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变革的突破与失败
人们常常说“富强”，似乎富强是连在一起的。然而，宋代有个根本特点，就是富而不强，宋太祖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想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仓库，积累亿万钱粮，准备和辽国谈判赎回，这些钱就用作赎金。如果辽国敬酒不吃吃罚酒，赎金就用作战争费用，五金买一个契丹（辽国）人的脑袋，契丹人少，肯定就被灭了。宋太祖武将出身，想问题很实际，五金买一首级的价格也是出自他一辈子打仗的经验。但这次他的算盘没有打响，宋打辽就没有赢过，北边还在对峙之中，西边的西夏又崛起，挑战宋的权威，宋派兵讨伐，也是败多胜少。军事没有进展，军费开支却常年居高不下，本来宋国还可以从“富”自傲，现在连这一优势也没有了，变得又贫又弱。回想汉唐的辉煌，宋代人痛心疾首。
公元1068年正月，年轻的皇太子赵顼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据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高远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和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委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和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九年（公元1076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美梦。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但是这次变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青苗法。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之中，等到灾年谷贵时，再以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的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
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
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
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
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
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发放救济金和维持一套全国性的金融组织是两码事。王安石不明白政府和社会，以及个人的界限。比如小额贷款发放，或者救急，以免百姓遭到高利贷的盘剥，最重要的是，发展下去可以为小型企业提供启动资金。但是要求官员能够有管理金融机构的经验，这比传统高利贷难得多，意大利的商业城市用了三百年时间，解决很多技术难题（比如丁字借贷记账法）才发展起来。而且还需要对当地的经济情况非常了解，需要评估贷款者的信用，建立管理基金，而官员办理贷款还赶不上高利贷者的水平。个别地方可以靠主政官员的勤勉、个人能力推行，但作为制度，结果只能是扰民。
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到了同僚的反对。
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王安石生活习惯很怪，非常肮脏，很少洗澡，衣服也不干净，这还是个人小节，他的脾气执拗，苏轼称他“拗相公”，这就非常致命了。
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王安石的主要政敌是司马光，司马光也很执拗，这两人遇到一起，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说王安石、司马光是好人那太简单化，但考虑到他们的私德都不错，学识文章更是顶呱呱的，他们还是能够称得上是好人。但好人不一定做得出好事。他们两人共同揭示了宋代的政治毒瘤：党争。
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此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十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其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再度辞相，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离世。
王安石看到了时代的问题，却找不到办法，但是他努力了，所以我们怀念他。
权臣改革的成功
明朝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开支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权威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
皇帝长期不理国事，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推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中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张居正联合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张居正得以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所以得到了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了他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首先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好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尊主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尊朝廷和执法合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面对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他还依法惩治了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实现财政收益。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护，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时，那就是捅了马蜂窝，会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的境地，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就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制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而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