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不管从人口、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尤其是其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一个巅峰时期。然而，东北地区刚刚崛起的金国，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用铁骑摧毁了这个庞然大物，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或可说进入了一个“太平极盛之世”。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叙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我们都可看到北宋都城沛京的繁荣景象。从人口方面说，宋徽宗初年，户数已超过两千万，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过一亿，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尺度，而一亿人口，还有近百万的兵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从领域方面看，自崇宁以来，随着对西夏战争的节节胜利，“斥大，靡有宁岁”，直到宣和元年（1119），宋军在统安城战败，方被镇与西夏休后又攻辽，从金军手中讨得燕云诸州，增置燕山府。宋徽
宗对这时国家的富盛，也颇自鸣得意，时时粉刷太平，好大喜功。他奉命进诗：“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庞然富强的宋王朝，这个拥有世界上首属，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外观金碧辉煌的大厦竟然轰然坍塌，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触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忍述，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整个上亿人口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尤其是这摧毁仅仅用了两国军队交锋后约一年时间，这到底是金兵有这么大的威力，还是宋朝自取辱败呢？
宋徽宗处置军国大事的昏耽，生活奢侈腐化的程度，手下奸臣贪官的数量，也都和历代昏君有一拼。他指挥着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等的建造，穷侈极丽，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幸必一处女，即授名号或进阶，退位时出宫女六千余人，总数盖以万计。甚至还不满足，专设行幸局，毫无顾忌地微行于妓馆酒肆，追声逐色，寻花问柳。其纵情于声色犬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宫廷开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养。
同时，宋徽宗口头上也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很快沿袭哲宗“绍述”神宗的变法方针，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采取了财政、教育诸方面的新政，如继续农田均税，重视农田水利，进行盐法、茶法改革，奖励开发矿业，还有学校科举改革，加重赋税，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大多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内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术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为上宾，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人们号称“六贼”：有宰臣蔡京、王椭、朱动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温相，梁师成为隐相。其实，当时的奸侯决不止上述六人，再如宦官杨哉、兰从熙、谭填等，官员李邦彦、高球、蔡京诸子蔡枚等及孟昌龄、孟扬、孟睽父子等，这些人窃据要津，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其他奸臣同样效仿，一时乳臭童稚，目不知书，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于是招权纳贿，货赂公行，尤其是对民众的各色残酷掠夺，有关史料俯拾皆是。
不要以为这些奸侯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书法家，进士及第，文章也写得漂亮，首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弟蔡卞与京同年进士及第，王安石招为女婿而从安石学，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时，“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二任宰执之官。蔡京诸子也颇有文采，如蔡京著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西清诗话》、《铁围山丛谈》等。王椭《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债。”
尽管官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在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的受贼作弊，朝廷也处分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河北监司贺希仲、滁州知州唐悟、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等官员，都因贪墨而遭贬黝。然而，其体制中没有多少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对最高当局，基本上没有监督能力。从而其体制腐败的根子就在皇帝本人，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受贿者，其周围一大批高级贪污犯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
面对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如官员李纲上疏，被贬谪某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被贬官池州。太学生雍孝闻力低蔡京家族，被流放而死于海南。甚至有人上奏历数蔡京、童贯诸奸臣之罪，“中外大骇”，而宋徽宗却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燕人马植由童贯荐引，献联金灭辽之策，宣和二年（1120）人金谈判，缔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金人约宋攻辽。在长期作战中，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然而在童贯率领下两次进攻辽都燕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金军乘势拿下燕京，这时也看清了大宋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金军在向宋横敲一笔军费后，将古城洗劫一空，留下几座残破不堪的空城给宋。而宋朝君臣却还在自我陶醉，为收复燕云诸州，“功臣”们一一加官晋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功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事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所以，在金兵进攻之前，大宋王朝始终给人们一个盛世富强的印象。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然后会师开封。领枢密院事童贯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逃之夭夭。十二月，燕京宋军投降，不过金兵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州一带还是遭到宋军的殊死抵抗。此时，徽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被迫下诏罪己，承认种种弊政，并于二十三日匆忙传位于钦宗，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应该说此次金军初攻南方，宋军尚有抵抗能力，而徽宗却已吓得仓皇南逃，蔡枚、童贯、高休等也随同而去。
靖康元年（1126）年初，宋钦宗见父王南逃，也想逃往陕西，在李纲的一再苦谏下，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尚书右，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防务。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只得遣使人进城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在宰相李邦彦的力主下，答应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派兄弟亲王为人质赴金营，并派官员向民间勒索准备和议的金银。后各地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率军到来，其将姚平仲立功心切，说动钦宗偷劫金营，李纲也不反对。然而劫营失败，姚弃军亡命。金军向钦宗追究责任，钦宗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遣使谢罪，准备交割北方三镇。可见，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应对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学生伏胭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要求罢免议和奸臣，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并围攻和咒骂主和奸臣李邦彦等。开封府派兵围住学生，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
“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吗？”陈东挺身于斧械之间，凛然无惧。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学生，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宋廷主战派占了上风，外围勤王兵又在不断增加，自己久攻开封不下，怕处于不利境地，在得到钦宗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后，并带着勒索来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天，到二月中旬终于解围。
四月三日，徽宗一干人悠然自得地返回京城，似乎只是做了一次江南旅行。这时要求惩办众奸臣的呼声弥漫于朝野，去年年底，陈东就率数百名太学生伏胭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于是将“六贼”流放和赐死。然而其以为危机已过，把名将种师道罢职赋闲，后在其他官员的要求下，才让种师道出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兵力扼守黄河以北军事要塞，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六月，钦宗将李纲排挤出朝，去太原指挥军事。由于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皇帝，李纲指挥不动，只得提出辞职。钦宗居然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将李纲贬官流放，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另一方面，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备战，且压制抗金舆论。同时，钦宗与徽宗父子之间在权力问题上又勾心斗角，也根本无心备战。
八月，金兵再分两路南下。九月攻克太原，十月攻陷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金兵安然渡过黄河，并遣使到东京，提出两国割河为界。钦宗满口答应，还急派官员前往交割。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兵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想起已被流放的李纲，召他进京主持防务（然而李纲还在途中，东京就已陷落了）。这时开封还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20万，如合理调配，至少可抵挡一段时间。而钦宗偏偏相信道士郭京的妖术，所谓只需用7777人，即可扫荡金兵。二十五日，郭京驱兵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兵乘机攻入城门。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金帅提出割地和人质等条件。钦宗又亲往金营为质，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金帅已摸透徽、钦二帝的心理，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戚继光抗倭武器、马匹，剥夺宋人的反抗能力；而后又让他们下令官府为金军搜刮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和妇女。钦宗回来后，即下令搜刮计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牲畜七千余匹及妇女1500名，弄得城内翻江倒海，搜财抢人，根刷殆遍，民不聊生。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将钦宗与亲王、大臣等再召到金营囚禁。二月六日，令钦宗跪听金帝诏书，宣布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另立他人为王。而后下令剥去钦宗帝服，礼部侍郎李若水抱帝大骂，被毒打砍死。次日，徽宗与皇族也押到金营，徽宗哀求能留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遭到拒绝。11日，百官不得已推举张邦昌为帝。三月七日，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张一再痛哭，表示不忍叛立，然已身不由己。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二帝、皇后、妃缤、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官员、伎艺、工匠、娟优等各色人群，共计十余万人。金银、马匹、丝帛、车格、法物、礼器、文物、图书等战利品，不可胜计。而此时的开封城也已被战火焚毁，形同废墟。昔日繁华、富裕、昌盛的大宋王朝，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基本被摧毁。它毁于猖獗一时的金兵铁骑，更毁于这两个卑劣低能的皇帝。他们在压迫摧残自己的民众方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抵抗外族的侵暴面前，又显得如此的懦弱无能和卑鄙无耻。当然，那些奸臣也难逃助纣为虐的谴责。那么，何为主要因素呢？
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面对如此卑鄙、昏馈的君主之统治，人民根本就无可奈何？人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来一个所谓的“好”皇帝，便以为是人民的大救星，感谢帝王恩赐的太平盛世；遇到昏君暴主，也只有痛苦的承受，同时许多人仍在高歌皇恩浩荡。最多只有少数人在做一些无谓的上书痛陈之类的抗争。这就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运作特色，这个体制有时也的确能构造起外表相当金碧辉煌的大厦，然而它绝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其质地是极其脆弱的。约150年后，蒙古铁骑也只用了年余时间，就从北方势如破竹般地南下，攻克南宋都城临安，皇帝与后宫、众臣数千人被俘北迁，靖康之难一幕又逼真地重演，元政权很快就取代了宋王朝。通过上述的实例分析，我们领悟到这座大厦突然就会轰然倒塌的主要原因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