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是太陌生的，因为鲁迅先生当年曾经翻译出版了他的散文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
不能说鲁迅先生对这位作家的随笔不感兴趣，因为从作者的文字里，“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鲁迅一向以为，外国的好药同样可以医治中国的疾病。当然，也不能说鲁迅对这位作家抱有多么大的热情，他分明又说过：“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 （见《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就文风而论，鲁迅以为鹤见祐辅的随笔“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这当然是指那些议论风生而思想明澈的部分而言。但是，鲁迅又觉得作者的旅行记过于轻妙了，轻妙到如同“日报上的杂俎”，那是一些消闲的浅薄文字吧。
继《思想·山水·人物》之后，作者又出版了一本随笔集《读书三昧》，完成于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四月，距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出版的《思想·山水·人物》已经隔了十二年。
这当中局势的变化，作者感慨万千，他在序言里指出“言论自由，到处甚感困难”。国家面临的危难也是空前的。因此他的《读书三昧》不得不再三地推敲思想，改削和废弃的旧稿超过本书的二倍。
他特别提醒读者要领会字里行间的含意和弦外之音。此刻，这位崇尚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作家算是尝到了“自由”的真味了。
一九四○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印行了 的中译本，译者是李冠礼和肖品超。译者序言写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的东京，正是“七七”事变的前夕。译者以为书中的话尽管是对日本人而发的，但是“不单分明反照出中国的一大黑影，简直有各人自己的真面目在”。这译书的动机，显然也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
书中所谈不尽是关于读书的方法，然而作者终究是生活于书斋中的文人，行文时处处流露出书斋趣味，如《枕头的书》等即是。书中论述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家们的品性颇多，这同《思想·山水·人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日本法西斯政治当然不准人们侈谈自由，所以这本《读书三昧》里的话吞吞吐吐，反不如那些专门谈读书的文章更加吸引人。
鹤见祐辅在日本似乎并不是很行时的作家，然而他的随笔小品却因鲁迅先生的绍介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三十年代，凡是致力于散文写作的人，也都先后从他的随笔集里吸取过营养。这种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也给研究中国散文史的人提供了有趣的课题。
商务印书馆的书，一般封面都无装饰画，灰沉沉的面孔，显得呆板乏味。而《读书三昧》总算有了封面画，但是与译书的内容风格极不一致，画面上是条幅、烛台、线装古书，构图陈旧，无美可言。
一九八四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