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煦良同志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病逝于上海了。接到讣告，不免静默良久。
周煦良同志先后在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授。解放后又担任华东师大外文系主任，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前几年我还得到刚出版的他翻译的美国小说《珍妮的肖像》。
讣告中特别提到他解放前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这让我想起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与另一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上海合编的刊物《新语》。
《新语》是一本综合性的学术、文艺半月刊。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创刊，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较早出版的刊物之一，一共出了五期，到同年十二月出完最后一期，因不准发行而被迫停刊。这一时期正面临着时代的巨变，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作家和学人创办的进步刊物，出刊时间较长的有柯灵、唐弢合编的《周报》、郑振铎编的《民主》等。出版时间较短的除了《新语》之外，还有马叙伦编的《昌言》等。可以说《新语》同《周报》、《民主》同属一个类型的杂志，只是在形式上不如《周报》来得那么激烈、尖锐，流露着学人办刊的特点，言论平正而带有学术色彩。实质上它也是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的进步刊物。《发刊旨趣》里说得明白：
“自身的力量虽然微弱，但八年来我们认识了不少幽潜韬晦的同志，始终不懈地在艰难困苦中努力于本位工作。编者谨以本刊的园地，请他们把长年穷搜冥索的结果，陆续公诸社会，也许对建国大业不无裨益。”周煦良和傅雷两位翻译家都为《新语》写了不少时论和短评，针对国际、国内的现状发表议论，从而证明了两位翻译家早已抛却书斋生活，不是不问政治的。不过也许正因为他们都是翻译家吧，眼界较宽，有一些题目涉及了国际问题，这也形成了刊物的特点，是很自然的事。周煦良写了论文《欧洲往哪里去》、《战后英国政治瞻望》等，同时亦有《正视物价问题》、《内战中我们应有的认识和行动》这样大家更关心的题目。
当时出版的这些刊物，大多谈的都不是什么文艺问题，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既然《新语》是两位学人所办，所以每期颇有几位“在艰难困苦中努力于本位”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文，如夏丏尊先生的《读日本松方公爵遗札》、《中国古籍中的日本语》；郭绍虞的《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马叙伦的《新时代与新道德》；顾均正的《地球上的最大轰炸》等。此外，为《新语》撰稿的还有钱钟书、杨绛、平心、辛笛、许杰、黄宗江诸人。傅雷除了以本名在刊物上发表译著外，还用化名写了很多短评，这也是研究傅雷、周煦良两位先生译著生活不可忽略的所在。傅、周两位首先是翻译家，但是从他们的翻译作品以外的这些文章，更易了解他们的思想。
我知道周煦良还是一位藏书家，当然主要是外文书。解放后，他发表过一篇《谈初版书》，绝非泛泛之论，说明他知识的渊博和所见的丰富，而且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出版物也不是陌生的。我又知道他的散文写得也很漂亮，在《新语》里就有《莺花无限》这样含蓄而抒情的文字。此外，他不仅译外国诗美妙精当，自己也写新诗。如《新语》上的短诗《消息》便是耐人寻味的。
你说前天独自去公园，
园内已是晴暖像春天；
今早晨北风吹下寒冽，
眼见春来又没有消息。
也，也，春风已迎在途中，
你转眼便是簇紫披红；
可是有人会在你走后，
恋想屋内是冬天依旧。
结合当时那股恶劣的政治气候，我觉得诗人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他所希冀的是什么样的春天不是也很明白吗。
就在《新语》被迫停刊以后，周煦良又同施蛰存先生合编了一个小型刊物《活时代》，一九四六年四月创刊，仅出三期便终止了。这是一个以翻译为主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刊物，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篇幅发表中国作者写的散文随笔，黄裳同志的《印度小夜曲》等便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个小型刊物，连同薄薄的几本《新语》现在当然都不易见到了。
最近几年，周煦良同志时在病中，常常住院疗养。但他在病中亦有隽永的读书随笔发表，说明他欣逢一个好时代，不能不提起笔来，尽吐胸中的所积。这些独到的见解在折磨着他，他用了比较简约的文字，以札记的形式献给读者。我就是被他这些札记吸引了的一个。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周煦良同志在写给我的信中，谈到了他的这些随笔，而且也还是从他那篇《谈初版书》讲起的：
“我那篇多年前《谈初版书》的文章想不到您还记得。我近年来主要的时间都是在翻译和论述翻译问题和翻译技巧方面。《书林》登载的两篇文章都是几年前写的；原只是给朋友们看看。但是《书林》编辑同志见了要求给他们发表，结果《人间词话评述》一文等于重新写过，原因是海内对王国维有研究的大有人在，我对王氏的见解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自己先要严格审查一下才行。收到您的信后，一来是天热，二来是想不出能写什么。初版书当然不能再谈，但却想谈谈藏书的新途径，就叫《藏书新话》，但题目半通不通，想换个题目又想不出。另一篇想称之为《薄古篇》，全是和古人过不去的……”从信里可以看到他写那些短短的读书随笔时是多么的认真严谨，甚至假想别人会来反对。其次他将要写的《藏书新话》是多么的吸引人。他要寻找藏书的新途径肯定是一种新见解，可惜未能写出来。还有那跟古人过不去的《薄古篇》，以周煦良的学识和修养来预想，这又将闪耀出多少创新的光芒！
当我正在校阅他去年写来的一篇随笔《读诗小识》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他的讣告。我的笔顿时沉重起来，不得不勉强地在他名字的后面加上“遗作”二字。周煦良同志生前不及见他写的这最后一篇随笔，使我一想起来便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
一九八四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