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七月，香港中华书局印行张伯驹先生《红毹纪梦诗注》。余得作者朱笔校正本一册，视为珍藏。出版说明中说：
“张伯驹先生晚年因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视乱弹昆曲，其他地方戏，以及他所演的昆乱，并戏曲的佚闻故事，写成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纪梦诗注》；其后更作补遗，计二十二首，附于篇末，一并送交我局出版。这部《诗注》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戏曲史者不无裨助，故予出版，以供读者参考。”自然，书中也提供了不少民俗史料。
我是爱读观剧诗的，觉得这种竹枝词比较通俗、风趣，有生活气息。特别是本事或补注，完全可以作为随笔小品来读，其中不少掌故和民俗，从诗的本身倒难以掌握，反不如读本事或诗注有兴趣。
我不想评论张伯驹先生的诗作，而且张先生的诗作主要的也不是这本观剧诗。他还有诗词专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诗注。
请看七十多年前北方的社会上京剧有多大的影响，当时作者在天津下天仙剧场看杨小楼的武生戏《金钱豹》，其中亮相扔叉，大喝一声：“你且闪开了！”风靡全城，大街小巷，“闪开了”之声不绝于耳。老“天津卫”喜爱京戏，热爱演员的那种豪放劲儿，全写出来了。此外，也写了风俗。看戏时正值端阳，街上人力车的车把上都插着黄蓝颜色的野花。这同住户人家门前挂艾叶一样，为了避邪和追求吉祥。现在人力车早已绝迹，车把上插花的风俗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伶人孙菊仙，天津人，是程长庚三弟子之一。另二人是汪桂芬、谭鑫培。天津观众多呼孙为“老乡亲”。某年孙赴烟台唱戏，反应冷淡，孙唱《空城计》时，易“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唱词为“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台下大哗，最后闹得只好在台上磕头赔礼。当地的天津观众不平，约定对方找一地方说理，武打文打，概所不计。乡人义气，保护演员的热情，以及强悍的性格，正是旧时天津的民风。原诗是这样写的：“洪钟韵响落梁尘，三派程门一继人。七十二沽新子弟，无时不道老乡亲。”如果不看诗注，也许难以明白究竟。
张先生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接近宫廷轶事。关于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矛盾，通过平时宫内庆宴演戏也反映了出来。“供奉内廷最有名，时时涕泪感恩承，慈宫亲点天雷报，演与今皇默默听。”慈禧专点谭鑫培唱《天雷报》，以刺光绪“忘恩负义”、“不孝”，云云。我想，这样的细节，若在戏剧电影里用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很生动的。
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家祠落成，约余叔岩去唱堂会。余不从，杜使出流氓手段，派人传话说：“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
余叔岩回答： “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这让我想起艺人盖叫天也坚不唱堂会戏的事。伶人风骨，于此可见。诗中写道：“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难再到，不来出演杜家祠。”张伯驹从余叔岩学过戏，也演出过多出余派戏，所以一本《红毹纪梦诗注》，后半部分多记余叔岩教戏的事。那是余叔岩自己未及完成的经验总结，非常重要。
也许正因为作者忠诚地师崇余派，而对言菊朋、周信芳、马连良则略存门户之见。特别是对呼为“外江派”的南方的京戏更语多轻蔑，证明他确有偏见。
《红毹纪梦诗注》间有错记失实处，已有高明指出。作者的自序写于一九七四年冬，四年后书印成。又四年，即一九八二年二月作者病逝北京，这部书也就成为他留给世人最后的纪念。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