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采访：有多少？The one‐on‐one interview：How many？
作为发言人，我在工作中最难应对的就是处理成百上千的采访秘书长的请求。原因是：我不得不对这么多人说“不”。作为发言人，你总想对媒体说“是”，说“不”令他们不悦。你绝对不希望记者团不高兴。
当科菲·安南首次当选秘书长的时候，我问他好的媒体关系对他而言有多大的价值。换句话说，他的时间能分给媒体的比例是多少？我希望他一周接受一到两次采访，一个月至少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和我聊过天的记者甚至希望有更多的采访。）当他出访时，我希望每一站都有一家纸质媒体和一家电台的采访、偶尔访问某个编辑部、并在每个被访国家的首都都举行一次完整的新闻发布会。
他能不能把他百分之五、抑或百分之二的时间给我？作为一个聪明人，他拒绝做出承诺。这是真的，不错，他在头一两年接受的采访确实比任期快要结束时多。刚开始出访的时候他对媒体比他做秘书长的后几年更加活跃。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一以贯之地比他的很多前任对媒体更公开，和媒体接触更多。
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1999年玛里瑟·马格斯‐斯尼芬（Mari cel Magas‐Sniff en）加入我的办公室后开始整理这类数据，从此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制作年度统计表格。我们还找出了1998年的数据。
从我们第一年（1997年）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来看，他接受了我平均一周接受两次采访的建议，一共接受了168次采访。事实上，他平均每周接受3次以上的采访。当然这是他当秘书长的第一年，采访要求很多，他想在上任之初有个新气象。1998年，接受采访的次数下降到125次，不过仍然超过每周2次。但是在第三年，1999年，他只接受了45次采访；2000年时只有41次。2001年时候有轻微的回升，他于该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接受了62次采访。但是2002年又滑落到45次，2003年39次，2004年又是45次，2005年44次。
如果你把包括前两年在内的所有的数字放在一起算一个平均值，那安南秘书长在10年任期的前9年中平均每年接受68次采访。但是从第3年到第9年，平均每年只接受46次采访，比一周一次稍微少一点。对于一位国家领导人来说，这个数字很可能算高了。但是考虑到他领导着一个有着192个成员国的组织，他并没能较多地与他的选民们进行接触。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要靠采访来与如此多样的选民进行接触，他很可能最后什么也干不成了。
进一步的观察上面根据采访地区划分的表格。你会发现欧洲和美国/加拿大的媒体采访占绝大多数。亚洲其次，然后是中东、非洲，屈居末位的是为数不多的拉美地区媒体的采访。我建议秘书长应该更多地接触北美和欧洲之外地区的媒体。我建议他可以接受少量的常驻记者集体采访，比如5个记者，不过他们不能来自于相互竞争的媒体。我认为常驻记者们是核心支持群体，不容忽视。常驻记者团每
天都在联合国工作，代表地球上所有的地理区域。大多数常驻记者每天都对联合国进行报道。编辑们要求他们写出有关联合国的精彩报道，以此来判断值不值得花钱让他们呆在联合国。我们越是尽力帮助常驻记者成为多产的记者，对他们和我们自己就越有利。那么还有什么比采访秘书长更好的呢？
新闻发布会The Press Conference
在一对一采访中，秘书长只能和单独的一名记者讲话。这样有一点好处：如果记者尽职尽责，秘书长就可以深入地解释他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他也就可以经常性地在报纸上占有大块版面或是在电视/广播节目中占据大量时间。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会得到不同的好处，他可以接受数十名记者的提问，或许全部答复只有一两处被引用，但是那引语会在很多媒体上出现。如果拥有数千名客户的通讯社引用他，有时他的言论就会出现在多达数百家的媒体之上。这样，受众的覆盖面比较广，而交流的深度有所欠缺。不过，如果秘书长要发布什么重要声明，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新闻发布会。
我在前面告诉过你们，我一开始曾提议秘书长每个月在总部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每次出访都在被访国首都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这很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从1999年到2004年的这六年中，科菲·安南平均每年在总部举办7次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年在出访过程中开20次新闻发布会；加起来，平均每年召开27次新闻发布会。如果他是一位国家元首或者外长，这个数字算是很高的了。但是我再次声明，他的听众是全球的，而他只触及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新闻发布会是一件正式的事。我们会事先通知，这样如果大楼之外的记者想参加的话，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室举行，由发言人来主持。我们在讲台后揭开一块幕布，展示出一个纯蓝色底子上的巨大的白色联合国标识。（其他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这样做。因为那幅被拉到一侧的幕布上有反复出现的联合国标识，从哪个角度看都始终会有一部分在视野之内。如果台上还有其他人，当摄像机摇摄到此人时，其头后会有几个联合国标识。因此你总会知道新闻发布会是在哪里召开的。）这时使用的讲台也要比发言人平时使用的要高，因为秘书长和发言人不一样，秘书长和媒体见面的时候是站着的。
[随堂配有秘书长安南一次新闻发布会的视频]
发言人事先会上楼到秘书长办公室，然后在秘书长通过电梯下到二楼发布室的过程中和他边走边聊。发言人也可以趁此机会告诉秘书长一些新闻的最新动态，或是收集到一些情报———有关记者的情绪或是即将提出的问题。发言人办公室已经起草了一系列发言人认为秘书长很有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这份问题列表已经在一天前作为一份提醒交给了秘书长。我们发现，如果这些问题有50%被问到，那我们就做得非常不错了。
秘书长被护送至发布室隔壁的礼宾司司长办公室。安全人员在门外守卫，他通常都会在那里独自呆上几分钟，整理一下思路。
然后发言人进入发布室，对外来的记者们解释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规则，这些外来的记者可能对这些规则不是很熟悉。发言人告诉记者们，发布会开始前将有两分钟的预告时间，以便那些打算对发布会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做准备。接着发言人开始计时。他解释说秘书长在回答问题之前会有一段开场发言，同时他会告诉记者们本次发布会最多有多长时间，比方说45分钟。随后他会问记者们对于程序是否还有疑问。
发言人看着他的表的秒针，在剩下1分钟时提醒一次，然后剩30秒时再提醒一次。他的另外一名员工在台下等候，和发言人保持目光接触。当还剩下15秒时，发言人会示意那个人去请秘书长。当秘书长走进发布室时，发言人宣布，“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的到来。”如果你觉得以前曾经听过类似的说法，不用怀疑，你的确听过。在华盛顿，他们会如是宣告：“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到来。”我想，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on）建议我们也使用同样的程式，从而增加秘书长职位的尊严。特德·索伦森是科菲·安南的私交，早在1996年底、安南上任前的过渡时期就给秘书长出谋划策。
然后发言人就走到会场一侧，走出摄像机镜头，秘书长可以独自走上讲台。记住，他才是重要人物，他才是上司，他才是与应该出现并回答问题的人———不是你。不要出现在画面里。
然后秘书长会进行开场发言，发布关键信息；这些发言都是由他的首席演讲撰稿人爱德华·莫蒂默（Edward Mortimer）来起草的。接下来他会说：“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发言人随即点记者团主席的名字，同时向观众解释：根据长久以来的传统，第一个提问机会应该给记者团主席。然后，发言人会点每个记者的名字，以及其所属媒体。我去发布室通常都会带上奥里芙，她有一份要提问的记者的名单。这使我可以更加集中注意力去听秘书长正在讲些什么。她的名单上列有记者的全名，以及他/她所在的新闻组织名称。我认为让观众们知道谁在提问很有好处。这也会使人们感受到联合国记者团的国际化。如果在场有人她不认识，她会走
下讲台去问那个人。以便让我随时都可以叫出记者的全名。“马克·特纳（Mark Turner），枟财经时报枠；拉西达·德哈姆（Raghida Dergham），枟生活日报枠。”
秘书长是个有自制力的人；他相对地缩短自己的回答，这就意味着更多记者可以轮到提问的机会，于是不开心的人也就更少，这样很好。我曾试着根据记者们举手的顺序点名，但是新闻发布会的开场几分钟至关重要，因为有些电视摄制组会只录制发布会的很短一段时间来做实况转播。因此在点过记者团主席之后，我会点一些值得信赖的记者。我不会把黄金时段留给一些有偏见的记者或者那些思维
不那么敏捷的记者。
[随堂配有两段新闻发布会记者提问部分的视频]
2005年，秘书长曾经举行过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作为他的特使、去为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的受灾者提供救助。我们有些担心个子相当高的克林顿总统会使不那么高的秘书长显得很矮。讲台上的椅子是可以调整高度的，于是我们把秘书长的椅子提到最高，把克林顿总统的椅子降到最低。结果非常滑稽，可怜的克林顿总统坐下去的时候下巴几乎都要磕在桌子上了。我们吓得一身冷汗，没有人冲上去调整他的椅子。不过幸运的是，克林顿总统非常幽默，生气勃勃，是个演讲高手，看上去这椅子事件也没怎么干扰他。但是我不建议你们尝试类似的噱头把戏。我知道我们自己也再不会这么干了。
[随堂配有本次新闻发布会的视频]
媒体接触The Press Encounter
科菲·安南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媒体接触上。不管什么地方遇到记者，他都喜欢停下来和他们交谈。
就我所知，第一位经常和媒体接触的秘书长是吴丹。他习惯于每个周六早晨都来工作，有一个著名的广受尊敬的美联社记者比尔·欧蒂斯（Bill Oati s）常常在前门入口处等他。他会停下来和比尔聊天，给比尔提供一些新闻。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些记者也都效仿，在那里等候。因此每个周六早上，吴丹都会在入口处进行一次小型的媒体活动。
媒体接触和新闻发布会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媒体接触是非正式的。它是自然发生、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而且持续时间不长。
在联合国，媒体接触大多数都发生在安理会外面的st akeout。在那里我们有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绝大部分行头———麦克风、摄像机、有固定好的印有许多联合国标识的背景，以及站在老板身边并会可以主持安排这一切的新闻发言人。但是这样的媒体接触通常没有事先通知。代表们走出安理会会议室，常常会径直走到麦克风前讲话。媒体“在栅栏外等他们出来”（“st ake them out”）①，有时会在那里等候数小时。对于代表而言，这是在安理会前陈述本国政府在某议题上的立场的机会。对于报道这些议题的记者来说，这是获得新闻采访的原声摘要播出片段的机会。
科菲·安南经常现身安理会的St akeout。他善于利用这些机会。他会以即兴发言作为开场，从中把他的基本观点传达出去，为互动定下基调；不过他通常把这个环节控制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他会回答记者们的几个问题，完满地回答他们。记者们知道他很忙，而且这是一个即兴的互动，因此我可以在几分钟后简单地说声：“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没有什么困难地结束这次媒体接触。
媒体接触也可以在没有麦克风和没有正式背景的地方发生。例如，秘书长每月都会邀请安理会成员在四楼的包厢里共进一次午餐。用餐在包厢，但是外面的空间是公共的，记者们可以随意在那里走动。因此他们在餐厅门外设置好他们的摄像机，试图让代表们或者秘书长来的时候或走的时候和他们说上几句。这一招往往很管用。
媒体接触甚至会在更加非正式的情况下发生，比如当一个摄制组正好撞见经过公共场所的秘书长。记者可能会喊出一个问题，秘书长或许会停下来回答；这可能是因为他想对那个问题给出一个官方的解释，或者因为他认识并喜欢那个记者，想表示礼貌。
格尔尼卡之灾The Guernica Disaster
我职业生涯中几次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就发生在安理会的St ake‐out。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准备前往安理会发表演说，捍卫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届时会有很多媒体列席。国务卿鲍威尔计划会议后在安理会的Stakeout对媒体讲话。
我们有24小时的准备时间。为了容纳尽可能多的摄像机，我们想把Stakeout挪到安理会会议室外面的一块地方的中间位置去，因为那里的墙是往外突的，纵深最长，因此空间最大。问题是那面墙的中间悬挂着依照毕加索的枟格尔尼卡枠画制作的挂毯，而枟格尔尼卡枠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战名画之一。这给我带来了一个政治问题。美国国务卿那天要说的是参战的理由，而安理会的很多成员国都准备反对美国的立场，我们可以让他站在这么一幅画前面吗？
联合国电视台的摄影师向我抱怨说挂毯让背景太杂乱了，他是从技术角度考虑的。这给我一个技术理由来做一个政治决定。因此我们决定用一块联合国的蓝色幕布挡住这个挂毯，我们还加上了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国旗，看上去非常漂亮。这解决了技术问题，而且我认为也解决了我的政治问题。
第二天，国务卿鲍威尔在这个位置给媒体讲话。事情进展非常顺利。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高兴。可接下来就发生了一起轰动舆论界的事。联合国也因此遭到斥责辱骂，因为有人说联合国盖住反战挂毯仅仅是为了取悦美国国务卿。而两本知性的杂志———枟纽约客枠（New Yorker）和枟哈珀斯枠（Harpers）———专门做了特别的封面以取笑所谓的掩盖事件。
我把这些杂志的封面剪下来，装上镜框挂在我外面办公室的墙上。我想让它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再也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记住，你和媒体交流的方式很多，包括通过遮盖墙上的东西。
前门的Stakeout The Front Door Stakeout
至少从吴丹时代开始，记者们就开始在他前往办公大楼的路上等他。到了科菲·安南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他对前晚出现的某些重要新闻事件做出有记录的回应，我们就会在前门安排媒体接触。
联合国信息部———包括联合国电视台———没有足够的设备和人手在入口处设置一个永久的St akeout，就像他们在安理会外面设置的那样。发言人只好提前1小时通知有关人士在那里安置好摄像机和音响系统。那里也没有固定设置好联合国拍摄背景。不知出于什么低调的原因，联合国大楼的设计师们没有在秘书处大楼的大厅里设置任何联合国标识。因此我们只好临时靠着一个柱子竖展开一面联合国旗帜。把电视摄像机设在旗帜前面，记者们站在摄像机的两边。虽然不甚完美，但是也过得去。
发言人可能不得不打电话给秘书长———秘书长此时很可能正在用早餐———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某国发生了一起地震，至少有一千人死亡。我觉得您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最好对媒体说点什么。”如果他同意，他可能会说：“好的，我和他们讲一下。”然后我们会让联合国电视台的人匆忙地布置好。记者们喜欢这样，他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有关某重大新闻事件的及早反应。他们喜欢看着他的车轻驶过大楼前面的环形车道，在玻璃门前停住；然后他们会拍摄他走进大厅站到麦克风前的样子。当我们一起走进大厅，我约有10秒钟的时间来告诉秘书长一些我可能已经收集到的记者们将会提出的问题。
自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悲剧性的袭击事件之后，联合国安全部门不再让秘书长从前门进来。确实，如果有人想在他从前门进入大厅的时候枪杀他，可以在对街的高楼上找到极好的射击位置。因此他们把他从地下室护送进来。但是我们还是遵循惯例。电梯停在一楼，然后他走进大厅，走到麦克风前。
无论是进入前门还是从电梯里出来，当他走到麦克风前时，摄像机都会毫无例外地把我和他拍摄进去。而一旦他到了正确位置，我就会保持一些距离，手握一台便携式录音机录下他讲话的全部内容。你可能会问，既然联合国电视台已经在他
面前放了一只立式麦克风，你为什么还要亲自再录一遍。其实是这样，因为立式麦克风对准他而离记者很远，所以麦克风可以很好地录制到他的声音，但记者们的声音却录不太清楚。如果是我手拿着录音机，那么记者提问时我就可以把录音机转向记者；这样便可以清晰地录制到提问，联合国电视台无法做到这一点。
发言人可以决定何时中断这场“早间并战”———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称呼———我还是说：“女士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然后秘书长接到暗示，转身离开麦克风，往电梯方向走去。我和秘书长走进电梯的时候，会把录音机交给一名等候在那里的手下。他/她会跑回发言人办公室，把录音交给一名前线人员打出来。一个小时不到，这篇记录就会发布到网上。
[随堂配有秘书长安南一次媒体接触的视频]
正是通过这些非正式的媒体接触，科菲·安南已经使自己最大程度地为媒体所能接近。发言人总是拿着录音机跟着他，因此他对媒体说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记录下来转成文字与世界分享。从数字上来看，他每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相应就有至少3到4次媒体接触———1999年109次，2000年113次，2001年122次。（我们1999年之前没有保存这类数据。）
不是每一任秘书长都对媒体接触得心应手，但是科菲·安南很擅长于此。经过联合国系统里工作40年的磨练，他总是对各种问题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他不只是谨言慎行，更是深思熟虑；他回答记者的问题时直接而又诚恳，极少会惹出麻烦。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应该对媒体说些什么。但他似乎总是知道要说什么，而且极少犯错误。
记者们尊重一项事实，就是他从来不隐瞒他们。
批评记者Criticizing journalists
科菲·安南是一位冷静而自信的人，他在媒体面前的行为显示了这一点。他有时说话很有引用价值，而且每问必答在点子上。但是有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发了火，在我记忆中仅此一次。那是在2005年，他那时一直深受“石油换食品丑闻”的巨大压力。伊拉克让他很头疼，一部分媒体在政治方面很活跃，因为对联合国以“石油换食品”为名的救援伊拉克的计划极为不满，对于安南抱有敌意。当他的儿子也被牵连进这个丑闻之后，安南简直快要受不了了。
一位枟伦敦时报枠驻联合国多年的英国记者对科菲·安南和石油换食品计划兴趣浓厚，而且执著于某些不怀好意的理论。他叫詹姆士·波恩（JamesBone）。和科菲·安南关系紧张没有影响詹姆士在伦敦上司眼中的地位，因为自从该报被保守派的澳大利亚媒体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接手之后，该报就被贴上了右翼的标签。
在一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中，詹姆士问了一个关于科乔和“石油换食品计划”的问题，他开门见山地声称：“你自己做的一些解释，你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不是真的合乎情理。”秘书长身体挑衅地前倾，尽管他的声音仍然保持平静，但他的措辞却并非如此。他回应道：“我觉得你很无礼？ ？多年以来，你在这里的行为一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你这样已经很久了。你让你的同事和记者这个行业蒙羞。请你停止胡闹的行为。”这些平静的话语对于新闻发布会而言不啻为一颗炸弹。
[随堂配有本次新闻发布会的视频：秘书长安南说詹姆士·波恩（JamesBone）“你让你的同事和记者这个行业蒙羞？ ？”]
我认为科菲·安南破坏了规则。无论詹姆士的同行怎么看他，这话由安南来说都不合适。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确实因为詹姆士·波恩而感到尴尬，但是一旦秘书长对他进行公开抨击，记者团主席就感到必须在发布会结束之前公开声明，捍卫他。
科菲·安南的工作是极度政治化的，但是他本人不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工作在一个艰巨和跌打滚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是没有任何规则的。另外一位联合国记者，以色列广播台的本尼·阿维尼（Benny Avni）告诉我以色列前外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曾经给政治家下了一个最好的定义。内塔尼亚胡对他说：“当有人攻击我时，我就有了扩音器（为我做宣传）。当有人攻击科菲·安南的时候，他却只受到伤害。”
我记得在他首次任期的早些时候，他对于枟纽约时报枠上巴巴拉·克罗赛特（Barbara Crossette）写的一篇文章颇为不悦。他认为她分析有误。他准是感觉到了让我批评巴巴拉我会感到不是很自在的，因此他让当时的传播总监沙西·沙洛尔（Shashi Tharoor）打电话给巴巴拉纠正她的报道。沙西告诉我秘书长要求他这么做，我觉得很不妥。首先，巴巴拉·克罗赛特是个大牌记者，她为枟纽约时报枠已经撰写很多年关于联合国的新闻。她兴趣广博，她有关发展和人权的文章和政治议题的文章一样多；这对一个联合国的通讯记者来说是很不常见的。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严肃的记者；她写的关于联合国的文章绝对专业。如果秘书长告诉我他对该报道不满，我会建议他亲自打电话给巴巴拉·克罗赛特，和她就该事件进行讨论，试着去争取她来同意自己的解析。
沙西打了电话。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是巴巴拉后来向我明确地表示她为那个事而不高兴，也因此不喜欢传递这个信息的沙西。
我的原则一贯就是不要批评记者。如果你不喜欢他们写的文章，你可以用非常委婉的方式指出。比如说：“那是你今天写的新闻吧？”记者可能会回应：“噢，你喜欢吗？”你的回答可能是：“嗯，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会这么写。”你是他们所要报道的那个组织的发言人。你总认为你所在的组织所做的工作是公平的、公正的和富有价值的。你当然会这么认为。但是这很可能不是一个客观的判断。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需要记者的原因。如果我告诉记者我不希望那样撰写新闻，那是一种指定。如果我写一则新闻，那可能是宣传。当一个颇负盛名的记者撰写了一篇精彩报道，那篇报道就是有用的批评或者是有深刻见解的分析。
当然，发言人不喜欢媒体上出现任何关于其所在组织的负面报道。的确，客观地说有些报道带有政治偏见，用词不准确，或者写作不仔细。有些发言人会对这种报道反应强烈，甚至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喜欢而去批评一些公正公平的报道。有些记者过去常常向我抱怨某位重要的美国大使的发言人每天都打电话给他们、批评他们的文章。当他看到一些他确实不喜欢的东西，他就会大喊大叫。我想这是施压。但是我在刚开始就说过，做这份工作的方式不只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