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知道内情的人Becoming an insider
作为发言人，没有比和上司保持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为他代言，你需要知道他的所思所想。如果去对新闻记者讲话，那老板对于时事进展的最新想法你必须要能够如期地反映。这意味着你需要接近你的老板———这个主要的信息通道。
我第一份作为首席发言人的工作不是在联合国总部，而是在一次联合国维和行动中。
1989年，当我受邀参加联合国在纳
米比亚的维和行动的时候，是纽约发言人办公室的资历较浅的成员。这次维和行动的负责人是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2005年，他成功地协调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亚齐地区（Aceh）的反叛力量。2006年，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想就科索沃的最终地位问题和塞尔维亚缔结协议。
在那次任务中我本当是作为第二发言人的。但事实上，到头来我成了第一发言人，并且后来做的比这还要多。关于维和行动，我还有一个专门的讲座，特别介绍纳米比亚行动。
因为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当过首席发言人，所以急切地想得到些指点。我在纽约的上司弗郎科易斯·居里安尼（Francoi s Giuli ani）和他的上司———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关系非常密切，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如何去获得信息来告诉记者的。
当时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发言人是菲尔·阿诺德（Phil Arnold），一位很有经验的外事官员。他待我如同父亲一般。有一天我问他，作为一个发言人，什么是他可能告知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他简单地说了，当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和他六七个关系密切的参谋坐下来商讨政策的时候，我也需要去出席。
这听上去容易，但是结果发现是最难办的。和上司关系如此密切就是处于优势地位。而处于这种优势地位的人不想与人分享。和老板关系密切的人越少，他们就越重要。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如此特权在握，优先接近上司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我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做发言人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两位上司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和欧文勋爵（Lord Owen）是深谙媒体重要性的大政治家，还因为万斯的副手赫伯特·S。奥肯（Herbert S。Okun）大使的提携和照顾，保证我能够出席每一次会议。
其次就是科菲·安南了，他在提供信源上也是个很好的上司。他成为秘书长后，非常大方地让我接近他，但是他不允许我出席所有他的敏感政策的讨论。我无法列席伊拉克和其他敏感议题的会议，其时也没有一个像奥肯大使那样支持我的人。
在纳米比亚，我极少能出席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政策讨论。马尔蒂认为我应该完全知晓事态进展，但是他期望他的办公室主任塞德里克·宋伯里（Cedric Thornberry）告知我。宋伯里通常会那样做。每天在我的午间新闻发布会之前，他还会带我到阿赫蒂萨里的办公室给我一个快速的咨询。我处在一个很靠近内部的位置上，但是还算不上真正的内部的人。
但是我发现，无论我在总部或是在战地，那些无法从老板那里直接得到的消息，通常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换句话说，我行事一如记者，和各行各业的人都要结成良好的关系，以便全面了解事情进展。
比如说在维和行动中，我发现和联合国军方和联合国民间警察分遣队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两个系统每天24小时都能收集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军方有一个行动指挥所，消息都是先到那里。通常不允许文官进入，但是我和那些人做了朋友，他们乐意和我分享信息。如果你想获得军方行动的爆炸性新闻，就去当时称为OpsRoom的指挥所。
在纽约总部，我尽力和三个制造新闻最多的部门的负责人保持密切关系———政治事务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以及和平行动部。科菲·安南成为秘书长后，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容易了，因为他允许我列席他每周的内阁会议，他会在那里会见他的核心高级顾问。这些人逐渐把我当作圈内人。他们看到我列席内阁会议，看到我与联合国秘书长保持着密切关系。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接。当他们开自己的部门会议的时候，会允许我的职员列席。换句话说，他们成为了我的可靠的信源。
如果科菲·安南和这些人私下进行了政策讨论，而没有邀请我，我也可以在事后给他们其中的一个打电话，问他们讨论了什么。他们会告诉我。
因此获取信息的方法不止一种———所有的信息，你也不一定非要从你上司那里获取。
在政界，上司的办公室主任是很有权力的。我给你们提起过，奥肯大使帮助我最大限度地接近赛勒斯·万斯和欧文勋爵，塞德里克·宋伯里曾亲自带我到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办公室，在我进行新闻发布会之前与之进行短暂谈话。
科菲·安南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以前是巴基斯坦的埃克巴·理查（Iqbal Riza），最近是英国的马克·马洛克·布朗（Mark Malloch Brown）。发言人和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关系至关重要。通常办公厅主任掌控着接近秘书长办公室的通道。在政界，你需要朋友。你的同事越信任你、喜欢你，你就更容易把事情办好。
西尔法娜·佛埃（Sylvana Foa），1996年时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Ghali）的发言人，她和加利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海地的简‐克劳德·艾米（Jean‐Claude Aime）交恶。但是她需要他的帮助，因为加利曾许诺给她的某种程度的信源通道从未得以兑现。2005年4月，我组织了一次联合国前新闻发言人的聚会，讨论我们的角色，西尔法娜也参加了，还用她惯有的幽默描述了她和秘书长以及办公厅主任的关系。
当秘书长邀请她担任自己的发言人的时候，她当时回答的是，她说：“除非？ ？你告诉我所有的事，我要列席任何我想参加的会议，我能够每天见到你。他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但哪一条都没有兑现。我每天早上看到他；他什么都不告诉我。[笑]”
在这种情况下，办公厅主任简‐克劳德·艾米本有可能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盟友，但是西尔法娜和他相处并不融洽。结果正像她在团聚中所讲的那样：“有段时间我会进去说，‘瞧，我们在这件事上必须立场坚定’，然后我解释将要发生什么情况以及媒体要问的问题，他会说，去说去做吧。然后12点差5分，正当我要走下楼梯去新闻发布室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告诉我秘书长已经改变主意，什么也不想让我说了。如此这般，过一段时间后，就到了我不再接这种电话的程度。
那个打她手机告诉她什么也不要对媒体说的人是办公厅主任简‐克劳德·艾米，他不仅不帮她，反而是她的绊脚石。
相互信任Mutual trust
我们来看看，获得引导而得知发言人应当说什么，为什么该是如此的艰难？为什么发言人必须如此努力去发现事态的进展？为什么上司不能让他的发言人阅读所有机密电报？为什么不允许发言人列席所有的政策讨论？从发言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应当是很合情合理的。
让我们站在老板的角度来看，想像一下他在让其发言人参加机密政策谈判或者看秘密电报的时候，那种必须要有的对其发言人的信任。他很可能会想：发言人整天和媒体打交道！他在和敌人讲话！我怎么能让他知道在发生的到底是什么？
信不信由你，在联合国的确有人那样想。他们通常是有外交官背景的，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至少是一个明智的政治家———都会明白，要让你做好发言人工作的话，你需要进入这个圈子，需要知道内部消息，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为此，他需要信任你———你也要信任他。
在第一次课里，我给你们提到过理查德·布切尔，他是美国国务院前新闻发言人。理查德告诉我，经过国务卿桌上的每一张纸他都看过。鲍威尔和他分享所有的东西。看，这才是信任！
你的上司必须要认识到，拥有一个在媒体中享有信誉的发言人将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必须理解媒体不是敌人，而是一个潜在的强有力的盟友。如果你对媒体开诚布公，媒体也会和你以诚相待。
发言人帮助媒体认识自己上司的目标，以及认识他为了探求、达到这些目标所要借助的一些方法。媒体把这些目标给他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进行解释。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虽然如此，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意识到对于媒体我还是有所保留的。我越是成为上司的知情人，我了解到的信息就越敏感。如果上司正处身于一个敏感的政治议程中，若他带我去参加政治谈判，那意味着他信任我，认为我会保护政治议程，而不会泄漏敏感的细节，以至于使谈判功败垂成。
因此，我曾经在媒体面前告诉他们，在某些场合，我可能必须对某些比较敏感的细节有所保留，以保证外交活动顺利进行。他们不喜欢听这些。他们认为他们有权知道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他们信任你，他们会接受你保留某些信息的目的不是为了误导他们。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上司必须对发言人很满意———发言人对上司也要很满意。
你和你的上司应该几乎像夫妻那样融洽相处。
为什么模特很骨感？Why are models skinny？
我于1997年1月接替了西尔法娜·佛埃，担任科菲·安南的新闻发言人。我刚才也说过，加利在任的最后一年，西尔法娜·佛埃曾经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而且她称自己是spokesMan，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我一些政治上的借口，以便继续使用这个今天在政治上有误的称谓。
西尔法娜个性很强。她曾经是一位杰出的记者，获得了业界的尊敬。她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曾经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发言人，当时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临危受命，要到危险的战区执行任务，比如南斯拉夫和索马里。她成功地处理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媒体关系。事实上，也正因为她在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现出色，加利才注意到她，最终在自己的第一届任期———也是惟一的一届任期中的最后一年里，任命她为新闻发言人。
在联合国，西尔法娜的风格对于某些人的口味来说有点太过张扬。例如，如果她报道某成员国于联合国资金短缺之际支付了欠款，她就会戴上一顶维和部队的蓝色贝雷帽，宣布欠款已付，然后把帽子抹落，当然她一边还说着：“摘帽！”这是一种她表示祝贺的方法，就像法国人会说“Chapeau！”一样。
我给你们再讲一个说明西尔法娜个性的例子，是她在发言人团聚会上讲的关于“疯狂传真人”的逸事。
“记不记得疯狂传真人？”她开始说道：“如果局面对秘书长不利，完全出乎意外，某个重要人物”，然后，她停了停，用手指做出双引号的样子，笑道：“‘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在发布会上称之为‘疯狂传真人’———会给全美国的议员们、媒体发送许多许多页的传真，人们不无埋怨地打电话给我，你知道，‘我的传真机塞满了这种垃圾’。那些也的确是垃圾。是一些非常小的名不见经传的报纸的文章，‘加利难道不是个好人吗’或者‘我们以加利为荣’，或者是从他高中老师那里得到的琐屑小事，诸如此类，我也不知道，但是当时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
随即她停顿片刻，造成一种滑稽效果。
“很明显，是他的妻子。”她说，爆发一阵笑声。“最后我不得不去找他，对他说，你知道，现在出现了‘疯狂传真人’，这真的让人很尴尬；然后他说，‘今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不管怎样，那一年很开心。”
你们理解我的意思了吗？西尔法娜的个性是挺强的。
尽管西尔法娜尽了最大努力，加利还是没能再次当选。取而代之，安理会提名了科菲·安南。西尔法娜辞职，科菲·安南任命我做了他的发言人。之后不久，科菲·安南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模特那么骨感吗？”这个问题令我颇为惊讶。“不，先生，我不知道。”我回答道。“这样她们的身体会像个衣架，”他继续说，“你就会注意到她们身上的衣服。”然后他走了。我在思考：他那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能猜到吗？
答案是他认为发言人不应该成为信息。信息本身才是信息。发言人可以有很强烈的个性，就像西尔法娜，或者个性不甚突出，就像我。但是上司对你的个性必须感到可以舒服相待，而且对你这个人也必须要感到可以舒服地相处。科菲·安南需要能提供充足的信息，但是个性却不强的发言人。我们相处甚为融洽。
逐渐了解他Getting to know him
我于1985年来到联合国工作，通过一次非同寻常的际遇，作为信息官员被派往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向联合国缴纳拖欠的会费。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会都站在罗纳德·里根那边，极其保守，对于联合国毫不友好。我密切注意美国在联合国费用问题上的整个立法程序，每周在华盛顿呆几天，然后返回纽约。
科菲·安南当时在联合国管理层工作。他对美国的预算标准将会如何兴趣超乎寻常。我记得他有一天把我叫过去让我给他汇报一下。那是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接触。我马上就喜欢上他了。
我做那份工作历时3年，其间我逐渐认识到科菲·安南是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也是一个很宽厚、友好的人。
1989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是联合国驻纳米比亚的新闻发言人。纳米比亚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历史上最辉煌最成功的行动，我们这些维和行动的工作人员胜利返回纽约。我在纽约的上司，联合国发言人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知道他必须尽快把其他任务委任于我。我那时是超负荷运转。1992年，他委派我做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使团的新闻发言人，那次使命是一次灾难。我们到达那儿一个月之后，战争在萨拉热窝爆发，我在防空洞里呆了很长时间。
那年晚些时候，我被前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从萨拉热窝拉出来，为联合国-欧盟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和平谈判做新闻发言人。万斯和英国前外长欧文勋爵共同主持这些谈判。
在以后的课程里，我会给你们更为详细地讲述这些行动。不过科菲·安南肯定是一直在纽约观察这一切的。
1993年，加利任命安南成为维和部门的负责人———一年前他是该部门的二把手———当时我返回了纽约的发言人办公室。
加利同意由我来专门负责发言人办公室的有关维和方面的新闻发布，因此我向科菲·安南提出建议，让他的部门给予我些特殊的安排，让我出席他的早间会议。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他也让我阅读每天从各个维和小组发回的电报，他明白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他那时一定已经对我产生信任了。
在发言人的办公室，我非常开心。维和行动是联合国每日最大的新闻，我受邀和当时的新闻发言人乔·西尔斯（Joe Sill s）一起参加每日的午间新闻发布会。乔要宣布秘书长正在做什么，我要报告索马里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情况、不断恶化的柬埔寨维和任务以及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科菲·安南看到我是如何应对这些每日最为棘手的问题的。
1995年，谁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加利说他不需要我就维和问题对记者做新闻发布了。我非常难受。科菲·安南对此决定感到惊讶，他给加利的传播主管写了个备忘录，告诉传播主管他对这个决定很失望，也无法理解。他补充说我是他在联合国系统30年来见到的最好的发言人之一。
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我申请成为科菲·安南的维和行动部信息官员。我得到了那份工作，并且在1996年初开始直接为他工作。
在我做出决定之前，加利的行政办公厅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秘书长需要我陪同他进行一次环球旅行。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浅资历发言人从来不曾在大的旅行中陪同过秘书长。我陪同加利出访欧洲、北非和南亚，并在日本和中国这儿结束旅程。我发现他亲切、头脑清晰，而且聚精会神，这十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重返纽约后，行政办公厅主任再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给我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里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让我放弃到科菲·安南部门工作。我思考了整整一宿，然后说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我要去维和行动部。坦率地说，我只是因为更加喜欢科菲·安南。
这极有可能成为我的职业生涯中灾难性的一步，但是之后不到十个月，科菲·安南就令人不可思议地当选为第七任联合国秘书长，我的职业生涯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
在他还没有当选，但是看来已经有很大可能性的时候，他召集了十几个人给他出谋划策。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一个私人的公寓里会面，为他可能成为第七任秘书长而做计划。
他当选后，原班人马依然是过渡时期的团队。我成为科菲·安南的自己人。他很满意我，信任我，指导我如何做他的新闻发言人：比如他问我为什么模特都很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