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上瞒下也是晚清官场上普遍流行的一种做官为吏的保官诀窍。
在晚清官场，存在着这样一种保官方式，这就是官员们不去想办法有所作为，却将精力用在结网以求官官相护上，对上级的要求不是货真价实地落实执行，而是得过且过，尽量搪塞，蒙混过关，用欺上瞒下的方式来求得一个无事即是太平的状态。
《歧路灯》里有个仓房老吏说保官诀窍的种类有“高下”之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回中有段精彩的描述，书中写到瞿耐庵向马老爷请教做官的法门：
马老爷说：“我们做官人有七个字秘诀。哪七个字呢？叫做一紧、二慢、三罢休。各式事情到手，先给人家一个老虎势，一来叫人有害怕，二来叫上司瞧着我们办事还认真：这便叫做一紧。等到人家怕了我们，自然会生出后文无数文章。上司见我们紧在前头，决不至再疑心我们有什么；然后把这事缓了下来，好等人家来打点：这叫做二慢。千里做官只为财，只要这个到手。”
马老爷说着把两个指头一比。瞿耐庵明白，晓得他说的是钱了。马老爷又说：
“无论原告怎么来催，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不理；百姓见我们不理，他们自然不来告状，这就叫做三罢休。……至于别的法门，一时亦说不尽，好在你请的这位刑名老夫子王召兴，本是此种老手，一切趋避之法他都懂的，随时请教他就是了。”
马老爷的这个“一紧二慢三罢休”，显然就是上下齐瞒。《官场现形记》中的这个马老爷就属于《歧路灯》中仓房老吏所说的那种会做官的人。
实际上，欺上瞒下是历代官场中的一个通病，只不过晚清官场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更加暴露罢了。
张程的《泛权力》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咸丰年间，四川合州七涧桥住着一户鞠姓人家，父母和儿子、儿媳四人同居。
一天夜里，母亲向氏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床上，起来一看，房门和大门都打开了。她赶紧招呼儿子出去看看。儿子奔出房门好久都没有回来。向氏和儿媳大惊，战战兢兢地熬过一夜后，天明就出去看，发现鞠家父子二人被人杀死在门外不远的道路旁边。
案子报到合州，知州荣雨田找不到头绪，久而不得凶手。向氏隔三差五地上衙门状告催促破案，上级衙门也反复催逼，限定了破案期限。荣雨田担心期限将满招来处分，就和幕僚商量对策。幕僚们对这桩无头案也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刑名师爷推荐了衙门里的刑吏陈老伦，说这个人人头广、手腕高，可以托他试试。荣雨田就叫来陈老伦，承诺如果能破了鞠家命案，赏500金，还会提拔他。陈老伦倒是毫不犹豫，一口应承下来，只是提了一个要求，说鞠家命案复杂，请知州大人宽限一些时间侦破。荣雨田答应了，并预支了赏金给他。
在破案这件事情上，仅是吏员的陈老伦的实际权力比知州荣雨田要大，不然荣雨田也不会求他了。侦破民间案件时，对民俗民风的掌握、人情世故的通晓，往往比法定权力要大得多。而从外地来赴任的州县长官以及他们带来的幕僚们，显然在这方面比不上本地的吏员、差役们。这种情况，就为地头蛇般的吏役们上下其手、从中欺上瞒下提供了机会。
陈老伦破案的手法果然很有一套，不过这种手法说来却是令人哭笑不得。
他办案的方法很简单，并不在侦破线索上做文章，而是派了一个媒婆到鞠家，和向氏套近乎。得知鞠家命案后，媒婆假装关切，对向氏说：“你家遭此惨祸，真可怜。我看你家里挺贫困的，今后你怎么生活？我看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事久则费多，你拿什么钱到衙门办案？不如你把你的儿媳改嫁了，既可以省一份生活费，又可得到聘金。”向氏听信了媒婆的话，就托她物色人选。媒婆就乘机推荐了陈老伦。向氏对陈老伦也很满意，一是以能够攀附公门中人为荣，二是听说陈老伦在当地实际权力很大，收入也很高，显然不会亏待了她的儿媳妇，于是就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择时将儿媳嫁入了陈家。
陈老伦娶到向氏的媳妇后，将家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全部托付给她。陈夫人在鞠家哪有在陈家过得这么安逸富足，很快就喜欢上如今的生活，忘记了前夫。美中不足的是，陈老伦常常下班回来，面带忧色。陈夫人问他怎么了。陈老伦就说知州大人把侦破鞠家命案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自己没有头绪，向氏又天天催问。陈老伦让陈夫人做做向氏的工作，别再上衙门催问了。陈夫人表示为难，婆婆的丈夫、儿子都惨死，她怎么会善罢甘休。陈老伦默然。
又一日，陈老伦满脸沮丧、惨兮兮地回家。陈夫人惊问缘故，陈老伦说：“知州限我一月内破案，不然就要让我顶罪，我命在旦夕矣。”陈夫人这时已经完全适应了陈家安逸的生活，满心希望长守相安，突然听说丈夫要顶罪，安逸不再，便焦急万分，忙问有什么办法。陈老伦这时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碍于你不能说。”陈夫人一定要他说，陈老伦就说：“我已经侦破到你公公是被你婆婆和奸夫谋杀的，你不知道吗？”陈夫人不相信，陈老伦继续说：“你婆婆和人通奸，怎么会告诉你呢？但是这种事情，只需你上堂指证婆婆的奸情，我就能活。其他事情与你无关，我来处理。”陈夫人贪图长享安乐，就昧着良心答应了下来。陈老伦随即以向氏通奸谋杀亲夫报官。
第二天，向氏又到合州衙门催缉凶手，荣雨田拍案大怒：“此事已查究得实，你和奸夫联手杀死了丈夫、儿子，竟然还敢控官！”向氏呼冤。荣雨田喝道：“奸夫都抓住了，你还敢狡赖！”果然，差役拉出一个壮男来，和向氏对质。那人将如何通奸、如何谋杀鞠家父子，说得清清楚楚。向氏还是坚决否认。荣雨田就传讯陈夫人，询问向氏平日有无与人通奸。陈夫人按照陈老伦的教唆，指证向氏有奸情。儿媳的指证，让向氏大为错愕。面对两个证人和荣雨田用刑的威胁，向氏除了被迫“认罪”，已经没有了一点办法。
向氏联合奸夫，杀害丈夫和儿子，除了两个人证外没有物证，这样的说法可信吗？荣雨田和官府中人是否相信，外人不知道。但接下来的结果是：此命案就此了结。从知州荣雨田到刑吏陈老伦，他们不仅都少了上司的催逼，而且还有了破案的成绩。
像陈老伦的这种破案方式，像荣雨田这种为保官而一手制造冤假错案的官员，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草菅人命，欺上瞒下。这种现象，在晚清官场比比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心领神会，谁也不会出来揭穿，去自惹麻烦、自讨没趣。如果没有根本能打破这种潜规则的更有来头的人来出面翻案，他们会照旧继续这样做官发财下去。
我们再举一个清朝内务府的例子来加深对这种欺上瞒下保官方式的理解。
内务府是清朝专门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皇帝从在娘胎中开始孕育直到死后的丧礼，都由内务府全权操办。清帝选择八旗包衣奴才进入内务府当差，其机构后来发展为“七司三院”，兼管皇室陵寝、天下行宫、南方织造和太监宫女等事务的庞大机构。“吃内务府饭”的人数以万计，人浮于事，自成一个系统。这群人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只要欺骗了皇帝就能贪赃枉法了。皇帝虽然给内务府规定了种种的纪律，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这些条条框框实际上形同虚设。内务府从宫外平价买入物资，然后高价报给皇帝，反正皇帝也不知道，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但数量巨大的中间的差价就成为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每年，内务府的法定收入就有四五百万两白银；此外，常有重大工程、典礼或者处理贡品、皇产收入等事情，内务府的衍生收入就更不可估算了。
晚清诸帝中，道光皇帝是一个以节俭出了名的皇帝。他不但主张节俭，而且身体力行。他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不同意换新的，认为只要补一下就行了。一天，道光皇帝发现他的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3000两白银。道光皇帝听了差点背过气去。一个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内务府的解释却合情合理：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
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衣服打补丁的皇帝，就上行下效，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丁。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起：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高处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3钱银子。3钱银子在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5两银子呢。曹文正头皮一下子就麻了。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这一下机灵起来，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
内务府给道光皇帝吃的鸡蛋一个多少钱呢？我们可以从光绪年间的“鸡蛋价格”佐证一下。光绪皇帝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30两银子一个。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吸取了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中重臣都吃不起。为此，在他的眼中，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心中还在心痛呢。
内务府的贪墨引起了系统之外官员们的公愤，朝野一直存在着整顿内务府的声音，但都因为官官相护的强大阻力而不了了之。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偶然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60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6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拿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来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阁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在收了内务府1000两银子后不知去向了。内务府的官员之所以连皇帝都敢欺骗，就是吃准了皇帝根本无法知道实情，而其他官员与相关人等也不敢得罪他们的心理。这样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的事例在晚清官场中数不胜数，已经发展成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保官一诀了。
下面这个案例还是清末光绪皇帝与内务府官员之间的事情。
内务府郎中庆宽，不仅敢借为皇家做事之机大肆贪污中饱，甚至公然把捞钱的黑手赤裸裸地伸到了光绪皇帝的私房钱包里。光绪皇帝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作生日礼物。庆宽做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皇帝问需要多少钱，庆宽说需要5万两银子。这让光绪皇帝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皇帝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宫外的钱铺里吃利息。庆宽一开口就要拿走他的全部私房钱，光绪皇帝又不得不给。因为此事，光绪皇帝恨上了庆宽。但庆宽却并不惧怕光绪皇帝，继续贪污中饱，甚至气焰逼人，尤其是在慈禧太后60大寿期间主持庆典处时，一个人包揽了一切器物的采办，上下其手，大发横财。这样，庆宽断了他人的财路，得罪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许多人。于是，就有了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止不轨、假冒太监等事情。这几条罪都是杀头的大罪。这个御史，显然是个深知官场之水深浅的主儿，他不弹劾庆宽的贪污罪行，而是找了几条无法证实的逾制罪名来进行弹劾。因为这位御史如果弹劾庆宽贪污中饱，就得罪了内务府上下一干人等。接到这个“声东击西”的奏折后，光绪皇帝立即批复严查，一心要杀庆宽。可是查了许多天，办案人员没有查到可以定庆宽死罪的证据。光绪皇帝反复催问办案人员，结果除了贪污之外实在找不到庆宽的其他罪行，最后只好抓住庆宽在家门口立了块“下马石”的事实，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将庆宽“革职抄家”了事。但事后不久，江西盐法道出缺，由吏部推举接替官员，大家一致推选的却是已经被革了职的庆宽。庆宽虽然被光绪皇帝从内务府赶出来，但却摇身一变，又得到了一个肥的冒油的外派官缺。这其中的权力运作的暗箱操作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光绪皇帝搞不清楚，也阻止不了，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批准庆宽走马上任。在这里，光绪皇帝显然是被官场上长期奉行的欺上瞒下的保官的潜规则打败了的主子。他明知道知道庆宽贪污，却不能以贪污罪惩办他，因为贪污已经成了内务府官员的一种衍生权力，一种用显权力制约不了的潜规则啦。最要命的是，光绪皇帝还不得不任命自己厌恶的庆宽为外派道台，因为在委任官缺这件事上，庆宽得到了吏部官员的一致支持。一个手中操纵着无限权力的皇帝尚且如此不能如意办事，各级官员们谁又敢与这无所不在的、强大的、颇具生命力且又关系自己前途与身家性命的官场潜规则去硬碰呢？
上述这些事例说明，欺上瞒下的保官之法已经成为了晚清官场中的一种痼疾。虽然大家身在其中，心中明明白白，可谁也无能力并且也不想打破这个官场的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