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中旬的后半夜，周围静悄悄的，连虫鸣的声音也没有，天气还很凉，母亲却疼得满头大汗，因为我就要出生了。
那个年代的农村根本就没有接生婆，更不用说助产士了，生孩子完全就是一场死里逃生的灾难。我们家距离兴隆卫生院，有近两小时的山路，黑灯瞎火的，也找不到人帮忙，只有年轻的父亲在那里干着急，母亲在生死线上挣扎着……
快天亮的时候，“哇”的一声啼哭，打破了沉寂的夜。我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那天是农历丙午年二月十四日（公历1966年3月5日，可是农村只记得农历，到派出所登记户口时，就直接登记为1966年2月14日了，于是我至今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成了2月14日，西方情人节）；地点是云南省盐津县兴隆公社兴隆大队的中坝头生产队，俗称黄泥坡；时辰嘛，母亲回忆说大概是寅时吧，因为一切收拾妥当才天亮的。
男孩，那可是读书的呢，母亲欣慰地笑了。响亮的啼哭声，似乎为母亲减轻了不少痛苦。
“把脐带拴紧！”母亲特意交代旁边手足无措的父亲。
这一年母亲19岁，父亲21岁，一对年轻人从此担起了为人父母的重任，其实他们也似乎还没长大，只能过早地开启了得自己负重前行的人生道路。
两年前，才17岁的母亲其实已经为人母亲了，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也许是因为没有理解婆婆的交代，女儿出生以后没有扎脐带，三天后，因脐带感染，孩子没了，母亲伤心欲绝。
“把脐带拴紧！”这是我没能见面的大姐用三天的生命换来的教训，对我来说亦或是经验。
母亲是四川省宜宾地区宜宾县双龙公社凤仪村大队凹上人氏，因亲戚介绍，15岁就远嫁到了贫穷落后的云南山区。当时母亲家的亲戚们都很不解，奇怪母亲的父母为何要将她远嫁，而且还是嫁到大山里。外公对他们说，杨家那小伙子聪明，找点吃的没问题，我女儿嫁过去，不会吃亏的。没有轿子，一顶滑竿（一种非常简易的“轿子”），15岁的母亲就这样离开家乡，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和父亲生活在了一起。
我的奶奶是“后娘”，爷爷是驾驭不住的，家里主要是奶奶做主。父亲结婚后不久，就在我奶奶的安排下分家了，两间耳房，一点粮食，一对未成年的夫妇就开始独自为自己的人生打拼。
我的到来，给这对年轻的夫妇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幸福，当然也带来了无尽的辛劳和责任。
也许是因为那个艰苦的年代，刚好又遇到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衣”只能勉强蔽体，“食”还不能完全果腹。我生下来就似乎有些先天发育不良，身体羸弱得很，后期营养又跟不上，因而就像风中的蜡烛一般，总是一副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样子。
母亲可不允许让失去孩子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因此只要发现我哪里不得劲，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就立刻背着我往卫生院跑。十几里山路，也不知来来回回跑过多少趟。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路没有人家，路边全是坟茔，一般没人敢晚上独自行走的，可母亲根本顾不上这些。后来说起这事，母亲告诉我，当时心里只顾着孩子的安危，根本没管其他的，但是其实回到家后想想还是后怕的。
我大约一岁左右了吧，不知怎的又生病了，病得还挺重的。母亲背着我就往卫生院跑。
医生看完以后，直摇头，告诉母亲：“这孩子怕是没希望了，我开点药给你，看看能不能起点作用吧。”
母亲无可奈何地背着我回家，走到龙门口——从街上回家首先得爬一个既陡且长的大坡，沿着石阶而上，第一个缓冲的地方就称为龙门口，从医院到龙门口大概需要走半小时。赶场的人们一般走到那儿都要在这里歇一歇，稍作休息后再往前走。母亲放我下来把尿时，发现我脸上毫无血色，眼睛一直闭着。心里着急的母亲不停的叫着我的乳名：“聪儿，聪儿。”我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似乎就只有一丝脉搏和那小心脏还在微弱的跳动着。
旁边赶场休息的人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这孩子怎么那么瘦哟。”“这孩子怕是快不行了。”这可急坏了母亲，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这时，一位妇女看到了我的情况，她说：“你这娃儿有可能是疯症，我有个偏方或许可以医好他。”母亲将信将疑地跟着她去了她家，想着反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是属马的）。她家就住在附近的路边上，不一会就到了。
所谓偏方，就是将蜡点着了，让蜡油滴在“火纸”上。我们老家俗称的“火纸”或“钱纸”，其实就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草纸，是直接用慈竹加工而成的，它是悼念亡者时用的专用纸。这种纸，在那时的农村，几乎每户人家都备着有。然后将粘有蜡油的火纸卷成筒状，上大下小的圆锥形，用火点着小的那一头，将大的那一头罩在我的肚脐眼上，给我“提疯”。说来也奇怪，当烧完两根火纸卷筒以后，我竟醒过来了，而且精神还不错。母亲大喜：我的聪儿得救了！
我就这样从阎王爷那儿被拽了回来，长大成人后，母亲还专门带我去感谢过当年的这位救命恩人。
因为体弱多病，我快两岁了还不会走路，个子也见不长。唐大叔（我父亲异父异母的兄弟）家有一个跟我差不多，比我略还小一些的弟弟，身体可就比我好多了，长得也比我高。娘娘（我们称呼奶奶本来是称“婆”的，但是因为她是父亲的继母，我们就叫她娘娘，唐大叔就是她改嫁时带过来的儿子）就经常带着我的那个弟弟来逗弄我，叫我这个当哥哥的背弟弟之类的，其实就是取笑我的身体孱弱。母亲总是忍着，很少去抗议什么。或许是因为家庭的贫弱吧，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幼年时期，不管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母亲也总是先责备我的不是，息事宁人。我内心的自卑也许从那时起就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
两岁时，妹妹出生了，父母的负担就更重了。
母亲下地干活，经常是背上背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割好猪草以后，怀里抱着妹妹，背上背着猪草，还得用手牵着依旧走不稳路的我，小心翼翼的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做木工活，挣钱养家。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俩在家，其间的辛苦自是不用细数了。
快4岁时，我终于可以自己稳稳地走路了，这时两岁的妹妹也能走路了，但是我总会骄傲的告诉母亲，我可以走到青岗坪（其实就是一个距离我家很近的地方）了，妹妹却走不到。母亲每次都会很宠溺地肯定我，我后来总会有自信爆棚的时候，也许就源于从小的那份自得吧。
我就是一个地道的矛盾体，极度的自卑又极度的自信。没人的时候，我可能很是自卑，但在外人面前，却永远是那样的自信满满。
也许是因为吃不饱，长期饥饿造成的吧，五岁那年的春天，我又一次病了。这次的病很奇怪，浑身浮肿。我自己的衣裳是没办法穿了，就穿着父母的。每天喝着很难喝的中药，坚持了一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孩童时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还依稀记得。有一天，我非得要跟着母亲去赶场，软磨硬泡下，终于得到了应允。我一路跟着母亲，一蹦一跳的，非常高兴。
到了街上，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只有街中间有一条通道，两边全是卖各种东西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母亲背着背篼，叫我拉紧她的衣服，不要松手。也许是因为好奇，也许是因为手劲太小，也许是因为别人挤的太厉害，反正不知不觉中，我就被淹没在人群中了。
街上满是人，根本没办法找到母亲。也是奇怪，年幼的我竟然没有大声喊叫，也没在原地坐着大哭，而是一个人走着找母亲，走了两圈没找到，就按原路一个人慢慢地往家里走。
走啊走，感觉走了好久好久，似乎觉得都快要到家了。还没追到母亲，也不知道害怕，偶尔有熟人跟我打招呼，我也就答应一声。
实在是太累了，就在路边的一个小坡坡上耍泥巴。这时，只听后面匆匆赶来的母亲焦急地喊着：“聪儿，你怎么走到这儿了？我在街上都找遍了，还到广播站叫人家帮忙喊呢。后来是有人告诉我，说好像在路上看见你了，才赶紧赶过来找你的。”我傻傻的笑着说：“婶婶（我们家为了孩子好养，叫父亲叔叔，叫母亲婶婶。后来在昭一中读书时，给家里写信，称父亲为“叔叔”，我同学姜治明就很是不理解，觉得太稀奇了），你看我都能找得到回家的路了。”母亲听了我的回答，真是哭笑不得，又气又急又兴奋，终于平安地找到我了。这件事过去了若干年，母亲每次提起来还是非常地感慨，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回来的，要知道，那可是我第一次随母亲走路去公社赶场啊！
幼年时光里，只有这些依稀的记忆，几乎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当然好些还是后来从母亲那里知道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