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在本国，他还出使契丹献徽号。当时契丹遣使加徽号于晋祖石敬瑭，石敬瑭亦献徽号于契丹。出使契丹是个苦差使，石敬瑭对冯道说：“此次出使契丹非卿不可。”冯道面无难色。于是冯道作为册礼使出使契丹。到达契丹后，耶律德光赐给冯道牙笏等贵重礼品，并派人劝冯道留下，冯道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后来契丹遣冯道归国，冯道惺惺作态，三次上表乞求留在辽国。基于与辽国皇帝良好的关系基础，后晋被契丹灭后，冯道仍被重用，被耶律德光任命为辽国太傅。
郭威灭后汉，身为后汉太师的冯道帮助郭威诱杀了赴京接替皇位的后汉宗室、徐州节度使刘■，之后冯道故技重施，率百官献《请上尊号表》，为郭威献上“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的尊号。
正是因为冯道如此反复，欧阳修才说他毫无廉耻，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这些批判看来都确有道理，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中国传统的历史其重点，一是权谋，二是道德褒贬。特别是历史学家以“褒贬”为己任，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同一的道德尺度来衡量。但按照今天的眼光，传统的道德观实在是太狭隘，很难把冯道容下来。
像欧阳修那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传统的道德“春秋遗旨”来审判冯道一类的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所事四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加上契丹，十帝（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不过只有八年。
而且最麻烦的是时无明君，找不到如同曹操，李渊那样的投靠对象。五代的军阀与隋唐之交各路诸侯相比相去太远。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更是趁乱入侵的。
因此冯道除非隐居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服务于这些皇帝。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道的苦衷，不像欧阳修站着说话不腰疼。
平心而论，既要谋国，也要谋身家性命，这在哪个时代都很困难，何况乱世，更加没有缓和的空间。冯道所处的是最混乱的时代，又是侍奉素质低下的粗人皇帝，发生私德与公德的矛盾，就再所难免了。
换个角度绕开冯道的人品和政治道德问题，从今天职业经理人的眼光来看，五代那段历史，就是一个企业集团大并购的时代，老板们比的是谁的枪杆子多，谁的拳头硬，今天还是称孤道寡的，明天脑袋就可能不保。
宰相和皇帝的关系，就像公司里职业CEO和董事长的关系，所以冯道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宰相。究其原因，首先，他很清廉，攻击冯道的人可以大谈他的不忠，却没有人说他贪。皇帝给他的赏赐，大多都让他做了慈善事业，家里也没有什么余财。“不贪”本来应该是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是在职场上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其次，冯道“事当务实”，他看得很清楚，无论谁当皇帝，基本都是一路货色，都是过把皇帝瘾再说。民间由于连年战乱，百姓的疾苦冯道是很清楚的，百姓对谁当皇帝并不在意，能过几天安生日子就行。做到了宰相的位子，冯道所务的“实”就是尽量避免战争与掠夺，自己的面子并不重要。他务实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不参与派系斗争。首先自己不拉帮结派，然后也不参与别人的派系斗争，皇帝给官就当，皇帝不高兴了，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计较。
乱世饭碗并不好端，不倒翁冯道，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要吃饭就先剃头
有个问题非常不好回答——到底是老百姓养皇帝，还是皇帝养老百姓？皇帝认为是他老人家代表老天爷养老百姓。这话并非统治阶级往自己脸上贴金，确实也有道理，以强有力的皇权保证社会秩序，解决各种纷争，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没有皇帝，整个帝国就陷入战乱，强凌弱，众暴寡，老百姓根本没法过日子。所以，皇帝认为自己“牧养”万民。按照这种逻辑，一切臣民的饭碗，都是皇帝赏赐的，都必须服从皇帝。反过来说，不服从皇帝，那就是不吃饭该死。
朱元璋把这种逻辑表达得最清楚，他针对那些隐居不仕的人下诏书，说皇恩浩荡，有些人偏偏就要自外于皇帝的教化，不肯为帝国出力，真是禽兽不如，该杀。传统还尊重隐者，宽容人们最后的一点自由。朱元璋是帝国传统后期的人物，他把这个逻辑推到底，取消了人们最后的一点儿空间。
明代人不愧为朱家的子民，很好地理解了这个原则，并且热心地告诉满清。孙之獬是明朝的进士，满腹经纶，做了22年朱明的臣子，清兵一入北京，他就投降了，成为新王朝的积极分子，第一次剃发令下来后，他就麻利地把自己的头发剃了，表示自己不愧是皇帝的典型顺民，不管这个皇帝是谁。
然而，第一次剃发令不久就被废除了，清人允许汉族大臣束发戴进贤冠，穿长袖大服，朝堂上满汉分列。孙之獬却为难了，满族大臣认为他怎么摆弄也是汉人，不准他站入自己的队伍；汉族大臣觉得他满人打扮，站在队列里也不合时宜。孙之獬羞愧难当，一怒之下回去写了个奏疏呈上，奏疏上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都应该以新朝建立而更新，唯独衣冠束发之制，仍从汉人之制，此乃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清朝批准孙之獬的奏疏，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要显示大清国威。于是清朝第二次颁布剃发令。
早在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就意识到，“剃头”是祖宗传下来的成法，所以每攻占一地，都要当地人剃头作为归服的标志。女真人的衣服和发式都是简洁的，简洁到让汉族人看了，觉得应该用“削发如僧”来形容：头发剃光，只是在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一绺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胡须也只是在鼻子底下留着几根。
在清顺治二年六月，满清入关一年，颁发第一次剃发令。明朝的遗民们能够顺理成章地接受满人取代明朝政权，反正谁当皇帝老百姓也一样地纳粮完税，但在他们眼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所以剃头一事，挑战了人们的心理底线，也引起了反抗和流血，导致局势动荡。二十天以后，清朝作了让步，又下了个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像过去那样穿衣打扮，政府不管了。
再一年以后，大局将定，满清再颁剃发令，就动起了真格的，不遵者杀无赦。清军在街道、路口强行为过往人剃发，地方官为表忠心，把期限缩短到一天。人们不但要剃头，还要剃成规定式样的——就是“金钱鼠尾头”（脑袋后面只剩下一个铜钱面积大小的头发，编成小辫）。对于老百姓来说，要拿到满清的饭票，必须剃头，把头上从小留长的头发差不多剃光，表示自己是大清的顺民。不是剃头，就是砍头。民族压迫和专制思想结合，在人间造成地狱。
第二次“剃发令”下达之前，反抗清军的主要是明朝的残余部队。“剃发令”的颁布引发了诸多百姓站到了清军的对立面。最悲壮的当数“江阴十日”。这年闰六月二日，江阴县令方亨严申“剃发令”，众多江阴乡绅跪请留发，被县太爷大骂赶出。次日，秀才许用等在江阴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众百姓将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江阴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000余人，江阴人有67000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连杀10天，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死于清兵刀下者又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一首“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的诗词留下了对江阴死难者的悼念。
也有百姓以自杀的方式来保护头发。苏州有一对卖面饼的夫妇，一生与世无争。剃发令下来之后，老头吟唱一首“发兮发兮，白者父之精，黑者母之血兮，吾无发兮其何以见父母兮”。两人悬梁而死。
还有的人学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率领族人躲进深山。温州雁岩山一户姓徐的人家拖羊带牛，拿着必需的农具，在山上盖起了茅草屋，一住就是三十几年，既不让外人上山，自己也不下山。
但剃发令仍然不断推行。清军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剃发令”圣旨，谁要是不剃头，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几次屠杀之后，人们也认识到为了辫子丢命，多少有些得不偿失，于是也就在暴力面前低头了。
什么时候老百姓才可以对自己的头颅做主？政府和个人之间有个明确的界线，双方都不得越界，而这条线又该怎样来划？死了这么多人，留给今天一个大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