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元代大德九年，驻鸣皋镇总兵克烈士希“读先生《遗书》有得”，自筹资金，募工鸠役，连续十年在伊皋书院旧址修建大成殿、立礼殿、讲书堂、九贤祠、藏书楼等建筑百余间，后其子慕颜铁木继承父亲遗志，复建稽古阁，大量藏书。延祐三年上报朝廷，上嘉其诚，敕赐匾额为“伊川书院”。遂聘名儒，招生徒，讲诗书，书院得以中兴。元仁宗曾诏封程颐嫡传十六世孙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程村（今嵩县境内）立祠、建牌坊，上书“圣旨”，下写“两程故里”。清康熙十八年，嵩县知县徐士纳又亲自督建两程祠。乾隆年间，又相继重修书院，兴学育人，培养了不少人才，名列伊洛名儒者有蒋耀祖、李南华、姬瀚、李贤书等。
到了近现代，理学作为官学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在长时期崇尚理学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各种礼仪、规制，大都沿袭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一部分。如有关生育、嫁娶、丧葬等方面的乡风民俗，不少仍是《朱子家礼》之制。其他如现在所说的“天理难容”、“理该如此”、“理所当然”等，其实都是理学的影响或造就。所有这些，若追根求源的话，就不能不追到二程，追到传播其学说的伊川书院。
由于年代久远和岁月风雨的侵蚀，到本世纪初，伊川书院建筑仅存大成殿和东西厢房而且破烂不堪。
伊川书院虽然被围在伊川县第四高中校园内，但昔日的气势犹存。院内现存大成殿、东西厢房共十余间，院中有一棵四人合抱的古柏，因它为程颐在此讲学时亲植，故又名“程柏”或“宋柏”。
古柏下存历代重修碑数通，其中最为珍贵的应算由元仁宗撰写碑额的“敕赐伊川书院碑”。其碑文系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手迹，字体端庄秀丽、落落大方，堪称书法艺术之珍品，它已成为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和书院教育的重要史料。1966年，该碑被红卫兵砸碎，现虽修复，然碑文已残缺。
近年，当地政府斥资对大成殿进行落架大修，之后逐步启动对各大殿的恢复和再建。该工程在保持伊川书院原貌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古典建筑的艺术风格，修复建成后，不仅为研究古代书院教育，发展现代教育提供了借鉴，同时为洛阳市的文化旅游增添了一处新的景观。
程颐生前虽然一直怀才不遇，但在他死后，他曾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一句话，竟成为束缚妇女的枷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程颐讲这段话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侄媳的改嫁。《程氏外书》载：
“章氏之子与明道之子，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纳其妇。先生（指程颐）曰：‘岂有生为亲友，死娶其妇者？’他日，王氏来馈送，一皆谢遣。章来欲见其子（明道之孙），先生（程颐）曰：‘母子无绝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在程颐看来，这个章某与程颢之子同为王家的女婿，程颢之子死后，章某纳其妻为妾，这的确丢了程家的脸面。程颐对此耿耿于怀，既不满侄媳再嫁，更视章某为“罪人”。因而便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抒发自己心中的怨气。
当然，程颐说这话，也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之论。在北宋，由于各种原因，立国不久即成贫弱之局。朝廷对外一味妥协退让，整个社会物欲肆虐，连维系传统精神命脉的文人士大夫也大多随波逐流。程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名节，对于继承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改变社会风气，无疑是大有必要的。是对传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思想观念的承继与弘扬。
可是，他的观点在当时乃至整个宋代，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以对待女性的态度而言，与他同时的士大夫大都是宽容的。如他的好友司马光主张女子可以读书。王安石的儿媳妇，也都是“从二夫”而不讳的（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36页）。范仲淹在其所订《义庄田约》中规定再嫁寡妇给予费用，他的儿子纯祜早死，儿媳守寡，后来他的学生王陶死了妻子，他便把自己的儿媳嫁给了王陶。范仲淹的母亲在他幼年时也是因为家贫而改嫁朱氏的。即使程颐自己，也并未尽遵所言：他的外甥女丧夫之后，他怕姐姐过度悲伤，就把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后再嫁给他人（《近思录》卷六）。
到了南宋，女子再嫁仍很普遍。大家都很熟悉的李清照改嫁于张汝舟、唐婉再嫁赵士诚，在当时并未引起非议。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不歧视再嫁妇。孝宗年间有一妇人，先嫁单氏，生了一个儿子，后改嫁耿氏，又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作了大官，此妇死后，两个儿子因争葬相持不下，最终由孝宗出面为二人葬母（《西湖余志》）。
不过，由于朱熹的大力提倡，“理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影响渐成，节义之说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亦得到传播。但直至宋终，程朱思想未能真正深入人心，也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元代系蒙古族入主中原，由于民族习俗差异等原因，“贞节”之说当然不被重视。
程颐之“贞节”说，真正产生作用是明代。当时，程朱理学成为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封建教化也很重视，朝野先后编撰了《内训》、《闺范》、《温氏母训》等用于女子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女子“贞节”。
当时对女子贞节的主要要求是：保有童贞（处女贞）；重视婚后守节，不许乱交；反对寡妇再嫁；强调夫死为夫殉节。
由于统治集团的有力干预和不断灌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虽村农市儿，皆耳熟焉”（方苞《望溪全集》卷四）。此话成为束缚妇女的金科玉律，谁也不敢贸然触犯。于是，“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而终身”（康熙《石埭县志》）。用断发、割鼻、去臂、削耳等方式示节明志的女子更是数不胜数。
到了清朝，一仍明制，强调贞节犹有过之。据不完全统计，同治以前，仅上海一地表彰的节烈妇女即达三千多人。对寡妇再嫁，则设置了种种障碍。例如“出嫁不出正门，花轿不许近宅，跣足蒙头，跳火过缸，群儿鼓掌掷瓦”（同治《祁门县志》）等。嫁后还要终生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如若不嫁，则可获得一定奖励。基于这种考虑，不少家庭、特别是有关家庭的男人们，极力要求女子守节殉烈。
于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首起于程颐、再倡于朱熹，又完全契合封建礼教的精神，它的大行于世，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样的礼教思想和行为规范，对黄陂影响甚广。具体表现在人们崇尚妇女守节。旧时黄陂乡间多有贞节牌坊，以宣传孝节妇女。明清县志郑重其事地将节妇或作章节记载，或单独成册。清同治《黄陂县志》就有《列女志》，其中收录了好几百名贞妇。如黄香妻王氏，年二十一，夫卒。无子，贫不能支，惟以女红易饔飨，族党哀之，欲令再适，即以死誓，众莫能夺。苦节八十余年。刘灌妻王氏，夫卒无子。与其妾侯氏抚一仆男为子，身为卖酒佣，形影相弔，俱以八十终。人称为“一门双节”。
该《列女志》在前言中还写道：“所天长逝，同穴为期，谢铅粉于青年，对孤灯以白首，百年之更漏偏长，凄凉夜雨，一身之勤劳已极，憔悴晨炊。上事二人，妇职而代子职；下延一线，母仪而兼师仪。天地为之寒心，鬼神为之呵护……”
寥寥数语，概括了节妇们的穷困和凄凉。既是宣扬封建礼教，也是对节妇的同情。
千年回响，二程思想震乾坤
二程对黄陂影响深远，早在北宋年间，黄陂便将他们昔日读书的“望鲁台”建成“清远亭”，南宋末，取“双凤投怀”之兆，将“清远亭”改名为“双凤亭”。
明朝天顺七年（1463），由黄陂佥事沈靖重建亭于鲁台山麓二程祠内。后因几经兵燹，几番坍塌，几经修复。有诗为证：
只因明末起流氛，
四海兵戈逐电走，
吾陂南北当其冲，
鲁台兵火荒芜久。
清康熙五年（1666）移亭于鲁台山之巅，为上下两层。至嘉庆年间，城乡绅士、职员均有捐资修亭并勒石立碑之举。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月十九日，黄陂遭龙卷风袭击，双凤亭倾塌。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黄陂县令萧荫恩等议定重建，次年仲冬落成。重建后的双凤亭为三层六角攒顶的木石结构（现在的双凤亭建筑风格），亭身增高丈余，台阶增宽数尺，加厚阶级三层。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962年，黄陂县政府在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侵扰的困难时期，仍然斥资全面整修双凤亭。
当时，文化局的干部郑贞文、游先高二先生得知后，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中国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去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为重修后的双凤亭题写匾额。
与此同时，在各方的配合下，重修双凤亭的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园林建筑师傅找到了，他就是县建筑公司的刘子福技术员。做黑色筒瓦的师傅也从孝感请来了，县砖瓦厂的杜干厂长表示愿为烧筒子瓦提供方便，城关镇报告，原来拆贞洁牌坊时发现了几块条形麻石……最后经筹建组顺藤摸瓜，将重修双凤亭的难路虎一一解决。
拳拳学者情，殷殷公仆心。
郭沫若收到黄陂的来信后，觉得黄陂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能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修复文物，值得称道。于是，他也来了一个节约纸张的特别题字。
郑贞文、游先高收到郭沫若的来信，异常兴奋。
可是，当他们拆开信一看奇怪地发现原来郭沫若寄来的还是他们寄出的信，只是在郭老二字上画了一个圈。
他们猜想，这可能是他已阅览过。再等他们翻开信的反面，“双凤亭”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闪入眼帘。顿时，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
接着，郑、游等人迅速将郭老题写的“双凤亭”三个字放大，并从其他资料上找到“郭沫若题”四个字和印章拼成一体，带到汉口去请师傅做匾。
各路能工巧匠听说郭老为双凤亭题字，深受感动，他们勒紧裤腰带加班加点，仅花了4400元人民币（其中搭脚子架1100元）就将双凤亭修茸一新。
同时，保存完好的清代名流金光杰、周恒祺等所书之碑文按原样置于亭中。黄陂当代文化精英还专门撰写了《重修双凤亭记》与写有保护文物标语的木牌一并立在鲁台山头。
不日，县民主人士、副县长彭海清，在鸣炮奏乐声中，亲手为双凤亭匾额揭幕。
1982年和1992年，在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鲁台山周代古墓群与双凤亭先后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和2003年，再次对双凤亭进行了维修，引来无数海内外文人墨客拜谒探幽。黄陂历代官绅、学人常常来此朝觐，或缅怀先贤，或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这座被誉为中国名亭的双凤亭为木石结构，它临滠水，踞山巅，造型精工典雅，形若宝盖，规制宏整，翼角飞展，蔚为奇观。
双凤亭占地面积90.25平方米，亭上为楠木和梓木，六角攒顶，意为“六六大顺”；下层由十二根石柱组成，表示后人对先贤的十二分诚意。亭身通高12.5米，底座直径9.3米。亭身由12根花岗岩石柱支撑，四周有三道回廊，六角石鼓抱柱。内环柱为坚实的楠木柱、枋、梁构架。亭面为布瓦，顶部有宝顶。石柱与木柱相衔处皆镇以巨石。翼角采用长江中下游惯用之“老嫩戗起翘”建筑手法，戗尾装“倒三鱼”瓦件，民间俗称“鱼角攀爪”。亭中央设须弥座式四方体碑，四面均镌有碑文，碑额刻有双凤浮雕。碑额东刻“双凤沐日”、北刻“父母教子”、西刻“及弟登科”、南刻“富贵荣华”等浮雕图案。
古亭于浓荫中如“凤立高岗”。凭亭远眺，但见遥山叠翠，川原俊逸，人烟城郭，“皆可于一亭收之”。 古往今来，吸引着不少名人学士及各方游客争相登临，咏叹赋诗，留下了许多千古遗踪。如朱熹、杨廷蕴、屠达、闻政等，都曾来此拜谒吟咏挥毫。
1917年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瞿秋白因家庭惨剧，一家星散。在生计无着和彷徨痛苦的情况下，投亲靠友，来到了家居黄陂县的姑母瞿婕青家，客居了四个月。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瞿秋白在表兄周君亮，表弟君适的陪同下，穿街过巷地来到了滠水河畔，乘船过河，直抵鲁台山下，而后循径拾级而上兴致勃勃地参观游览了双凤亭。
他依亭盘桓，认真地观摩了这座为木石结构的古典建筑，称赞它建筑精巧别致；又瞻仰了亭中有四面勒碑的碑亭一座，碑上均阴刻有碑文，记载着二程的有关事迹和此亭的缘起，修建经过及有关轶事等等。碑亭中，有一碑文系黄陂名人，即君亮、君适的祖父，也是瞿秋白先祖的密友、曾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手下当布政使的周恒祺所书，书法工整，笔力雄劲。这当然引起了他们的共同关注，在反复细品后，瞿秋白连声称赞：“好书法，好书法……”
继而，他极目远眺，陷入了沉思，对伴游的表兄弟说：“有关二程及此亭的轶事还不少呢。二程后来不都回到了他们的原籍－－河南去讲学了吗？你们黄陂对他们可够器重的了……”
“纪昔贤之遗躅，而树一邑之文峰。”是的，黄陂从明朝景泰元年（1450年）便在鲁台山麓修建二程祠。到了明正德年间，县提学陈凤梧认为，若将二程祠改建成学堂，以理学育人。
当时正值建书院风盛行，于是，陈凤梧于明正德三年（1508年）将二程祠改建成二程书院，亭附近还建有甘露书院。从此，“鲁台望道”作为书院尊师治学的遗训，代代相传，从而使黄陂走出了一批名扬海内外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艺术家。
二程书院坚持德行、学问并重。他们按照二程和朱熹提出的“为学”目的，首先是“修身”。“修身”之要义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接物”的要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修身”与“学问”之间，是以“修身”为本。这是以德行为先，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用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德育，培养学生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增强其心灵素质和道德素质，而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
二程书院延聘名师，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并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
在科举时代，黄陂举人、进士之多，名列全省前茅。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书记载，在明清540年里，全国共有进士52624人，平均每县为30人，黄陂则有81人，在湖北各县中名列第七位。
不仅如此，继宋代从这里飞出二程之后，明代又走出了“二裴”。据民国九年《裴氏宗谱》记载，在明代，黄陂北乡裴家湾（今姚集镇李集村）裴臻之长子裴宗范，正是在该书院受到熏陶，先在童试中得冠，接着又在南宫折桂，继而在殿试中高中榜眼郎；次子裴宗德，也是在此刻苦攻读，虽然他在功名上逊于其兄，但在学识、气节、品望上超过其兄，因此被擢为京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