太子才能坐；太子给老师写信，前面要称“惶恐”，后面称“惶恐再拜”。在组织中，尊敬老师、上司、前辈等对组织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这种良好的习惯有助于组织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尊重老师意味着重视知识，后进者怀着尊敬的心情向前辈请教、学习，必然能获得更多的指点和帮助。其次，这种良好的习惯会形成一个人人都乐意分享的组织氛围，向他人传授知识可以得到他人的尊敬，传授者得到鼓舞，就会乐意将更多的经验和知识与众人分享。在组织内部营造尊师重道的氛围: 尊敬每一位分享知识的人，奖励分享知识的人，让他们的付出与收获相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