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园追忆》
这小子被叫作瑞典佬。战争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他在我们纽瓦克一带已是大名鼎鼎，甚至对刚从老王子街犹太区迁来的成年人来说也不例外，实际上这些人还未完全美国化，对高中球星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太在意。这瑞典佬名字有魔力，长相也不一般。我们国立高中虽以犹太人居多，却没有谁有一丁点像他那样尖尖下巴，金发碧眼，有一张维京人的呆板面孔。这就是塞莫尔·欧文·利沃夫，他降生在我们中间。
瑞典佬是橄榄球队的边锋，篮球队的中锋，棒球队的一垒手，篮球队还两次夺得市里的冠军，他是主要得分手。虽然瑞典佬很行，但这些运动队的命运对学生关系不大，他们的长辈大都没受过什么教育，终日操劳，只把学业上的成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尽管身着运动服、按官方规则进行比赛、对犹太人也没什么伤害，这种身体上的冲撞仍不是我们社区获得乐趣的传统源泉——只有学业上的进取才是。然而，只是由于这瑞典佬，我们这个社区才进入了一种关注自我、关注世界的幻觉，一种各地球迷共有的幻觉：几乎像基督徒（他们想像中的基督徒）那样，这些家庭竟然忘记身在何处，却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最根本的是——忘记了战争。
瑞典佬利沃夫受到抬举，在威克瓦西犹太人家里像太阳神般被供奉，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德日战争的恐惧。瑞典佬在运动场上的不屈表现，给那些因再也见不到儿子、兄弟、丈夫而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怪异的、产生错觉的支撑力，使他们进入一种瑞典式的天真状态，获得爽快的解脱。
由于每次倒钩球、过人跃起争球、掷出平直球和左外场双杀而获得的这种赞美、这种圣化怎样影响了他？就是这些使他成为一个稳重的、面无表情的男孩？或这看似成熟的冷静只是一种外在表现，他在内心激烈地压抑着整个社区对他的爱给他造成的自恋？高中拉拉队为瑞典佬捧场不同于为鼓舞球队的士气或为观众提神的喝彩，这是只为他一人的有节奏的跺足礼，是对他货真价实的、尽情展示的完美的狂热，每当他在篮球赛中抢到篮板球或赢得一分，在橄榄球赛上推进一码或截住一人，体育馆里就掌声如雷，喝彩声掠过市露天运动场，甚至在欧文顿公园少有观众的国内棒球赛上，虽没有拉拉队急切地跪在场边，哪怕瑞典佬上来只击了一球或在一垒就被自然杀出局，你也能多少听到一伙威克瓦西铁杆球迷在木椅上对他呐喊助威——喝彩声由八个音节组成，其中三节是他的名字，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特别在橄榄球赛时，每重复一次速度就更快，直到狂热崇拜顶峰，一阵裙摆飞扬的侧手翻如爆破般袭来，十名强健的小拉拉队员身着橘黄色体操服的身影在我们惊奇的眼前像焰火般闪烁……不是爱你或者爱我，而是爱了不起的瑞典佬。“瑞典佬利沃夫！押韵‘爱你’！……瑞典佬利沃夫！押韵‘爱你’……瑞典佬利沃夫！押韵‘爱你’！”
是啊，他人见人爱。糖果店老板对我们其他人吼道：“嗨你不行！”或“小孩滚出去！”；对他却尊敬地称：“瑞典佬。”父母们微笑着亲切地叫他“塞莫尔”。街上唧唧喳喳的女孩们在他经过时总夸张地表现出对他的倾慕，胆大的还会在他身后大叫：“回来，利沃夫，我的心肝！”而他对这一切却习以为常，满载着这些爱在社区四下游逛，显得满不在乎。这些纯粹的、又无可指责的偶像崇拜般的谄媚言词可使我们其他人心乱神迷、大做白日梦。而瑞典佬则不同，强加在身上的这些爱似乎剥夺了他的感情。众人在这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希望的象征——是力量、决心和极力鼓起的勇气的化身，这可使我们高中的参战军人从中途岛、萨勒诺、瑟堡、所罗门群岛、阿留申群岛和塔拉瓦环礁毫发无损地平安归来——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聪明和嘲讽干扰他尽职的可贵天赋。
对瑞典佬这种男孩来说，聪明和嘲讽就像挥球棒时多余的甩动。嘲讽对人也是一种安慰，除非你一心想成为圣人，那另当别论。也许这就是被他压抑的个性，也许它还处于睡眠状态，或者更可能是，他什么都没想。他的超然态度和对作为毫无情欲的施爱对象表现出的被动，使他显得即使不算神圣，也很出众。他比学校里其他所有人的品性更高贵，这让他名垂青史，成为历史的一种象征，靠的是一种激情。那不是因为他打破威克瓦西篮球队的纪录——与巴利格队交手时得二十七分——而是因为一九四三年极其惨淡的一天，当时五十八架空中堡垒被纳粹德国战斗机击落，两架被高射炮射中，另有五架在轰炸完德国飞回英国海岸后坠毁。
瑞典佬的弟弟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杰里·利沃夫，骨瘦如柴，小脑袋，头脑灵活得有点过分，长得像甘草根似的。他在数学上有点奇才，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毕业班致辞代表。杰里和谁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关系，多年来却以他专横、暴躁的方式对我保持兴趣。这便是为什么我从十岁起就和他缠到一起，常被他在乒乓球上打败。那还是在温得穆尔街和克尔街的转角处、利沃夫家独门小院精巧的地下室里——“精巧”一词指的是铺着多结松木嵌板，很有点家的味道，而不像杰里认为的那样，是了结一个男孩的合适地方。
杰里在乒乓球台上的进攻性表现出的爆发力远远超过他哥哥在任何运动项目上的作为。人们聪明地将乒乓球的尺寸和形状设计得不会打出你的眼球。不然，我才不会到杰里·利沃夫家的地下室去玩呢。要不是想有机会可以向人们吹嘘自己对利沃夫家了如指掌，谁也不可能把我拖进那地下室，那里除了一只小木拍，什么防身武器都没有。要论伤人没有比乒乓球更轻的东西，但杰里击起球来心里想的肯定是如何置人于死地。我以前竟未想到他的这种暴力展示与他身为瑞典佬利沃夫的同胞兄弟有什么关联。既然我想像不出有比做瑞典佬的兄弟更好的事——除非做瑞典佬本人——我也体会不到对杰里来说很难想像有比这更糟的。
我不敢到瑞典佬的房间去，只是从杰里房间出来上卫生间时往里看过。他的房间就在房子背面的屋檐下，不很显眼，斜面的天花板，开着天窗，墙上挂满威克瓦西队旗，恰如我所想像的典型男孩子的房间。从朝向草坪的两扇窗户可以看到利沃夫家的车库，瑞典佬上小学时冬天常在那里练习击球，他把棒球吊在梁上，让它晃荡——这大概是从约翰·R.土尼思的棒球小说《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中得来的灵感。我一眼就看到瑞典佬床头的书架上摆着那本书和土尼思有关棒球的其他书籍，如：《铁公爵》《公爵的决心》《冠军的抉择》《骨干小子》《年度的新手》，都按字母顺序用两只铜书立夹住，那是成人仪式纪念物——罗丹“思想者”雕塑的小型复制品。我随即就到图书馆借来所能找到的土尼思有关棒球的书籍，从《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开始读。对孩子来说，这书虽严肃但扣人心弦，简单生硬却直截了当、高贵厚重。书中讲到一个名叫罗伊·图克尔的男孩子，干净利落的投球手，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山区。父亲去世时，他才四岁。到他十六岁时，母亲又离开了人间。为帮助祖母维持生计，他白天在自家农场干活，晚上到镇上的“南大街麦肯兹杂货店”打工。
这书出版于一九四〇年，书中的黑白插图多少有点表现主义的夸张变形，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解剖学技巧，精心地描绘出男孩生活的艰辛。还是早在棒球运动被成千上万球迷发扬光大之前的一个简单的关于世俗命运之谜的故事。当时各主要球队的队员看起来不像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倒像面黄肌瘦的苦力，画上似乎有点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苦行僧味道。大概每十页左右就简洁地描绘了故事中的戏剧性场面：“他要加劲了”，“不公平”，“纳热尔一瘸一拐地回到休息室”等。一张空白页上用浓重的灰色墨水清晰地勾勒出一个骨瘦如柴、若隐若现的球员轮廓，犹如这世界上最可怜的孤魂野鬼，与自然和人类都隔离开来，或者将他瘦削的身影在球场草地上拉得老长，像只毛毛虫。他身穿球服也毫无迷人之处，戴着手套的双手像爪子一般。一幅接一幅的图片清楚地表明：在大联盟打球，尽管很威风，也不过是另一种劳神费力、报酬不多的苦差。
《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这书名可以改为《托姆金斯韦尔的羔羊》，甚至可以叫做《从托姆金斯韦尔走向屠宰场的羔羊》。在男孩从最开始的球队耀眼新秀堕落到布鲁克林道奇俱乐部末名小卒的生涯中，每一次胜利都附带失意的惩罚或意外的打击。这孤独思乡的男孩和道奇队老练的接球手德夫·利奥纳德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坚固的依附关系，后者成功地教会他在联盟球队打球的方法，并以“面罩后那双坚定的褐色眼睛”耐心教他如何进行无安打球赛[1]。但这种关系在进入赛季六个星期后就被粗野地破坏了，棒球老手一夜间被俱乐部除名。“有种速度在棒球界无人提及：那就是球员身价涨跌的速度。”当这小伙子连续赢得十五场比赛（这位新手的纪录没有哪个联盟的投球手能打破）后，在细雨中被刚赢得巨大胜利、纵情狂欢的队员意外地撞翻在地。肘上的伤整个秋季未愈，使他无法再投球，那年剩下的日子就只好呆坐一旁当替补击球手，只因他在本垒上的实力。过了飞雪的冬天，他回到康涅狄格，白天在农场干活，晚上还是到杂货店打工。他名声很响，又成了祖母的好孩子。他刻苦地坚持锻炼，按德夫·利奥纳德的话（“总想将右肩下垂向上摆动是致命的弱点”）去做，努力保持手臂摆动的水平高度。男孩在谷仓外用绳吊着球，寒冷的冬天一大早就用他“心爱的球棒击打”，直到浑身冒汗。“啪……”击打在球上，发出清脆动听的声音。到下个赛季，他已准备好回到道奇队当个动作敏捷的右外野手，在第二垒就使击球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像一员猛将带领球队拼搏到底。在赛季的最后一天与巨人队的比赛中，才到一半对方已遥遥领先。男孩激起道奇队员的勇气，大家奋力反攻，在延长赛的最后，两人出局，只剩两人的情况下，他大胆冲刺、领头跑垒，力挽狂澜，使道奇队终于反败为胜。他拼死一搏、飞身接球，撞到中外场围栏上，以惊人的技巧把道奇队送入世界职业棒球联赛。而他自己则“在右野深处绿色的草地中央痛得翻滚”。土尼思最后写道：“薄暮降临到球员的身上，降临到蜂拥而出的观众身上，降临到用担架抬着毫无知觉的躯体穿过人群的几个人身上……只听啪的一声惊雷。球场骤然下起暴雨。”下来了，下来了，一声惊雷，男孩们的《约伯记》就这么结尾。
我那时才十岁，从未读过类似的东西。生活多么残忍，多么不公道，我简直不敢相信。道奇队里该遭谴责的是拉兹尔·鲁根特，一个重要的接球手，同时也是个酒鬼，性情粗暴的家伙，只知以强凌弱，对男孩嫉妒得要命。然而不是拉兹尔被人用担架“毫无知觉”地抬下场，而是他们中最优秀的球员，这个被称做“男孩”的农场孤儿。他谦虚认真、纯朴忠诚、天真可爱。他勤奋刻苦、和蔼可亲、勇气十足，是一个前途无量的运动员，一个风流倜傥、一丝不苟的小伙子。不用说，我把瑞典佬和男孩看成同一人，真想不通瑞典佬怎么能读这本使我几乎落泪、整夜失眠的书？我若有勇气和他讲话，一定得问问他是否认为书的结局指男孩完蛋了，还是有可能东山再起。“毫无知觉”一词使我感到恐怖。男孩在这一年最后的接球时丧命？瑞典佬知道吗？他关心吗？他是否想过灾难既然能将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打倒，也会将伟大的瑞典佬打倒？或者这本书不过是有关一个可爱的球星遭到粗野对待和不公正惩罚，关于一个极有天赋、完全无辜的人，其最严重的错误也不过是常常将右臂下垂再摆动起来而已，却被惊雷怒吼的上天无情摧残？——只是放在他“思想者”书立之间的一本普普通通的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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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街是富裕的犹太人居住区，说富裕是指他们比大多数家庭看起来富。大多数犹太人住在租来的两三家，甚至三四家合住的房子里，放学后我们总是去那里的砖造门廊玩耍：掷双骰子、玩二十一点、打街头棒球，直到廉价的橡皮球被无情地击打在阶梯上，球缝突然爆裂开来为止。还在繁荣的二十年代早期，莱翁农场就被两旁种着洋槐树的街道纵横交错地分隔成一块块，战后到纽瓦克的第一代犹太移民重组为一个社区。这种灵感主要来自美国生活的主流意识，很少模仿他们出生在王子街一带贫穷的第三区、重建波兰犹太人小村落的讲意第绪语的父辈。克尔街的犹太人已有像模像样的地下室、遮阳的走廊和石板阶梯，似乎房屋正面就表现出这些大胆先驱者对美国化形式的渴求。利沃夫一家是先锋中的先锋，他们赐给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瑞典佬，一个我们想要的、同其他美国人相差无几的男孩。
提起利沃夫一家，作为父母的娄和西尔维娅看起来一点不比我那出生于泽西城的犹太父母更美国化，也不比他们更有涵养、更会讲话或更有知识。这恰恰更令我惊讶。除了那幢在克尔街的独户院落，我们之间差距不大，并不存在像我从学校学到的那种农民与贵族之间的区别。利沃夫太太和我母亲一样，是个喜爱整洁、举止无可挑剔、相貌姣好的主妇，特别顾及大家的感受，总能给她儿子们自信。她和那个年代许多妇女一样，做梦也未想过要摆脱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从母亲那里利沃夫两兄弟继承下来修长的体型、漂亮的头发。尽管她的头发更红，有点鬈曲，依然娇嫩的肌肤上有些雀斑，她也不像他们一样有与雅利安人惊人相似的特征，在街头的人群中也不像他们看起来好像遗传上的变异。
他们的父亲不过五英尺七或八英寸，一个手脚像蜘蛛般细长的人，比我那个将焦躁遗传给我的父亲脾气更糟。利沃夫先生在犹太贫民区长大，他们这些缺乏教育的犹太父亲有意识地促成了勤奋好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下一代，对这样的父亲来说，一切事情都是铁定的责任，只有正确或错误，没有折中的方法。他们的野心、偏见和信仰都难以更改，因为他们仔细想过一切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容易逃避。这些精力充沛却能力有限的人既容易交友，又容易厌烦。在他们看来，人生最严肃的事情就是不管一切往前走。作为他们的儿子，我们应尽的职责就是去爱他们。
我父亲是脚医，多年来他的诊所就是我们的客厅，他挣的钱刚够维持生计，而此时的利沃夫先生则靠制造妇女手套富裕起来。他的父亲，也就是瑞典佬的祖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故国来到纽瓦克的。当时他能找到的工作是在石灰桶里鞣制刚剥下来的羊皮。他是和纽瓦克最粗野的斯拉夫人、爱尔兰人，以及意大利移民一道干活的孤独的犹太人。鲁特曼街的那家制革厂属于专利皮革大亨T.P.豪威尔，是城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加工和生产皮革制品的企业。皮革生产中最重要的是水源，皮料在大水桶里翻滚，脏水不断流出，成千上万加仑的冷水、热水经过管道涌进涌出。有好的水源就能酿造啤酒和制革，所以纽瓦克两样齐全：大型酒厂和大型制革厂，而对移民来说，就有干不完的潮湿、臭烘烘的苦活。
他儿子娄，也就是利沃夫的父亲，十四岁时就辍学到制革厂干活，帮助维持九口人的大家庭的生计，他不仅能熟练地在染料上用扁平的硬刷将羊皮染色，还会对皮料分类定级。制革厂兼有屠宰场和化工厂两种臭气，总在浸泡熬煮肉类和对皮料拔毛去脂。夏天鼓风机昼夜不停地对悬挂的成千上万张皮子进行烘干，低矮的烘干房里温度高达华氏一百二十度[2]，摆着巨大木桶的房间里像洞穴一样昏暗，满地都是泔水，野人似的苦力们身穿厚重的围裙，手拿铁钩和棍棒，把满载的大车推来拉去，将水淋淋的皮料绞干挂起。在十二小时一班的劳作中，他们被迫像牲口一样忙个不停。这里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红色、黑色、蓝色和绿色的染料水泼洒一地，碎块的皮子到处都有，地上尽是油洼、盐堆和大桶的溶剂。这便是娄·利沃夫的“高中”和“大学”。令人惊讶的不是他变得多么粗野，而是他有时依然能表现得那么文雅。
他二十几岁就从豪威尔公司毕业，带着两个兄弟成立了一家生产鳄鱼皮包的小公司，替R.S.所罗门公司加工。所罗门公司是纽瓦克的科尔多瓦革[3]之王，居于鳄鱼皮制造业首位。有一段时间，这一行业似乎要繁荣起来，但大萧条后，这公司还是衰败了，三个忙碌大胆的利沃夫兄弟也破产了。几年后，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开张，娄·利沃夫自己干，买些次等皮货，如劣质的手提包、手套、皮带等，周末在手推车上卖，晚上则挨家挨户推销。唐内克区位于纽瓦克最东边的半岛似的突出地域，每一批新移民都将它当做刚来时的立足之地，东面和北面的低地被帕塞克河隔开，南面又以盐碱的沼泽为界。那里的意大利人在故国时就会做手套，他们开始在家里帮他计件加工。他提供皮料，让这些人剪裁缝制成手套，自己再去推销。战争爆发时，他正带着一些意大利家庭在西市街的一个小阁楼里缝制儿童手套。生意不好，赚不到什么钱，直到一九四二年妇女救护队意外地下了一笔大订单——一种黑色有衬里的羊皮手套，情况才突然大有好转。他租借了一家旧伞厂，那是在中央大道和第二街交界处被烟熏黑的一大幢四层楼的砖瓦房。很快他就全买下来，还将顶楼出租给一家拉链公司。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手套，每隔两三天就来一辆货车运走。
特别值得庆贺的一桩买卖是与班贝杰公司做成的，比政府的那笔订单还重要。只因娄·利沃夫与路易斯·班贝杰之间一次难得的会面，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打通了班贝杰这条渠道，成为优质女士手套的主要生产商。双方在为市议员梅耶·艾伦斯坦举行的宴会上凑到一起。艾伦斯坦先生从一九三三年就开始担任市议员，也是唯一做过纽瓦克市市长的犹太人。一些班贝杰公司的高层人物听说瑞典佬利沃夫的父亲会到场，就赶来祝贺他儿子被《纽瓦克新闻》选为全县篮球明星。娄·利沃夫意识到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遇，可以清除所有障碍、直达巅峰，他厚着脸皮，在艾伦斯坦的宴会上把自己介绍给了传奇人物班贝杰。此人是纽瓦克信誉最高的百货公司的老板、有名的慈善家，他还给市里捐献了一座博物馆。对当地的犹太人来说，这位权贵的重要性不亚于与罗斯福总统有亲密关系的贝拉德·巴拉奇[4]对全国犹太人的影响。据私下的传言，班贝杰只是和娄·利沃夫握握手，最多问了他几分钟有关瑞典佬的事，利沃夫却斗胆直言：“班贝杰先生，我们质量好，价格也公道，为什么不能把手套卖给您的顾客？”不出一个月，班贝杰公司便来了订单，第一次就要五百打。
到战争结束时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已是大名鼎鼎（在很大程度上也靠瑞典佬利沃夫的体育成就），是纽约州格拉威斯维尔南部最负盛名的妇女手套品牌之一，那里是手套业的中心，娄·利沃夫用火车将皮料通过富尔顿维尔运去，由最好的制革厂加工。十年后，也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在波多黎各也有了分厂，瑞典佬本人成为年轻的董事长。他每天早上从纽瓦克西边的家中乘三十多英里的车到中央大街上班，在经过城郊时可以看到早期移民居住区，那是在莫里斯镇前面居民很少的山丘地带一百英亩大的农场上，在富裕的新泽西旧里姆洛克乡村，离祖父利沃夫在美国开始从事皮革行业的厂房很远，他当时用巨大的石灰桶把真皮泡涨两倍后，再刮去橡胶一样的肉脂。
瑞典佬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从威克瓦西毕业的当天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急于参加结束这场大战的战斗。有谣传说他的父母疯了似的、竭尽全力劝他退出陆战队参加海军。即使他克服了海军陆战队里声名狼藉的反犹太主义，他还想从进攻日本的战役中活下来？但瑞典佬不可能被人劝阻，而不去接受这种男子汉的爱国主义挑战，这是他在珍珠港事件时私下为自己定的目标。既然他高中毕业后国家还在参战，就要争做勇士中最勇敢的人。他刚结束在南卡罗来纳帕里斯岛的新兵训练。据说那批陆战队员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攻击日本海滩，然而原子弹早就投到广岛。结果是瑞典佬只好作为“文体技术兵”，将余下的军旅生涯全在帕里斯岛度过。他每天早饭前为全营领做半小时健身操，每周几次为招待新兵安排地下拳击比赛，大部分时间则为基地与南部各武装部队进行的球赛出力，冬天打篮球，夏天玩棒球。他在南卡罗来纳驻扎了大约一年，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姑娘订婚，其父是一名陆战队的少校，曾当过普渡大学足球队的教练。他给瑞典佬提供轻松的教练工作，为的是留住他在帕里斯岛打球。在瑞典佬退伍前几个月，他自己的父亲到帕里斯岛待了一星期，住在贝福特的旅馆里，离基地很近。直到瑞典佬与邓尼伟小姐的婚约解除后他才走。一九四七年瑞典佬回家后进了东奥兰治的乌普萨拉学院，二十岁时已有个非犹太人妻子，无牵无挂，最耀眼的是他曾做过一名犹太人陆战队员。还值得骄傲的是他当过新兵训练员，那是在世界上最残酷的军训基地啊。陆战队员由新兵营造就，而塞莫尔·欧文·利沃夫则帮忙训练过他们。
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为中学的走廊、教室，到处都充满着他的神话，我那时还是这学校的学生。我现在还记得每年春天总得两三次到东奥兰治的维京运动场看乌普萨拉棒球队在星期六的主场赛。他们的球星就是第四位击球员兼一垒手瑞典佬。在一场迎战姆哈伦贝格队的比赛中打出了三个本垒打，每当我们发现看台上有个人身着套装、戴着帽子，就会相互低声讲：“童子军！童子军！”我毕业上大学后，一个仍住在附近的伙伴告诉我，双巨人俱乐部曾给瑞典佬一份合同，可他拒绝了。最后他进了父亲的公司。后来我从父母那里了解到瑞典佬与新泽西小姐结婚，新娘在大西洋城竞选一九四九年美国小姐前还获得联盟县小姐以及乌普萨拉的春天女王等称号，是来自伊丽莎白的非犹太人姑娘——多恩·德威尔。他真的如愿以偿。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到纽约的一个晚上，外出看大都会队与太空人队的比赛。当我和朋友在体育场外转来转去寻找入口处时，看见瑞典佬，比当年看他为乌普萨拉队打球时老了三十六岁。他身穿白衬衣，系条纹领带，炭灰色夏装，依然非常英俊。金发比以前稍许暗淡一些，但还是那么浓密，不像以前剪短，而是遮住耳朵直到衣领。这套衣服很合身，他看起来比我记忆中穿各种运动装时个头更高、身材更清瘦。和我们一道的那位女士最先注意他，她问道：“那人是谁？是……是约翰·林德塞？”我说：“天哪！你们知道那是谁？是瑞典佬利沃夫。”我告诉朋友们，“那是瑞典佬！”
一个身材精瘦、头发漂亮、大约七八岁的男孩和瑞典佬走在一起，这个戴大都会队球帽的小家伙正用力击打他左手吊着的棒球手套。很显然两人是父子，不知因为什么事正开心地大笑。我上前自我介绍：“我在威克瓦西认识你兄弟。”
“你是祖克曼？作家？”他答道，用力地握着我的手。
“我是作家祖克曼。”
“啊，杰里的好伙伴。”
“我想杰里不会有太好的伙伴。他交友时太精明，常在你家地下室玩乒乓球时把我打得一败涂地。在乒乓球上打赢我对杰里很重要。”
“啊，你就是那小子。妈妈常说：‘他来我们家时很乖，很文静。’你知道这是谁？”他对男孩说，“这家伙写的那些书，内森·祖克曼。”
男孩迷惑不解地耸耸肩，咕噜了一声：“嗨。”
“我儿子克里斯。”
“这些是我的朋友。”我挥挥手介绍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人。我对他们讲：“这是我们威克瓦西高中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三项运动真正的艺术家。打一垒就像赫南德兹……想想吧。平直球双杀击球员，你知道吗？”我对他儿子说，“你爸是我们的赫南德兹。”
“赫南德兹是左撇子。”他答道。
“对，那是唯一的区别。”我对这直言不讳的小家伙说，然后对他父亲伸出手，“瑞典佬，见到你真好！”
“我也是。放松点，跳级生！”
“代问你兄弟好！”我说。
他笑了。我们分手后，有人说：“啊！威克瓦西高中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叫你‘跳级生’！”
“我知道，我不敢相信。”我甚至有些和以前那次一样感到很荣幸被他注意到。那还是我十岁时，瑞典佬和我变得如此亲近，连我在运动场上的绰号都知道。我有这个绰号，只因我在小学时曾跳了两级。
第一局到一半时，与我们同来的女士转过头对我说：“你刚才应看看自己的脸色，你只差告诉我们他就是宙斯了。我看到了你孩童时的模样。”
下面这封信是我的出版商在一九九五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几周转给我的。
亲爱的跳级生祖克曼：
首先我对这封信将给您带来的不便致歉。您可能不记得我们在希尔体育场的那次会面了。我当时带着大儿子（现在已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您和几个朋友也来看大都会队比赛。那是十年前的事，正处于卡特—古登—赫南德兹[5]年代，您仍然来看大都会队比赛。而现在您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来信想问您是否愿意什么时候和我面谈一次。若您允许的话，我将无比荣幸地在纽约请您共进晚餐。
我斗胆请您是因为父亲去年去世后我想到的一些事。他活了九十六岁，争强好胜直到最后一刻，这更使大家不愿他离去，尽管他年事已高。
我很想谈谈他和他的一生。我在为他写点颂词，准备私下出版送给朋友、家人和生意上的熟人。大多数人认为我父亲不可战胜、麻木不仁，还脾气暴躁。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难受。
请放心，若您没有时间回信我也能理解。
致礼！
一九四五年威克瓦西高中的塞莫尔·“瑞典佬”·利沃夫
要是其他什么人来和我谈为他父亲写颂词的事，我会祝他好运，然后自己躲得远远的。但有一些理由驱使我当即就回信表示愿意效劳。第一条就是瑞典佬利沃夫想见我。也许有点可笑，进入老年了，见到他在信末的签名，满脑子还涌现出他在场上场下的情景。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魔力依然不减。记得那一年瑞典佬首次同意加入球队，我自己每天都到运动场看橄榄球训练。他在篮球场上已是高分勾手投篮的好手，没人知道他在橄榄球方面也同样神通广大，直到有一天教练孤注一掷，逼迫他上场。我们这个曾在市联赛中输得一塌糊涂的球队一次、两次，有时甚至一场中三次触地得分，大家都把球传给瑞典佬。五六十个小伙子站在场边观看他：头戴皮盔、身穿褐色运动衫，上面有橘黄色的11号数字，正为大学队与大学预备队的比赛卖力。大学队的四分卫左撇子拉文索一次次地传球（拉——文——索传给利——沃——夫！拉——文——索传给利——沃——夫！这有节奏的叫喊总能将我带回瑞典佬的鼎盛时期），而大学预备队的队员全线防守不让瑞典佬每次都得分。我已六十多岁了，看法已与少年时不完全一样，但那时的幻觉从未完全消失。如今我依然忘不掉瑞典佬：被人推拉、压倒在地，喘不过气来，慢慢爬起，用力摆脱纠缠，抗议似的抬头望着暗淡下来的秋季天空，发出悲怜的叹息，毫发无损地走回混战的人堆。他得分时，是一种荣耀；而被人揪抓、压在地上，只是站起身来摆脱了事，则是另一种荣耀，哪怕是在混战之中。
终于有一天我也享受到这荣耀。我在十岁以前从未有过了不起的事，和场外其他人一样。要不是由于杰里·利沃夫的关系，瑞典佬也不会注意到我。杰里近来有点把我当做朋友，虽然我难以相信，瑞典佬肯定注意到我常在他家转悠。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天色已晚，他接过拉文索的一个传球后被大学预备队的全体队员压在地上，教练急忙吹哨宣布结束比赛。瑞典佬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肘，一瘸一拐地跑下场来，看见我和其他男孩在一块，他对我嚷道：“跳级生，篮球从不像这样。”
这尊球神（他自己才十六岁）把我一下子带进运动员的天国，被崇拜者认可了崇拜者。当然，球星和影星一样，每个崇拜者都向往与他们有神秘的、私人的关系，而这却是由球星中最质朴的一员当众宣布的，并且是在一群竞争激烈、突然又鸦雀无声的男孩子面前。那次经历令人难忘，我万分惊讶，脸刷地红了，那周其余时间我大概什么都顾不得去想。他装出的可怜相，男子汉的慷慨大方，王子般的风度，以及球星的自我赏识，这些东西他太多了，可以随便分一点给观众。他的慷慨征服了我，使我飘飘然，因为这和我的绰号也联系起来。重要的是这在我心中扎下根来，成为一种象征，比他的运动天才更可贵：这是一种表现他“本色”的天才，也是一种特异的包容一切的能力，而且有一种声音和微笑，即使偶尔表现出优越性也毫不影响。那是一种自然表露的谦逊，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障碍，他似乎从来不必奋力去开辟一块自己的天地。现在虽已成年，我还是认为自己不是唯一在充满爱国主义的战争年代热心于完全美国化的犹太孩子。那一阵子，我们街区整个战时的希望都集中在瑞典佬那了不起的身躯上，他的一生带有无人企及的天才少年风范。
瑞典佬身上的犹太人特性太少，他和那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球星一个样。我们对待瑞典佬时无形中将他与美国混为一体，这样的偶像崇拜让大家多少有些羞愧和自卑。由他所引起的互相矛盾的犹太人欲望马上又被他平息下去。犹太人的矛盾心理——既想融入社会，又想独立开来；既认为与众不同，又认为没什么特殊——在看到瑞典佬胜利的那一时刻自然消失。实际上我们街区像他一样叫塞莫尔的人多得很，祖先也是所罗门和扫罗之类，他们生下斯蒂芬啦，再下面就是肖恩啦。但他的犹太心又在何处？你不可能发现，然而你知道确实存在。他的非理性在哪？他的焦躁不安在哪？世俗的诱惑呢？没有狡诈，没有心计，也没有顽皮。他驱除这一切，达到完美，无需奋争，不用左右为难、思前想后，只用球星自然的体格塑造风格就已足够。
只是……他去做这一切的主观意识是什么？瑞典佬想的是什么？一定有某种根基，难以想像出其结构成分。
那就是我回信的第二个原因：了解根基。他的思维一直处于怎样的状态？是否有某种东西曾经影响他的生活轨迹？没有谁能一生不被思索、悲痛、迷惑和失败打上烙印。即使有些人在年轻时就经历过这些，他们所受的罪都差不离，只分早晚，时多时少而已。肯定有幻灭，肯定有觉醒。无论是哪种情形我都想像不出，至今对他没有清晰的印象：在残留的青春期幻想中，我依然觉得瑞典佬的一生总是一帆风顺。
谈到他去世的父亲时，他认为并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麻木不仁，他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难受。”他在这封费尽心思、语气谦恭的来信中暗示的是什么？不对，瑞典佬肯定受到过什么刺激。这就是他想要谈的，不是他父亲的一生，而是他自己的经历。
我错了。
我们在西四十街区一家意大利餐馆会面。多年来瑞典佬的家人来纽约看百老汇演出或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场看纽约尼克斯队打篮球比赛时，就常到此就餐。我一去就知道无法接触到他的老底。文森特餐馆里的每个人都叫得出他的名字——文森特本人、文森特的妻子、女招待路雅、酒吧招待卡罗和为我们服务的比利——大家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询问小姐少爷的情况。我后来才知道，他父母在世时，一家人常来文森特举行周年纪念或过生日。他约我到此不会是仅仅为了证明他在西四十九街受人崇拜的程度和在政府大街一样而已吧。
文森特是古老的意大利餐馆之一，位于城中街道西侧，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场和购物中心之间。这些餐馆宽只能放三张桌，长不过有四盏顶灯，从芝麻菜发现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小吧台上的电视正转播球赛，不时有客人上前向招待打听比分情况，然后再回到座位就餐。亮绿色塑料软垫椅子，带斑点的肉色地砖，一侧为镜面墙，顶上是仿铜吊灯。作为装饰，角落有一尊五英尺高、亮闪闪的胡椒磨研机，看起来像贾科梅蒂[6]的作品（瑞典佬说，这是文森特意大利老家给他的礼物）。作为对称，对面角落里像雕塑一样的架子上放置一只大巴罗洛酒瓶。摆满蒜香番茄酱瓶的桌子对面就是文森特夫人的收银台，那上面的大碗里有餐后免费享用的薄荷糖。点心推车上有拿破仑蛋糕、提拉米苏糖、千层蛋糕、苹果馅饼、草莓蜜饯；我们桌后墙上是题有“送给文森特和安妮”字样的签名照片：小萨米·戴维斯，乔·纳玛斯，丽萨·明尼里，凯·巴拉德，金·凯瑞，杰克·卡特，菲尔·里兹托，约翰尼和乔安娜·卡森。应该有瑞典佬的照片才对，如果我们还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交战，而且街对面又是威克瓦西高中的话，肯定会有他的。
我们这边的服务生比利，矮胖秃顶，鼻子扁平得像拳击运动员一样，不用问就知道瑞典佬需要吃什么。三十多年来，经比利的手，瑞典佬一直点店里的招牌菜文森特通心面，先来点蛤蜊。瑞典佬说：“这是纽约最好的通心面。”但我还是点自己喜欢的焖鸡，在比利的建议下，我要“熟透了的”。比利一边点菜一边告诉瑞典佬前一晚上托尼·班奈特曾来过。像比利这种身材的人，可以想像一生整天托着不只满满一盘通心面来回奔忙，多年来承受的压力所致，嗓门很高，声音急促有力，听来有些意外，但也是一种享受。“看见您朋友坐的地方吗？利沃夫先生，看看他的椅子！托尼·班奈特就坐在那里。”他对我说道：“知道托尼·班奈特对那些上前来自我介绍的人说些什么？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就坐在您现在的位置。”
款待就这些，接下来该干活了。
他带来三个孩子的照片，从开胃菜到最后的甜点，所有谈话都是关于他十八岁的克里斯，十六岁的斯迪夫和十四岁的肯特。这个孩子的长曲棍球打得比棒球好，但教练对他的限制太多；那个孩子足球和篮球都挺好，一时定不下来到底该干什么；另一个是跳水冠军，还打破学校的蝶泳和仰泳纪录。这三个孩子学习都很用功，成绩全是优秀和良好。一个“迷上”自然科学，另一个喜欢“交际”，还有一个……有张照片上是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这位四十岁左右漂亮的金发女郎是莫里斯县一家周刊的广告经理。瑞典佬赶紧补充说，直到最小的孩子上二年级，她才出去工作。孩子们很幸运有这么好的母亲，现在她每天晚上都陪着他们，先照顾好他们才……
我们边吃边谈，他聊起这些如数家珍，一切都表露出他的好性情。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听着他海阔天空般闲聊，耐心地等他透露点实情，但他讲的都是些再明白不过的事。我在想，他没有生命力，有的只是温和乏味——这家伙很满意这样。他真实的自我藏在后面，使人难以捉摸。在席上有好几次我都想到自己干不下去了，如果他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夸耀他的家庭的话，恐怕还吃不上甜点我就要抽身走人。到最后我甚至认为他要不是有意把自己遮盖起来，便是精神上有毛病。
他心中要紧的事使他打住。这改变了他的性情，变得像普通人那样平淡无趣。有某种东西给他敲了警钟：一切应顺其自然。
瑞典佬比我大六岁或七岁，快到七十了。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精神焕发，只是眼角有了皱纹，突出的颊骨下方比硬汉子的标准稍稍凹陷一些。我想这种憔悴大概是跑步或网球运动多的缘故，到最后才知道他冬天刚做过前列腺手术，现正处于恢复期。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让我更为震惊的是了解到他遭受的磨难，还是他的这番坦言。我甚至在想，他近期的手术以及后来的影响也不足以解释他这种精神上的不正常。
我尽量不显得非常渴望的样子，插话问他这段时间在纽瓦克开工厂感觉如何。我这才知道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从七十年代早期就不在纽瓦克了。整个企业早已搬到沿海一带，因为工会使厂商们赚钱越来越难，再也找不到人做计件活，或者不能像你要求的那样去做。其他地方有的是工人，经过训练后他们也可以达到四五十年前的手套厂要求的那种标准。他家在纽瓦克从事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出于对工作多年的雇工们（这些人大多数是黑人）负责，瑞典佬在一九六七年的动乱后，考虑到整个行业的经济现实和他父亲的祈求，还是尽量干下去，坚持了大约六年。动乱后，工人的技术越来越糟，他无能为力，只好放弃，在市里的经济崩溃前没受什么损失就脱身了。在那四天的动乱中，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坏了一些窗户，而离他们的运货码头大门仅五十码远的西市则有两幢房被烧毁。
“税收、腐败和种族问题都使我父亲头疼。任何人，哪怕来自全国各地，就算对纽瓦克的命运再不关心，他都一样会在迈阿密海滩的小屋或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反复对他们讲他心爱的纽瓦克被税收、腐败和种族歧视彻底毁灭。我父亲就是王子街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他一生都爱那座城市。纽瓦克发生的事让他心碎。”
“跳级生，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瑞典佬接着说，“那里以前什么都出产，现在成了世界上的汽车盗窃之都。知道吗？虽然还不是罪恶之首，也够坏了。盗贼大多数住在我们以前的街区，全是黑人小伙子。在纽瓦克每二十四小时有四十辆车被盗。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样。有点厉害吧？这些车是杀人凶器，一旦被盗，就成了四下乱飞的火箭，街上任何人都是目标，老人小孩全一个样。我们的工厂外面在他们看来就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场。那是我们离开的另一个原因。四五个孩子吊在车窗外，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穿过中央大街。父亲买下那间工厂时中央大街上跑的是电车，再下去就是汽车展销房，有凯迪拉克、拉塞尔。那时每条小街上都有生产各种物品的工厂。现在这些街上都是酒馆、比萨店和门面破烂不堪的教堂。街上其他一切都在衰败，到处用木条钉上。父亲买下工厂时，几步远的地方是开勒在生产冷却机、福特冈造消防警报器、拉斯基做胸衣、罗宾做枕头、侯尼格做笔尖——耶稣啊，我这些话听上去像父亲说的一样。他讲得对，他常说：‘跃跃欲试啦。’现在主要的产业是盗窃汽车。坐在纽瓦克任何地方，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四下张望。我是在莱恩斯附近的贝根街遭到袭击的。记得亨利商店吗？公园剧场旁边的‘爱情小店’，就在那里，以前是亨利商店的所在地。我高中时第一次约会就在那里。看完电影，我带黑人姑娘阿丽娜·丹兹格去那里的小亭子喝饮料。在贝根街，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就不只是喝饮料那么简单了，这意味着引起世界上最强烈的仇恨。从单行道一辆轿车逆向朝我驶来，四个小子将身子伸出窗外。两个人跳下来，笑着，闹着，用枪抵着我的头。我交出钥匙，一个人把车开走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从前是亨利商店门前的地方。真的可怕。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警车，撞击车尾。触发安全气囊，玩转圈游戏。听说过转圈游戏？玩过吗？你没听说过吧？他们偷车就为干这个。高速行驶，猛踩刹车，拉起手刹，转动方向盘，车就拼命打转。以极高的速度不停转圈。对他们来说，撞死行人算不了什么，杀死驾车者也无所谓，丢掉自己的命也可以。刹车留下的痕迹就能吓死你。在我的车被偷走的那一周，他们在我家前面玩转圈游戏就撞死一个妇女，我亲眼所见，就在我动身离开的那天。那车高速咆哮着，发出尖锐的急刹车声音。太可怕了，令人不寒而栗。这位年轻的黑人妇女，只是把自己的车从第二街开出来，但还是倒霉了。她有三个孩子。两天后就轮到我的一个工人，是个黑人。他们才不管是黑人、白人，什么人他们都要撞死。小伙子叫卡莱克·泰勒，运输工人，当时正下班回家。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外科手术后，在医院躺了四个月，终身残疾。头部受伤，体内受伤，盆骨破裂，肩被撞坏，脊骨粉碎。一个疯小子正开着偷来的车拼命狂奔，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以每小时八十英里车速冲过中央大道，泰勒给撞个正着，驾驶座旁的车门都被摔坏。盗车贼才十二岁，他得把垫子卷起来坐在上面才能看清路面驾驶。他到詹姆斯堡关上六个月后又会放出来，坐到另一辆偷来的车上。我的处境也一样。他们用枪指着我抢走车后，把卡莱克弄成残废、撞死妇女，都在那一周。这就够了。”
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现在只在波多黎各经营。离开纽瓦克后，他有一段时间还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签订合同，除管理自己在波多黎各庞塞岛上的工厂外，还到布尔诺的一家捷克手套厂工作。然而，当他看到波多黎各马亚圭斯附近的阿瓜迪亚有一家他中意的工厂要转让，就从捷克撤回来，那里的官僚从一开始就让他头疼。他在波多黎各买下二手厂房设备，运来机器，建起第二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开设训练课程，又招了三百工人。到了八十年代，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也奢侈起来。除了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差不多所有人都到远东发展，那里劳动力充足且价格又低，最先是到菲律宾，然后到韩国和中国台湾，现在到中国大陆。棒球手套这种销量最大的美国手套，以前是由他父亲的朋友登克茨在纽约的约翰斯敦生产的东西，早已挪到韩国生产了。在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当第一个人离开纽约州的格拉威斯维尔到菲律宾去做手套时，人们嘲笑他，就好像他想上月球；而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他死的时候，这人在当地已有一个四千工人的大厂了，格拉威斯维尔的整个手套产业基本上都迁到了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格拉威斯维尔大大小小的手套厂有九十家，现在一家不剩，他们或是不再干这一行或是变成了进口商。瑞典佬说：“这些人分不清指岔和拇指，只是生意人，他们知道该进口各种颜色、各种规格的这种手套十万副、那种手套二十万副，但不知道究竟怎么做出来。”我问：“指岔是什么？”“手套上各指之间的部分，是和拇指皮料一块剪下来的一些椭圆形小片。现在有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五岁时懂的一半多，却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有个家伙要买鹿皮，质量很好可以做服装，差不多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他却要买去剪下巴掌大一块，缝到滑雪手套上。前两天我和他谈过，告诉他花一美元五十美分就可以买很大一块新皮子。要是大的订单，你算算，这就是上万美元的差额。他却一无所知。他本可以把一万美元放进口袋。”
瑞典佬在波多黎各和在纽瓦克一样还干这一行，他解释道，自己已经训练出许多好工人，他们会做手套上的细活，可以生产出达到他父亲那时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标准的产品。他也承认一家人都喜欢他十五年前建在加勒比海边的度假别墅，而且离他在庞塞的工厂也不远。孩子们都愿到那里玩……肯特、克里斯和斯迪夫热爱冲浪、帆船、潜水和双体船运动……他所说的这些事清楚地表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变得很有情趣，但他似乎对自己周围哪些事有趣，哪些事没有趣缺乏判断力。或者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趣。我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他回到开勒、福特冈、拉斯基、罗宾和侯尼格时代，回到指岔和怎样做副好手套的细节上来，甚至回到那个只为一块好料花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买错鹿皮的小子这事上来。但他一讲起来，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他的话题从他的孩子在海上和陆地上取得的成就上引开。
我们等甜点上来时，瑞典佬说他除了最喜欢的通心粉外，最近也爱吃容易吃胖的萨巴雍[7]，因为在前列腺手术几个月后，他的体重依然偏轻十磅左右。
“手术顺利吧？”
“还不错。”他回答。
我说：“我的几个朋友做过后都比预料的差。这种手术对男人来说是场灾难，就算由此切除了癌细胞也无法弥补。”
“是啊，我知道，那有可能。”
“一个是丧失了性功能，另一个是既阳痿又失禁，都是我这把年纪。他们真受罪，只好用尿布。”
我所说的“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在波士顿做了手术，除了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外，我谁也没告诉。他陪我度过那段难受的日子，直到我又能站立起来。离开波士顿，我往西开车两个半小时，回到在伯克夏的我独自居住的房子后，我想最好是把做癌症手术和身体虚弱的事埋在心底。
“啊，我还很轻松就过来了。”瑞典佬说道。
“我看你也是。”我语气委婉地附和道，心想这个自我满足的大家伙真的得到了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或者遭受无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愤怒的驱使……生活对瑞典佬来说就像柔软的绒线球一样慢慢展开。
思绪将我拉回到他信中关于将给父亲写颂词的专业咨询。我自己不想提颂词的事，然而未解的迷团不仅在于他为什么不提这回事，更在于如果不愿意提，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他的一生比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所以，我只能推测那封信主要与他的手术有关，涉及到后来发生的、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种突如其来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亲笔信源于他迟迟地发现了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不是强壮而是虚弱的滋味；知道了没有名望是怎么回事，生理上的耻辱、蒙羞、厌恶和绝望是怎么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请教是怎么回事。忽然被曾给予自己保障、使自己优于他人的美妙的身躯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从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亲，重新获取父亲的力量来保护他自己。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崩溃，在我看来，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冲动、衰弱、急需呵护的人。死亡突袭了他的生活之梦（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样），令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烦恼的那些事并没有将他放过。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那种阴影像有毒的霜冻偷偷侵入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轻松地聊聊难以忍受的一切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萨巴雍，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关于他的谜团的谜团，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不再为死亡感到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想改变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被省略或被忘却。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严厉苛刻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但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一八八六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一九九五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洛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得意洋洋地宣称“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但按美国的标准却最了不起。
“杰里是同性恋吗？”我突然问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会开玩笑。”
我也许是在开玩笑，恶作剧似的问这样的问题，想冲淡这烦闷的气氛。但我忽然记起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亲“在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难受”，这使我又开始乱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起杰里那次遭受的羞辱。我们高中一年级时，杰里极力想赢得班上一个相貌一般、大家认为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欢心。
作为情人节的礼物，杰里用仓鼠皮给她做了一件衣服，把一百七十五张仓鼠皮晒干，用从父亲厂里偷来的弯针缝制，他就是在厂里才想起这么干的。有人赠给学校生物系约三百只仓鼠用于解剖课教学，杰里装出很勤快的样子，从生物系学生手里将仓鼠皮收集起来，他的古怪和天赋使大家相信了他说的要在家里进行“科学实验”。他还设法把那女孩的身高弄清楚，设计了样式。在车库顶上把仓鼠皮晒干，去除臭气（他以为全部弄干净了），再仔细地缝制，并用白色降落伞上的丝绸镶边，那还是哥哥从北卡罗来纳的切里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寄给他作纪念物的次品降落伞。帕里斯岛球队在那里打赢了陆战队棒球锦标赛该季度的最后一场。杰里将衣服的事只告诉了我，他的乒乓球搭档。他打算用薰衣草纸包好，扎上天鹅绒带子，放在母亲的班贝杰百货公司的大衣包装盒里给那女孩送去。但衣服做好后变得很硬，他无法折叠起来装进盒子里。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是由于他那种愚蠢的干燥方法所致。
坐在文森特餐馆里瑞典佬的对面，我猛然想起在他家地下室也见过这模样：这个大家伙当时穿着衬衣坐在地板上。我想要是在今天，肯定会获得惠特尼艺术博物馆所有奖项，但在一九四九年的纽瓦克，没人知道伟大艺术，杰里和我绞尽脑汁想把那件衣服装进盒子。他打定主意要用那只纸盒，因为她打开时就会以为是来自班贝杰百货公司的高档服装。我却在考虑要是她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她会怎么想。要吸引这么个皮肤很糟，又没有男朋友的胖女孩的注意，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但我还是帮了杰里，他这人风风火火，要么抽身走开，要么照他说的办，再说他又是瑞典佬利沃夫的弟弟，我还在他家，四下都是瑞典佬得的奖品。杰里最后把衣服整个撕开重新缝制，使线缝在中间以便折叠放入盒子，我帮他一起做，就像在缝制一件盔甲。他在最上面放了一个用纸板剪出的心形图案，用哥特体签名，再用邮包寄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想法变成一件疯狂的作品，对人类而言是一段短暂时光。
她打开盒子时大叫起来。她的朋友们说她“怒不可遏”。杰里的父亲同样怒不可遏。“你就这样糟蹋你哥哥给你的降落伞吗？剪掉它？剪掉一只降落伞？”杰里很自卑，不敢告诉父亲自己为的是要那个女孩扑进他怀里，亲吻他，就像拉娜·特纳亲吻克拉克·盖博那样。他父亲和他一道在中午的太阳下晒皮料时，我正好在场。“皮子要适当处理。适当！适当并不是在阳光下而是在阴暗处风干。不能晒焦，真见鬼！杰罗姆[8]！只教你这一次，记得住怎样保存皮料吗？”他边说边做，开始时有些激动，想到亲生儿子做皮件活也这么笨头笨脑，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向我俩讲解他们怎样在埃塞俄比亚教商贩们处理羊皮，然后再用船运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来加工。“可以用盐，但成本高，特别在非洲，非常贵。那里的人偷盐，他们没有盐，你得在盐里下毒才不被偷走。另一种方法是将皮子捆扎起来，用木板或者框架，各种东西都行，然后放在阴暗处风干。孩子，在阴暗处。我们称这些为僵板皮。撒上点火石粉以防腐烂和虫蛀——”我松了一口气，他已经以惊人的速度由愤怒转向耐心的、有些烦琐的技术性灌输，这似乎比他父亲吹胡子瞪眼睛的怒骂更使杰里难受。完全可能就在那一天，杰里发誓决不去碰他父亲干的那一行。
为了去除皮子上的恶臭，杰里用母亲的香水喷洒衣服。当邮递员送去时，皮衣又开始散发之前一直断断续续地发出的臭味了。那女孩打开盒子时顿生厌恶，她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惊恐万分，从此以后再也不和杰里讲话。据其他女孩讲，她认为杰里肯定出门去猎杀了这些小畜牲再送给她，只因她的皮肤很糟。杰里知道后气愤不已，就在我们下次玩乒乓球时，他大声咒骂她，称所有的女孩都是该死的蠢猪。如果在那之前是他没有勇气约人出去，之后就是他再也不想尝试。他是没参加高中班级舞会的三人之一，另外两个被我们称作“娘娘腔”。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瑞典佬有关杰里的事，而在一九四九年我绝对想不到这种问题，那时我压根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也不会想到我熟悉的任何人会是。当时我只知道杰里就是杰里，一个天才，对女孩既狂热又天真。在那些日子这种解释就足够了。也许现在仍能说明问题。我问他“杰里是同性恋吗？”，只是想试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这不可一世的瑞典佬，让他说点有趣的，不然我就会失礼在与他的谈话中昏睡过去。
我说：“杰里年轻时有些神秘，没有女朋友，也没有亲密伙伴，除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有其他某种东西把他隔离于……”
瑞典佬望着我点点头，似乎懂得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以前谁也没有过的念头。我敢肯定他那寻根究底的注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所有这些表情毫无意义，一点也未透露出他的想法。不知他的心思在何处，甚至搞不清他是否有“思维”。我中途停顿下来，细心品味自己讲的这番话，发现并未引起另一位的注意，与他的思绪毫不沾边，他听后马上又忘得干干净净。我原打算闭口不谈，结账后就抽身走掉，再过五十年，也就是等到了二〇四五年才会想再见他一面。他的眼神似乎总在向人们承诺绝不会干坏事，但我现在觉得这双无辜的眼睛越来越令人厌烦，便拿出他的信来。
人要战胜自己的假想、浅薄，面对他人时才能不带脱离现实的期望，才没有太多的偏见、希望、自大；尽量不要像坦克一样，不需要加农炮和机关枪，也不需要半英尺厚的钢甲，只需赤着双脚毫无威胁地走向他们，而不是用履带压烂草皮，以宽广的胸襟对待他们，做到真正平等，人对人的交流，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这样你就绝不会把人看错。但你还是可能有坦克一样的头脑。在见他人之前你已误解他们，而你打算前去见面；和他们待在一起也会误解他们；你回家谈起这次见面时还会再次误解他们。同样的情形不断重复，这确实令人迷惑、眩晕，简直是一出不可理喻的误解闹剧。我们认为本来该有的意义渐渐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滑稽可笑的意义，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对方的思维运行和不可猜测的目的，但究竟该怎样处理这类非同小可、涉及他人的事情？是否每个人都该关起门来像孤独的作家那样把自己隔离开来，待在隔音的小间，遣词造句将人物呼来唤去，认为这些纸面上的人物比我们每天因自己的无知而混为一体的那些人还更为真实？不管怎样说，正确理解他人还算不上人生的全部意义。生活就是误解，不断地误解、误解、再误解，深思熟虑后还是误解。我们知道自己活着，靠的就是这个：我们误解了。可能最好是忘掉有关他人的对与错，一切顺其自然。若能做到这一点——好吧，你就算幸运了。
“在信中你谈到你父亲和他受的打击，我曾想这是指杰里。你家老头在对付性情古怪的儿子时不会比我家的那个好多少。”
瑞典佬笑了笑，并未显得高人一等，也使我放心一些，他心里对我没什么排斥，只在向我示意：尽管他被人崇拜却不比我优越，和我比起来甚至还差一些。“是啊，父亲很幸运，他并不是非得那样。杰里既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医生，杰里比任何人都要使他感到骄傲。”
“杰里是医生？”
“在迈阿密，心外科医生，每年挣上百万美元。”
“结婚了？杰里结婚了？”
他又笑了。笑容中的那种脆弱令人惊讶，那是我们这位破纪录运动家用他赖以生存的冷酷来掩盖的脆弱。不管他内心是否赞许，他的微笑还是表明不愿承认一个人在七十年的生活中所需的那种野蛮的固执。似乎所有十岁以上的人都相信能通过微笑征服他人，用和蔼温馨的笑容应付所有烦恼，当意外之神的强壮手臂向你的脑袋突然袭来时，一次微笑便可化险为夷。我又一次想到他可能真的精神不正常，这种微笑也许就是狂乱的迹象。没有做作，但更糟糕，这微笑毫不虚伪，也未仿效他人。那是一幅讽刺画，是经过一生的努力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下去才形成的东西，但到底陷入的是什么？自己是街区明星的想法包围着他，将他永远裹成一个男孩？似乎他已从他的世界剔除一切他不适应的东西：欺骗、暴力、嘲弄和冷酷，还有那些粗糙的天性，任何可能的威胁，以及恼人的绝望先兆。他对我似乎就像对他自己一样，始终显得朴实和真诚。
除非，除非他不过是性格成熟，和其他成熟的人一样狡诈。也许是他的癌症手术触动了什么东西，使其临时穿透了一生舒适的假象，百分之百的复原已经几乎不可能。除非他并不是没有性格的人物，而是个不愿被人揭示的人物、敏感的人物。要知道，如果你把自己的隐私看得很重，总想让心爱之人过得好些，这世界上最不能信任的那就是勤奋的小说家了。不告诉他你一生的经历，只用灿烂的笑容将他打发，用温柔王子的微笑武器朝他轰击，再吃掉萨巴雍，回到新泽西的旧里姆洛克，然后各走各的道。
“杰里结了四次婚，破我们家里的纪录。”瑞典佬微笑着说道。
“你呢？”我已从他的三个孩子猜测过，那位四十来岁、涉足高尔夫俱乐部的金发女郎很可能是他的第二任或者第三任妻子。但离婚与我心目中的这个人不符，他这个人拒绝承认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若真的出现离婚，也只能是那位新泽西小姐引起的。或者她死了。也许是她嫁给了一位总是想让自己的成就显得圆满、全身心地幻想稳定生活的人，这反而使她自杀。也许那就是……遭到的打击。我企图寻找某种丢失的碎片，来拼接成一个完整连贯的瑞典佬，想从他岁月沧桑的完美面容仔细辨认紊乱的迹象，但在那上面一无所获。我弄不清他显出的这种空白究竟是像大雪掩盖了什么或者说那下面本来就没有什么。
“我？两个妻子，这是我的极限。比我弟弟的胆量差一点。他的新妻子只有三十几岁，比他小一半。杰里是位专娶护士的医生，四个全是他的护士。她们对利沃夫医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四个妻子生了六个孩子，这使我父亲有些烦恼。但杰里是个大块头，生性粗野的家伙，高大魁梧的一流外科医生，任意支配整座医院，连父亲也得听他的指挥。没办法，不然就会失去他。我这同胞兄弟并不四处拈花惹草，他每次离婚，父亲都大闹一番，想把杰里杀掉一百次。但只要杰里再婚，娶的新妻子在父亲眼里又成了比先前那个更好的公主。‘她是个漂亮女孩，很可爱，我的乖乖！’如果有谁对杰里的那些妻子说三道四，父亲都想杀了他。父亲也喜欢杰里的孩子，五个女孩，一个男孩。父亲很爱那男孩，但那几个女孩更是他的掌上明珠。为这些孩子他没有什么不愿去做。对大家的孩子都这样，只要我们大家，所有孩子，围在他身边，他快活得不得了。他直到九十六岁，从未病过一天。他中风后过了六个月才去世，那段日子真糟。他这一生不错，活得潇洒，是个真正的勇士。他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没有人能阻挡他。”在他谈论父亲快结束时，语气有点轻飘，话音里带着对父亲的无比崇敬，自然流露出父亲的期望对他的一生的巨大影响，这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因素。
“很痛苦？”
“本来还要糟。只不过六个月，其实他有一半的时候已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天晚上他悄悄地离去……”
我说“很痛苦”是指他在信中所说的他父亲“在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痛苦。即使我把他的信带去，在他面前挥舞，瑞典佬还是会极力躲闪，就像应付五十年前在市运动场举行的那场比赛中我们最差的对手、南边队的争抢球员一样。他连续四次过人，创下了州纪录。当然，我要发掘底层的那种冲动、那种持续的怀疑丝毫未减。我清楚许多的东西还未被发现，这也使他感到恐惧，担心我会刨根问底，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不是他希望我们相信他是的那种人。但我也在想，为什么对他有这些看法？为什么非要去了解这家伙？就因为他曾经专门对你说过“跳级生，篮球从不像这样”，你便渴望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抓住他不放？你怎么啦？除了你所看到的，他什么也没有，他就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他一直就这样，并没有装出神秘的样子，你在挖掘并不存在的深层。这家伙是个空壳。
我错了。我一生中对其他人从未这么失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