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自己的创作个性，这是使得他能够区别于同时代、同民族、同地区、同社群的其他作家，而表现出自己独特风格的原因。库柏指出：“个人风格（即风格的主观因素）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或内核。冶于一、创作个性形成的原因对于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我国古代文论家们谈得很多。他们一般是从作家个人的气质上着眼，而且认为气质是先天形成的。王充在《论衡》里说：“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冶；“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冶这就是说，人的形体和性情，都是由气生成的，而这个性，则禀之于天，也就是说，一切皆由天生。王充的理论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关于气的说法，却不是始于王充，而是由来已久。就哲学上说，孟子早就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冶医学上，《内经·生气通天论》说：“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淤《文心雕龙·通变》，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第519页。
于转引自王元化：《文学风格论·跋》，《文学风格论》，第82页。
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冶可见这是中国古代人的共同见解。但正式把气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冶但这里把创作个性完全看作先天的，认为文是因气而成，勉强不来的。他还没有把问题引向深入。
刘勰则论述得比较全面。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冶这里，把创作个性的成因从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来考察。才是才能，气是气质，这是先天的禀赋；学是学养，习是习染，属于后天的教养。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教养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人的才性，即创作个性，这创作个性体现在作品中，就成为艺术风格。所以艺术风格是翻不出创作个性的特点的，“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冶。因此，我们要分析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就要去研究创作个性的特点。
二、创作个性的发展与艺术风格的变化
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既然不全由先天决定，而同时有后天的学养与习染的关系，那么，随着后天环境的转换、思想的变迁，创作个性必然有所发展，随之，艺术风格也必然有所变化。
鲁迅青年时代的作品与后来的作品在风格上就很不一样。如写于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不但题材富于异国情趣，而且情调高昂，色彩瑰丽，很富于浪漫气息。这一方面是受了当时风气的感染：“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冶淤；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思想认识有关：他想大声疾呼，来唤起国人的觉醒。后来，他经历得多了，知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冶；并且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冶所以他认为：“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冶于随淤《集外集·序》。
于《坟·娜拉走后怎样》。
着思想、性情的改变，鲁迅作品的艺术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浪漫主义的慷慨悲歌，变为现实主义的深沉的解剖。鲁迅后期虽然仍有火一般的爱国热情，但已热得发冷，成为不见火焰的白热。
曹植作品的风格，前后期变化也很大。曹植少小聪明，才华出众，深得父亲曹操的喜欢，因而他生活得自由、舒适，而且政治上很有抱负，对前途充满憧憬，反映在作品中，风格热烈、明快。“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冶真是有些少年得志的味道。但到曹丕当权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曹植成为曹丕的眼中钉，处处受到打击、迫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冶因为他终日处于苦闷、忧愁之中，不复有早年的欢乐，写出来的诗歌也变为哀伤、悲愤的格调：“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冶“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冶艺术风格的变化，不仅同作家、艺术家思想、情性的变化有关，而且也是他们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是一个风格多变的画家，他一生经历了许多时期：蓝色时期、玫瑰红时期、立体主义时期、古典主义时期，等等，这虽然与他生活环境的变化有关，但也是他在艺术上不断地追求和创新的结果。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求索者。
三、风格与人格
既然艺术风格取决于创作个性，那么，要使自己的作品有好的风格，就必须陶冶性情，锻炼人格。艺术家们历来都很注意伟大人格的培养。郎加纳斯说：“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爷。冶淤罗丹说：“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冶于鲁迅有句名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冶盂当时有些人缺乏革命的思想意识，但却自称革命文学家，写的是“革命文学冶，鲁迅就告诫道：“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爷冶榆，“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冶虞傅雷则认为，要做一个好的表演艺术家，也必须心灵纯洁，“不是纯洁到明镜一般，怎能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冶所以他要求身为钢琴演奏家的儿子，做“一淤《论崇高》，《西方文论选》上卷，第125页。
于《罗丹艺术论》，第4页。盂《而已集·革命文学》。榆《而已集·革命文学》。
虞《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冶淤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那就是文人无行，弄虚作假。例如，西晋的诗人潘岳，写过一篇《闲居赋》，格调高雅，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淡于利禄，忘怀功名的人，而实际上他却趋炎附势，对当权的贾谧，望尘而拜，人格十分卑下。但矫情总是不能持久的，伪装也迟早要拆穿，这样的作品最后不但不能感动人，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后人元好问就有诗讥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冶于如何进行人格修养？我国古代儒家是主张内省式的道德修养，所谓“吾日三省吾心冶，宋元理学家进一步讲心性之学，但却培养出一批表里不一的虚伪人物，李贽所批评的，吴敬梓所讽刺的，就是这种人。也有些人主张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要去接受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教育，说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但是这种理论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教育者本人是怎样受教育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认为，人只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来改造自己。他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冶盂实践的哲学观点是正确的。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提高人格修养；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才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