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戈登Matt Gordon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曾帮助美国“联合国协会”创办了一份名为枟互依共存枠的刊物，并担任编辑。我发布广告招募一个记者，有很多人应聘。当我审阅那些应聘材料时，我接到枟纽约时报枠驻联合国记者站负责人凯思琳·特尔奇（Kathl een Tel t ch）———我们都叫她“凯蒂”的电话。她希望我多多留意应聘者当中一位叫做迈克尔 ·戈登（Michael Gordon）的年轻人。迈克尔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凯蒂说他非常不错，而且他是联合国早期发言人马特·戈登（Matt Gordon）的儿子。你们应该记得我在上一课“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的历史”中提到过马特·戈登。他在联合国总部的三楼工作，担任实际上的联合国发言人达15年之久。
我最终雇用了迈克尔·戈登，他为我工作了四五年。现在他是枟纽约时报枠的安全事务记者，而且刚刚与人合著了第二本关于伊拉克的书———两本书都受到了好评。
我1988年加入发言人办公室后，有一天，一位头发花白、眉毛浓密、嗓音浑厚低沉的老人走进我的办公室。“我是马特·戈登，”他说，“我曾经做你这份工作。”他说他曾经担任过特里格韦·赖伊和达格·哈马舍尔德的发言人。像往常一样，我正在忙，不过我邀请他坐下。我们聊了一会儿天；然后我怀疑他感觉到我迫切地想回去工作，所以就起身告辞了。一方面，我不想让他走；另一方面，我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把他送出我的办公室，两个人顺着走廊往电梯的方向走去。走廊的墙上展贴着一些放大的相片，其中有一张哈马舍尔德被几十个人簇拥着的照片。马特·戈登指着站在哈马舍尔德旁边一个戴宽帽沿的小小的人说：“这个就是我。”他的语气非常肯定。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人，希望能够请他喝一杯，和他彻夜长谈；只可惜我公务在身。我们就此告别，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几年以后，当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我丧失了一次了解我这份工作的本质的好机会。
聚会的主意The idea of the reunion
2004年，我感到我的事业正在走下坡路。我身体疲惫，我觉得自己无法坚持到2006年底科菲·安南卸任。我开始考虑退休。想到马特·戈登，我很想知道联合国早期的工作人员还有多少在世。我在脑海中顺着时间往前推：我的直接前任西尔法娜·佛埃（Sylvana Foa）已经结婚，现居以色列；乔·西尔斯（Joe Sill s）退休后住在田纳西州，偶尔为联合国做些工作，我不时能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Francois Giuliani）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发言人，就在城市的另外一端；安德烈·卢因（Andre Lewin）住在巴黎；拉米瑟·纳斯夫（Ramses Nassif）在日内瓦愉快地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利昂·郭登克（Leon Gordenker）处于半退休状态，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一半时间在荷兰。最后，我记得布莱恩·厄克特（Bri an Urquhart）爵士曾经短期充任联合国发言人，他也住在纽约。他每次参加讨论都很会调动气氛，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邀请他也参加。
这看起来真会是一次有益且有代表性的团体聚会。
然后我又想，等一下。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以前的新闻发言人聚在一起，很可能只是个盛会。是谁使发言人保持诚实的呢？当然是记者。于是我决定再邀请一些记者。凯蒂·特尔奇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不过仍然在附近地区生活。枟纽约时报枠驻联合国记者站刚一设立她就在其中工作。一位白发苍苍的记者唐·帕尼斯（Don Paneth）最近几个月都在联合国为一份在纽约免费发放的报纸工作，他说1946年时他曾在枟纽约时报枠记者站和凯蒂共事。然后我又邀请了从1960年起开始为CBS电视台报道联合国的理查德· C 。霍特莱特（Richard C 。Hottelet），从1967年到1988年为枟华盛顿邮报枠和其他出版物报道联合国的迈克·柏林（Mike Berlin），从1987年到1992年为纽约枟新闻日报枠报道联合国的普利策奖得主约瑟·弗里德曼（Josh Friedman），以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联合国工作的枟纽约时报枠记者巴巴拉·克罗赛特（Barbara Crossette）。
我决定还要邀请周围的一些相关人士，虽然他们既不是发言人也不是记者，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消息———我邀请了马特·戈登的儿子迈克尔，特里格韦·赖伊的女儿古里·李‐则肯多夫（Guri Lie‐Zeckendorf），吴丹的孙子吴敏（MyintU，他现在也在联合国工作），以及德奎利亚尔员工中资深的美国人吉姆·苏特林（Jim Sutterlin），他也是我在联合国的第一任上司。
整个活动由特德·特纳（Ted Turner）联合国基金会赞助，弗里德曼·艾博特（Friedrich Ebert）基金也提供了一些支持。
科菲·安南开场Kofi Annan kicks it off
我问安南秘书长能否在聚会开始时讲几句话———之前我已经决定：由于安南秘书长仍然在任，所以我们会讨论所有的前任秘书长，但是不会讨论他———他表示同意。
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八号会议室，小小的，墙壁上装饰着木制嵌板；我订了这里作为我们的聚会场地。安南秘书长走进会议室，和围坐在马蹄形桌子前的发言人及记者们一一握手。他已经准备好讲稿，不过他似乎经常不看稿子讲。下面是他的一些讲话摘要：
“当你观察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你会发现只做你当选的事还不够。你还要向人们解释你做过什么事情，你正在做什么事情，以及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于信息传播的那种连续不断的需要，身处联合国大家庭中的我们是不太善于处理的。”
“我经常鼓励我的资深员工要在他们的职责和专业范围内对媒体讲话，他们都有些勉强。他们中的一两个这样做了，大多数人不这样做。”
我们在自己身上施加了很多约束，认为有些事情是机密的，不能把这些秘密泄漏给媒体。而最终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想想我们应该对媒体公开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与他们分享什么；我认为我们已经太过束手束脚了，我们应该重新衡量一下：我们应该与媒体分享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决定那些问题是否与媒体分享。”
这些话为接下来的讨论设立了框架。我决定从第一任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开始，回顾历任秘书长任职期间联合国的媒体关系和媒介政策。
在我的开场白中，我指出前任发言人都坐在我的右边，而前任记者都坐在我的左边。我说“就定义的角度而言，两者的关系天生是对立的”。而事实上，与其他国家首都的情况相比，记者们与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关系要融洽得多。除一些比较偏激的记者外，大多数主流媒体都不会让秘书长太过难堪，或者对秘书长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媒体所需要的是精彩而有力的报道。在一些愿意与媒体交流的联合国高级官员的帮助下，联合国发言人们会尽全力满足媒体的需求。
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 e
挪威的特里格韦·赖伊于1946年2月1日被任命为首任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在伦敦为前代理秘书长格拉德温·吉布（Gladwyn Jebb）做事的布莱恩·厄克特转到赖伊手下做他的私人助理。赖伊还雇佣了备受尊敬的美国战地记者、芝加哥枟每日新闻枠的威廉姆·H。斯通曼（William H 。Stoneman）做自己的演说撰稿人。布莱恩·厄克特在自传枟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生枠中说斯通曼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语带讥讽，坚定执著，非常正直”，还说“他在处理媒体关系上也给予秘书长很大的帮助”。
1946年2月14日，纽约被选作联合国世界总部所在地。赖伊在厄克特的陪同下飞往纽约。在纽约机场，赖伊见到了年轻的联合国信息组织官员利昂·郭登克。在上一课，我曾经告诉过你们联合国信息组织设立于联合国成立之前，是为这个新的世界组织的成立进行公关准备的。
在聚会中，我首先请郭登克描述一下联合国信息组织的工作。
“当首批秘书处工作人员开始来这里检查情况时，是由我们来接待的。当布莱恩和特里格韦·赖伊走下飞机时，我们就在飞机场等候。我们的打算是，摒弃任何的政治倾向，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把我们所知道的都告诉媒体。我认为，这是我们早期的指导观念，当然也直接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加以实施。而那时候实际控制组织运转的是那些外交官们，他们更愿意保持缄默；所以我们想要获得什么消息总是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郭登克指出了一个联合国发言人不断遇到的问题：媒体和外交官之间的文化碰撞。前者想把所有的事都放在公共领域；而后者感到在保密状况下工作更有成效。很多联合国官员都曾经是外交官，极少有人当过记者。
在纽约，特里格韦·赖伊起用了两个以前当过记者的人———先是乔治·巴恩斯（George Barnes），然后是马特·戈登———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新闻部的媒体官员。
凯蒂·特尔奇记得巴恩斯的一些事：“毫无疑问，他对联合国、对新闻发布工作都非常有兴趣、充满热情，对此我挑不出错来。但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他感到自己身陷所有这些官僚事务中而无法挣脱；我感到这让他很为难，而且他对此很不耐烦。”
凯蒂所言触及联合国发言人的第二大问题———媒体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文化撞击。官僚机构天生运作缓慢，但是新闻机构是在以音速极快地运作。
然后迈克尔·高顿谈起他的父亲马特。“我认为他来自于新闻媒体、对新闻媒体比较亲近———可能比他与官场的关系更为亲近。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媒体人的，只是暂时担任发言人罢了；不过这一干就是13年———尽管这也还只是一段间奏插曲，最后他还是要回到他真正要做的事情中去。不过他的媒体背景意味着他对新闻行业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知道记者们想通过信息得到什么，他们会怎么看待问题。而且，他喜欢记者。”
迈克尔在这里很好地总结了为什么我最后决定只雇佣曾经当过记者的人担任联合国发言人。他们理解新闻业，感到与记者们关系密切，他们本能地知道记者会觉得哪些东西是靠得住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记者。喜欢你的服务对象，这点永远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前CBC电视台记者理查德·霍特莱特帮助大家回忆了早期的新闻环境是怎样的。
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联合国最初的15到20年里，大部分的媒体部门能以最好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联合国没有传播方面的问题，人们对于联合国报以巨大的同情和理解，热切地想理解它的运作———在美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新闻环境和今天全然不同。”
但是厄克特补充道，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受到很严重的批评：“我记得我们最开始落脚在布朗克斯（Bronx）的莱曼（Lehman）学院时，公众中就有很极端的声音对我们进行大肆抨击。媒体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刻薄？ ？那时就像今天这样，有五六个记者整天搜集有关联合国的信息，再把这些信息添油加醋制造成丑闻。这不是个新现象，很难处理。就像现在，仅仅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劳驾闭嘴，我们都继续各干各的活’已经行不通了。那些没完没了的新闻简直令人绝望？ ？这是一种深深地不喜欢国际组织的症状。我们老早就遇到过这些。”
霍特莱特和厄克特的观察说明了两点：一是发言人在什么样的媒体环境中工作很重要；再就是说了越多事情在变化，越容易保持原状。
枟华盛顿邮报枠的迈克· 柏林在特里格韦·赖伊时代没有加盟联合国，但是他回忆起美国合众国际社（UPI）的布鲁斯·曼（Bruce Munn）讲的一则故事。曼告诉他：“赖伊常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在他完成所有的事情之后，邀请记者团的资深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喝一杯———他不仅邀请美国人，还邀请其他国家的人。他会打开一瓶酒，为每个人都斟上一杯。每个人都喝点儿酒，谈论一下当天的议题；不过这些谈话通常都是不可以公开报道的。”
赖伊的女儿古里·李‐则肯多夫补充道，“他就是喜欢和那些被邀的记者们聊天，他要求过那些记者不能报道私下的聊天，我认为那些记者没有出卖过他。他对自己邀请的大多数人都很信任，而且他确实欣赏那些记者们。”
赖伊刚开始工作时曾为当地的一家报社撰稿，从而挣得一点学费。他充分信任记者，以至于邀请他们到办公室喝上一杯聊聊天，这真是非同寻常；他喜欢那些记者们陪伴的事本身也很有意义。
哈马舍尔德Hammarskjold
大概是从1950年到1956年，美国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阴霾中，那是一种狂热的反共思潮。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大肆逮捕亲共人士，这一势头不可避免地危及联合国。特里格韦·赖伊不得不屈辱地允许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国总部设立办公室。他的首席法律顾问亚伯·法勒（Abe Feller）曾保护很多同事免受莫须有罪名的指控，结果罹患忧郁症，跳楼身亡。
唐·帕尼斯记得：“赖伊辞职三天之后，他的总顾问亚伯·法勒跳楼自杀。这令人大为震惊，成为头条新闻。我曾经采访过法勒，发现他睿智、易怒，但是他对于国际法的观点、看法非常有意思。联邦调查局曾对秘书处的很多职员进行调查，说他们与共产党有瓜葛；法勒曾为这些职员进行辩护。”
哈马舍尔德上任后决定把联邦调查局赶出联合国总部大楼，凯蒂·特尔奇描述了这一决定产生的效果：“你一定记得那是怎样的一段时期，联邦调查局大肆调查员工中的美国人。特里格韦·赖伊时代，他们进驻联合国大楼。他们占了一间办公室，两间办公室？ ？是哈马舍尔德把他们赶出去的。你一定记得这不仅对媒体、而且对全体工作人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不朽的进步？ ？为崇尚民主的一群人注入了新的活力。”
布莱恩·厄克特爵士饶有趣味地回忆起哈马舍尔德和媒体之间令人难以理解的关系：“他原本会和媒体关系很糟糕，因为他的媒体发布会就像一场表演。他的评论散漫而有趣，他的话经常在和主题打擦边球，他会用极其复杂的短语来掩饰主题？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非但没有激怒媒体，他们反而有点喜欢这样。”
厄克特接下去描述了哈马舍尔德和单个记者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他根本缺少这方面的关系。“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和记者单独打交道，不愿意冒险被人看作在媒体中有亲疏远近。他喜欢开新闻发布会，我想媒体也确实从新闻发布会上大致知道了他要做些什么———但这简直是奇迹，他们居然能以某种方式来得知。你们应该去读一读有关这些发布会的材料。从英语语言使用的角度看，它们都非常有趣，与众不同。而从哈马舍尔德发布出去的信息来看，他真是一位智者。他对联合国这一组织的发展方向有非常清晰和长远的打算。”
一位秘书长会在办公室里和记者们喝上一杯；而另一位秘书长却不和单个记者打交道，甚至不把话说清楚，但他却依靠自己思想的力量赢得了记者们的尊重。
现在让我们看看吴丹。
吴丹UThant
霍特莱特回忆道：“吴丹是一位谦逊内敛的人，待人和善的人；这一点不用怀疑？ ？我总是觉得我们有可能去接近他本人。”
我们在上一课中说到吴丹每周六去办公室的路上都会被美联社的比尔·欧蒂斯（Bill Oati s）拦住。其他的记者也纷纷效仿，这很快成为常规的新闻接触。
凯蒂·特尔奇在回忆起那些媒体接触时说：“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他会走下车，对欧蒂斯说：‘你好，比尔’。他常常会留一点有价值的新闻让我们放在星期天的报纸上，使之更受欢迎。他会站在那里，非常随意地和我们交谈。他喜欢媒体。”
吴丹的孙子吴敏现在也在联合国工作，他补充道：“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他（吴丹）当过很长时间的老师，还当过记者。我想，这段时间的经历给他对自己的看法与定位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曾生活在缅甸一个闭塞的小镇上？ ？但是在二战结束缅甸独立之后，他当过发言人、广播主任、总理发言人，还有记者。20世纪50年代，他还一直在给报纸写专栏，还有其他各种文章。因此我认为，正因为他自己曾经的记者身份，所以他在这里对待媒体的态度特别友好亲近。”
吴丹的“发言人”拉米瑟·纳斯夫提醒在座各位“是他（吴丹）创立了从周一到周五的每日常规新闻发布会制度。”
这样看来，这位来自缅甸的谦逊的佛教徒是迄今为止对记者们最友好的秘书长。他对媒体坦诚，易于接近。但是他总是最不为人所记起。在枟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生枠一书中，厄克特这样写道：“吴丹几乎没有被写进历史，特别是在西方。很少有人记得他的高贵品格，他的正直诚恳，还有他在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以及其他的国际危机中的果敢作为。他的回忆录里有很多第一手的有趣的资料，几乎没有人提及，也很少有人注意？ ？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位高尚、勇敢、负责的人如此不公。”
我猜想，要被史籍记载，仅仅与媒体搞好关系是不够的。
瓦尔德海姆Waldheim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发言人安德烈·卢因在巴黎通过电话连线参加了这次聚会。他说：“在瓦尔德海姆看来，在每日的午间新闻发布会前、是否先与我们进行一些信息上的交流，这似乎不太重要？ ？通常在午间发布会之前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见他，而且几乎没有时间询问那些我们想问的问题。因此我想说，瓦尔德海姆不管是作为个人还
是作为秘书长，都不是很好相处。事实上瓦尔德海姆不习惯和媒体相处。他是欧洲人，对第三世界没有什么感性认识。比如，当我陪同他出访非洲时，很明显每走一步对他而言都有一个新发现。我想他绝对是那种需要发言人和周围的人来帮助他处理那些他不太熟悉的文件的人。”
我个人觉得使秘书长和他的新闻发布册保持同步不是发言人的角色。以前做过外交官的卢因可能对此比较热衷，但瓦尔德海姆“不习惯和媒体相处”，这真是太奇
怪了；加之他对第三世界知之甚少，这些都让我感到不安。作为秘书长，他对媒体说的话都是有官方记录的，而他似乎总是把这些记录当儿戏。
乔·西尔斯描述了他在瓦尔德海姆办公室遇到的事情：“有一天秘书长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被叫到38楼？ ？我们当时有新闻发布会的记录稿，他说他想怎样怎样地进行重写？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发布会上的每个人都有录音机的！当时我在他逼视之下，低着头不敢看他；我毫无底气地对他说，发布会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了，你知道我们不能重写。但是他坚持要对发布会的记录进行整理。”
我曾经为我的刊物枟互依共存枠采访过瓦尔德海姆，他认为自己有权“对采访稿进行整理”。他想对他说过的话进行改动，我记得自己曾就他实际上说了哪些内容和他的秘书发生争论。
后来，瓦尔德海姆离开了联合国，而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丑闻也随之被公诸于众。据披露，瓦尔德海姆在二战时曾是一名纳粹军官，曾为一名犯有战争罪的德国司令提供情报。瓦尔德海姆在自己撰写的好几本书中都篡改了这些记录以掩盖事实。看起来，他的一生都像一个巨大的谎言似的。也难怪媒体不喜欢他。
德奎利亚尔Perez de Cuellar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任期间，发言人的角色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此前，秘书长发言人或者像拉米瑟·纳斯夫那样是新闻部一名职位相对较低的成员，或者像安德烈·卢因那样属于秘书长工作团队中的一员，和新闻部的联合国发言人并肩工作。而德奎利亚尔的发言人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把联合国发言人挤出了历史舞台，秘书长发言人成为惟一的联合国发言人。这种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德奎利亚尔和居里安尼两个人都瞧不起新闻部。
作为德奎利亚尔的顾问，吉姆·苏特林与德奎利亚尔的关系比较密切，他说：“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决定脱离新闻部（DPI）。这是他的选择，非常强势的选择，秘书长也欣然地同意了，因为德奎利亚尔几乎鄙视新闻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发言人才能够发挥如此大的作用。38楼和新闻部（DPI）之间几乎是剑拔弩张。”
乔·西尔斯当时以类似副手的身份为居里安尼工作，他谈到有关德奎利亚尔和媒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说德奎利亚尔在面对媒体时，“他会做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希望处理好自己与媒体的关系，但是他不希望媒体弄出一些多余的问题来。他把发言人办公室的职权定得很窄，许多与事态进展有关的会议我们都不能参加。每天早上，他只有很短的一点时间用来见我们；而且总是有人等在那里，我们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使自己呆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不被别人挤出去。德奎利亚尔的基本态度（虽然他从来没有明说过）是：做你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如果你做错了，我会让你知道。我觉得如果仅从秘书长与发言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态度是远远不够的；但考虑到他的性格，这已经是我们能指望的最好态度了。”
厄克特补充道：“我认为他非常不愿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觉得，他真正的乐趣是呆在办公室里听听舒伯特，然后回家吃午饭。当然，我想这没什么不好。这很老套。我看这也是执掌秘书长职务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只是处事的另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布莱恩爵士的话是赞扬还是其他。不过乔·西尔斯的话确实说中了发言人工作中另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老板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进行面对面地交流；他不能参加会议，或者没有成为老板核心圈子中的一员。老板撇下他，而让他去尽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如果他做错了，老板再来告诉他。
当我刚刚加入发言人办公室时，居里安尼是我的上司，德奎利亚尔是秘书长。数年之后，我开始跟随秘书长出访———不过只是一些小型的旅行，比如去华盛顿或者美国/加拿大的其他城市。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德奎利亚尔秘书长表达不悦的方式是看他的指甲盖。他不是个外向的人。他的法语比英语流利得多，不会说法语的记者经常难以理解他说的话。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西尔斯补充说：“他没有意识到该给记者们在钩子上放点诱饵。”比如，西尔斯说他和居里安尼无法说服德奎利亚尔认识到，在新闻发布会的开场白中透露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如此，德奎利亚尔和媒体的关系并不算糟。枟华盛顿邮报枠的迈克·柏林说：“他从来没有邀请人们上去[到他的办公室]，从不发布大量背景信息，也不接受很多可以公开报道的采访。但每个人都喜欢他，尊敬他，认为他工作做得很好。”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
加利在五年任期中有三位发言人。他留任居里安尼不到一年，接着任用乔·西尔斯大约三年，最后一年起用西尔法娜·佛埃。
乔·西尔斯描述了和加利间不甚令人满意的关系：“他不希望媒体去给他找麻烦？ ？不管怎样，我不是他核心圈子里的人。”
在前一课中，我们讲到了西尔法娜·佛埃对布特罗斯‐加利的失望；他向她做了很多保证，但是一样都没有兑现。应该说，媒体不是很喜欢他。
普利策奖得主、枟新闻日报枠的记者约瑟·弗里德曼说：“大家听乔和西尔法娜讲得很有趣。开始我觉得很好玩，但是慢慢的就有点来气，因为这让我回忆起报道布特罗斯‐加利那段日子里的挫败感。因为他对媒体的轻视带有侮辱的性质，所以我们记者在报道时很难保持公正客观。我不想如此尖刻，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碰到过他。你知道，我那时候一直在报道联合国，但是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一次，没有与他握过手。对于媒体而言，这简直是一段灾难性的时期。”
枟纽约时报枠的巴巴拉·克罗赛特说：“他对于自己和媒体的关系很诚实。有一次我对他说：‘看，不就是给点新闻么。’他回答说：‘我的工作不是新闻。如果我给你们新闻，那我就是不务正业；因为我的工作是四处走来走去，并在秘密的状态下指挥控制所有的局面。”
西尔法娜·佛埃出面捍卫加利：“他与记者之间没有像科菲·安南才开始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也从来没有什么负面的感觉。他不是记者们喜欢的那种人，但是他们也不讨厌他。”
克罗赛特反驳说：“如果他从来不和你说话，你怎么会喜欢他？你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他确实接受采访，不过是在千里之外、是在旅行中。那样只让我感到加倍沮丧，因为看起来我们好像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似的。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喜欢常常和媒体谈话。”
阿玛德·法奥兹（Ahmad Fawzi）是布特罗斯‐加利带来做乔·西尔斯和西尔法娜·佛埃副手的一位埃及记者，他解释说：“他（加利）对待常驻记者团和他对待大使的方式是一样的？ ？他会直接就去和最高层对话———直接去和外交大臣、外交部长或者国家元首谈论，而不会和法国或者英国的大使谈论，？ ？这是他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愿景。”
事实是，布特罗斯‐加利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媒体上。很明显他认为记者们并不重要。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应该明白，正面的媒体报道会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也许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告诉巴巴拉·克罗赛特，“如果我给你们新闻，那就是不务正业。”
如果加利决定接受一次采访，那么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外的可能性比发生在总部的可能性大。我认为不从信息量上喂饱总部的常驻记者团是个错误。他们的新闻组织付钱让他们来报道联合国。他们需要第一手的、有新闻价值的材料来证明他们的存在是值得的。如果能偶尔和秘书长说说话，那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当我听到约瑟·弗里德曼说，布特罗斯‐加利在外访问时更容易接受采访，却不太愿意接受总部记者
采访，“我们好像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似的”，我感到很震惊。
吉姆·苏特林称赞布特罗斯‐加利的智慧的著述，他指的是加利编写的枟和平议程枠和枟民主化议程枠，他认为这两部作品影响深远。但是布特罗斯‐加利是一位富有争议的秘书长。一位个性鲜明、大权在握的智者，但却缺乏与媒体间的人际接触。他是惟一没有连任的秘书长。
总结Summing up
在回顾完历史纪录之后，参与发言人团聚会的人们决定截止发言，开始总结。
乔·西尔斯认为发言人需要成为其老板核心圈子里的人：“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告诉布特罗斯‐加利和德奎利亚尔这一点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们，瞧，这与你的切身利益相关，因为发言人？ ？最受不了的时候，就是当他不知道事态进展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发言人参加这些会议。如果你的发言人言行失当，或在谈及有关这些会议的信息时未能遵照你的意思，那就开掉他/她，换一个能够做到这些的人。”
枟纽约时报枠的迈克尔·高顿谈起发言人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你们知道，我现在主要在华盛顿，他们有发言人———他们在华盛顿很惨。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人去听他们说什么。他们也没有什么诚信可言，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不透露信息，他们有信息，而他们奴隶般地坚守着。我们都知道那信息是什么。如果人们对你所发布的信息不信任，如果你不发布真信息，那你也就无信息可言了。”
枟华盛顿邮报枠的迈克·柏林论述了关于发言人需要懂得“反击”的观点：“有些人意在摧毁联合国，因此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避开一时的风头，要么进行反击。所以你得学会抨击别人，你得学会走露消息，你得学会回应别人加在你身上的一切。”
枟新闻日报枠的约瑟·弗里德曼说：“如果联合国试图控制信息、应付那些人，那就会让联合国看上去似乎在掩饰什么，这样一来可能激起记者探寻事态进展的兴趣，二来可能在组织内造成信任缺失。”
枟纽约时报枠的巴巴拉·克罗赛特说优秀的发言人知道的比说的多，总是可以不用泄漏机密信息就引导记者走上正确的方向。关于这点我补充说：“我们可以用语调、甚至眉毛来传递信息。我们有办法对你说‘不要那样做’或者‘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但是如果我们不知情的话，我们就不能那样做了。”
建议Recommendations
然后大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个优秀的发言人抵得上一百万篇新闻稿。媒体想从发言人那里得到的不仅是“信息”，而是精彩的、有质量的真情报。
发言人要进入老板的核心圈子，成为其中一员。因此，发言人办公室应该成为秘书长办公室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优秀的发言人通常以前都当过记者，因为发言人需要有双重的忠诚———其言行既绝对不能中伤其上司，也绝对不能误导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