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年，东汉文学家蔡邕撰写了《独断》这部记述汉代等级制度和礼仪的著作，意在倡导礼仪、匡正礼法，使整个社会在一个秩序、规范的体系下运行，其中开篇就这样写到：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乗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蔡邕这篇文章中关于礼法的记述，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今天依然是后人用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礼仪秩序的必备参考资料。然而作为后人，我们也非常清楚，就在蔡邕写这篇著作的同一年，大汉王朝的礼仪秩序彻底崩溃，揭开了一段悲惨乱世的序幕。
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到蔡邕撰写《独断》的公元189年，已将近四百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两汉中间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新朝，但是汉王朝的历史地位依然不可否认，她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代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正如其他所有的王朝一样，经过四百年的漫长历史，汉王朝也即将走到尽头。
按照标准的历史定义，公元220年，大汉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汉献帝以禅让的方式将皇位给予魏王曹丕标志着大汉王朝的正式结束。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人都认为经历了公元189年到公元190年的各种动乱以后，大汉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公元189年，是东汉中平六年，中平是汉灵帝刘宏的第四个年号，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年号，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十一日，年仅三十三岁的汉灵帝刘宏驾崩了。
几乎各种各样的史料，都对这位汉灵帝评价甚低。例如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写到“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里所说的“桓”就是汉桓帝刘志，而“灵”就是汉灵帝刘宏了。
对于汉灵帝的功过是非，后世也有许多评论，现在也出来不少人为汉灵帝鸣不平，孰是孰非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不过汉灵帝的死，却着实为大汉王朝的彻底坍塌压上了最后一棵稻草，因为一件关系到大汉王朝万世基业的大事，他还没有处理完，就撒手人寰了。而这件大事，就是由谁来继承汉灵帝的位置，做下一任大汉的皇帝。
自古以来，册立储君就是帝国政治体系下一个敏感而又重大的问题，因为他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稍有闪失可能就会朝野震动、天下大乱。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汉灵帝还没有处置妥当就驾鹤西去了，实在是有点不负责任。当然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汉灵帝，毕竟生死有命，谁都无法预测自己的寿命。而且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很多史学家都推测汉灵帝是留了遗诏的，只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后人不知道而已。
史学家们之所以推测汉灵帝是留有遗诏的，是因为许多历史证据都表明，汉灵帝生前在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上，是有明显倾向性的。
汉灵帝可以继承皇位的儿子，有两个，一个十四岁，名叫刘辩，是嫡出；另外一个九岁，名叫刘协，是庶出。在这两个皇子里，汉灵帝比较喜欢的是小儿子刘协。根据史书记载，汉灵帝认为大儿子刘辩举止轻佻，没有帝王的威仪，而小儿子刘协举止端庄，更有皇帝的样子。所以汉灵帝的本意其实就是废嫡立庶，让小儿子刘协来继承自己的皇位。
那么既然汉灵帝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为什么他生前没有立刘协为太子，把继承人问题彻底解决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立刘协为储君这件事情上，朝廷内外都有人反对，而且人数还不少。
在中国的古代，关于由谁来做下一任皇帝这个问题，名义上是由现任皇帝来最终决定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中国古代所奉行的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就是正妻所生，所谓“长”就是年纪最长，所谓“子”就是男性后代。按照这个继承标准，刘协显然是不符合的，因为他除了是男性后代这一条符合以外，既非“嫡”，也非“长”，所以依据礼法，他不应该继承皇位。其次，政治是复杂的，如果皇帝想要立为储君的皇子没有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或者说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储君将来行驶皇权的政治架构，那么一旦先皇驾崩，新任皇帝可能就很难控制朝政，甚至连皇位也会被别人抢走。所以，在册立储君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皇帝都是使尽浑身解数，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博弈，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建立好一个登基的权力格局。
那么汉灵帝要立刘协为储君，有哪些人反对呢？这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大汉朝廷，都存在哪几股政治势力。
首先是宦官势力：宦官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对中央政权有着关键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根据朝代和时局的不同有大有小，但就以东汉末年来说，那还是相当大的。
其次是外戚势力：外戚势力其实就是皇帝的母亲或者妻妾的家族势力。这股势力和宦官一样，也是长期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最后是士族势力：士族势力也可以说是官僚势力。在东汉时期，由于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是察举制，导致很多家族世代做官，由此便形成了士族。士族势力是当时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股政治力量，其势力范围涉及到帝国政治的方方面面，也是整个帝国实行统治的政治基础。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一下这个察举制，以及这种制度如何导致这些士族集团的形成。察举制是汉朝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官员选拔制度，这种制度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被正式确立，随后一直延用到汉朝灭亡。这种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由地方行政长官按照相关规定在辖区内考察、选拔人才，然后推荐给中央，经过中央的考核，通过者就会被任命为大汉政府的正式官员。
那么这些人才都是依据什么标准选拔出来的呢？在当时考核人才的科目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等，虽然这些科目名称各不相同，但其实主要考核的就是一个人的“德”，所谓“以德为先”；除了对品德的考核，在学问方面，由于汉朝自汉武帝起就开始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所以考核的内容就是“儒学”，因此，当时对于一些特别有学问的人，就称呼其为“大儒”，例如郑玄、孔融就是当时的儒学大家；而除了“德”和“儒学”，“才”也是当时考核的一个科目，相较于“德”和“儒学”，“才”的考核更加注重于实用性，例如：善于施政、治理百姓就是“尤异”，善于处理繁琐的文件和政务就是“治剧”，善于兵法、作战英勇就是“勇猛知兵法”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最重要的考核内容就是“德”，因为这呼应了汉朝“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的立国方针，而其他的考核科目，重要性都无法和“德”相比，所以当时的人才选拔方式可谓“唯德是举”。
然而“德”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的概念，什么样才能算有“德”，两个都有“德”的人，又怎么判定谁的“德”更高？恐怕对于“德”的认定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标准，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于“德”的评价标准可能就大相径庭。因此，“唯德是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快就发展成了“唯亲是举”，因为有“德”之人虽然不好判定，但是“亲疏”关系则是一目了然，官员们选拔、推荐的“人才”就变成了和自己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人。然而如果一个官员明目张胆的推荐自己的儿子或者外甥做官，难免会遭人诟病。所以，一种潜规则就此应运而生，那就是大家互相推荐，你推荐我的儿子，我推荐你的外甥，这样既光明正大又皆大欢喜。
自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察举制，因为完全迎合了士族阶级的意志，所以就一代一代的沿用下来。而这些世代为官的家族，也随着这种制度的实施而愈发的强大。于是，到了东汉末年，就出现了例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样所谓四世三公的豪门士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都把持着大汉朝廷的重要权力部门。
然而这样一来，社会的阶层就在这些官员们的政治交易中慢慢固化了，保持社会稳定的上下流通管道被彻底堵死了。整个社会的压力就会由上而下不断累积，直到有一天所有被禁锢在底层的压力再也无法接受新的压力输入，从而彻底的爆发。于是，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陆续发生了黄巾起义、凉州之乱这些影响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也直接震动了东汉王朝的基本政治框架。
这个基本的政治框架，就是由宦官、外戚、士族这三股政治势力相互制衡而构成的。在时局稳定的时候，他们是皇帝用来实施统治以及权力制约的工具，皇帝本人的意志也在这种平衡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和贯彻。然而一旦时局发生了变化，例如农民起义、地方暴动或者皇帝驾崩，那么这种平衡和制约的体系就需要重新调整。公元189年，恰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黄巾起义、凉州之乱都还没有彻底平息，而汉灵帝又突然驾崩，大汉王朝的统治顶层出现了权力真空，这种情况势必导致中央权力架构重新洗牌。而这种调整对于每一股势力来说都是风险与机会并存，因为大家都想要在权力重新架构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就在于新任皇帝人选的确立，每一个集团或者派系都希望将自己所认可的继承人推上皇帝宝座。
因此，在反对刘协当皇帝的势力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戚势力中的何皇后家族，因为这个何皇后，正是刘辩的母亲。
作为母亲，何皇后自然是坚定的支持自己的儿子当皇帝。而作为何皇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也同样是刘辩的铁杆支持者。这样一来，何氏外戚就成了反对刘协继位的第一股势力。
除了何氏一家因为亲缘关系而反对刘协。在士族集团中，也有许多人不支持将刘协立为储君，其中的代表就是来自于汝南袁氏的后将军袁隗。
出生于名门望族的袁隗是当时士族体系中领袖级别的人物，其家族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豪门士族，接连四代人都担任过“三公”级别的官员。
所谓“三公”就是指朝廷常规的官员序列中级别最高的三位官员。在秦朝以及西汉初期，“三公”通常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副丞相），分别是全国最高的行政、军事、监察长官，到了东汉，经过汉光武帝刘秀的改革，演变为太尉、司徒、司空，他们分别掌管全国的军事、民政、营建，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一种权力划分，“三公”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力以及有没有实际权力，还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在更多的时候，“三公”是一种荣誉性的职位，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只不过相比一般的官员，“三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拥有设立自身办公系统的权力，而在这个办公系统中工作的幕僚或办事人员，均由“三公”本人自行选择任免，无需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这在当时叫做“开府自辟掾属”。而如果有幸进入“三公”府担任掾吏，那么就有机会获得“三公”的推荐，进而成为大汉朝廷的政府官员。在当时，这种入士渠道和察举制并列为两大主要的官员选拔渠道，然而要入“三公”府当掾吏又谈何容易，想要获得推荐就更是难上加难，普通的百姓家庭对于这样的入士渠道也只能望而兴叹。
后将军袁隗是当时袁氏家族的领袖，也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绍、袁术的叔父。袁绍、袁术作为袁家的后起之秀，在当时可谓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官僚贵族子弟的代表。他们的高祖袁安曾经担任三公之中的司空和司徒；曾叔祖袁敞曾担任司空；祖父袁汤曾任司空、司徒、太尉；生父袁逢曾任司空；而现在的这个叔父袁隗也曾经担任过司徒。四代人中有五个人都担任过“三公”级别的官员，可谓“四世五公”。而其家族中担任“三公”以下级别官员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再加上曾今在袁氏家族中工作过的幕僚、掾吏，可谓“门生故吏遍天下”。
此时的袁绍、袁术正在大将军何进的府中听差。他们之所以会响应何进的征召而成为大将军府的掾吏，是因为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东汉豪门士族秉承传统的继承观念，认为册立太子应当遵循礼法，长幼有序，刘辩身为皇嫡长子，自然应当继承皇位。所以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袁家和何氏外戚是立场一致的，也因此形成了一种政治联盟的态势。这样一来，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东汉豪门士族就成为了反对刘协继承皇位的第二股强势政治力量。
综上所述，外戚中的何皇后家族由于亲缘关系而支持刘辩继位，士族中的袁氏家族因为礼法秩序也支持刘辩继位。所以，不论是在外戚势力，还是在士族势力，都是反对刘协，支持刘辩的呼声更高。也正是这些来自外戚、士族的阻力，导致了汉灵帝没能够在生前就册立刘协为太子。那么同为三股政治力量之一的宦官势力，在这个新帝人选的问题上又是什么立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