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见他的是P.T.。当时我们正在去公园踢球的路上，他突然开口：“爸爸，快看！”他向后仰起头，费力地眯眼看我头顶上方高空中的什么东西。在我想象出一艘外星飞船或一架马上要掉到我们头上的钢琴之前，直觉告诉我，坏事来了。但等转眼看往P.T.仰头的方向时，我只看到一幢丑陋的四层建筑，它的石膏外立面上挂满空调外机，就像得了皮肤病。阳光直射其上，微微晃花了我的眼。正当我想换个更好的角度，我听P.T.说：“他想飞。”这下我看见一个人，他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白衬衫，站在楼顶栏杆边，直勾勾地盯着我。站在我身后的P.T.喃喃道：“他是超级英雄吗？”我顾不上回答，朝那人吼道：“别干傻事！”
那人望着我，沉默不答。我又朝他吼：“别干傻事，求你了！不管让你走上天台、让你绝望透顶的是什么事，相信我，你能撑过去的。如果现在跳下来，你就会带着陷入绝境的情绪离开这个世界。那会是你这辈子最后的回忆。回忆里没有家人或爱——只有失败。但如果你不跳，我以所有我珍爱之物向你起誓，你的痛苦会逐渐消退，几年之后，只会留下你喝啤酒时讲给人听的一个怪异故事。在故事里，你想从楼顶往下跳，下面站着个人朝你大喊……”
“你说什么？”站在屋顶上的人指着自己的耳朵，声嘶力竭地向我喊道。可能是因为大街上的喧闹，他听不清我的话。但也可能和喧闹没关系，因为他的那声“什么”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也许他只是有点耳背。P.T.搂着我的大腿，我像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他的胳膊合抱不住。他朝那人大叫：“你有超能力吗？”但那人再次指着自己的耳朵，好像在说他听不清，并嚷道：“我讨厌这样！受够了！我还得忍受多少？”P.T.朝他嚷回去，两人好像在进行一场世间最寻常的对话：“快点儿，飞起来！”我感到压力来了，一种意识到“这都要怪你”的压力。
我在工作中频繁遇到这种压力。在家庭中也是，但次数少一些。比如在去加利利海[1]的路上发生的事。我当时想刹车，但轮胎卡住了。车子开始沿路打滑，我对自己说：“要么修好它，要么全都玩儿完。”之前有一回开车去死海，我没修车，唯一没系安全带的丽雅特死了，留下我一个人拉扯孩子。P.T.那会儿只有两岁，还不太会说话，但阿米特不停地问我：“妈咪什么时候回来？妈咪什么时候回来？”我打算在葬礼之后和他谈谈这事儿。那时候他八岁，这个年纪本应能理解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了，但他还是不停地问。即便没有这些一成不变的恼人提问，我也知道这的确全是我的错。我曾想了结这一切，就像楼顶上的那人。但如今我还活着，健康硬朗，有西蒙娜陪伴，是一个好父亲。我想把这些全都告诉楼顶上的那人，我想告诉他，我对他当下的心情感同身受，而如果他不把自己像块比萨饼似的摔扁在人行道上，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在这颗蓝色行星上，没人比曾经的我更不幸了。他只需要从楼顶下来，给自己一周时间。一个月。甚至一年，如有必要。
但你怎样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一个半聋的人听呢？与此同时，P.T.拽着我的手说：“爸爸，他今天看来不会飞了，我们赶紧去公园吧，天快要黑了。”但我站在原地不动，尽力扯着嗓子喊：“即便不自杀，也一直有人像苍蝇那样死掉。别干傻事，求你了！”楼顶上的人点点头——看来这一回他听到了只言片语——又吼着回答我：“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她死了？”人总有一死，我想大声回答他。总有一死。不是她，就是别人。但这话没法劝服他下来，所以我吼回去的话变成：“这里还有个孩子。”并指指P.T.：“他不该看到这些。”随即P.T.嚷道：“我要看！我要看！来吧，快飞吧，不然天就黑了！”正逢十二月，天黑得确实很早。
如果他跳了，我的良心上又会添笔债。治疗室里那个叫伊雷娜的心理医生会带着“看完你我就可以回家了”的表情对我说：“你并不需要对所有人负责。这点你要铭记在心。”我会点点头，因为我明白疗程得在两分钟里结束，而她要去日托中心接女儿了。这番治疗于事无补，因为我不得不把那个半聋的人的事，还有丽雅特的死和阿米特的玻璃假眼一起背负在自己身上。我必须救他。“在那儿等我！”我竭尽全力大叫，“我上去跟你谈谈！”
“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他大声朝我说。“等我一分钟。”我喊道，并对P.T.说，“快点儿，宝贝，我们上楼顶去。”P.T.非常可爱地摇摇头，每次使坏之前他都是这副模样，说：“如果他飞了，我们从这里看得更清楚。”
“他不会飞了，”我说，“今天不会。我们就上去待一会儿。爸爸必须跟那个人说几句话。”但P.T.坚持己见：“那就在这儿喊着说呀。”他松开了环住我的胳膊，一下子赖倒在地，在商场里他老对我和西蒙娜这么干。“我们全速向楼顶跑，”我说，“如果能一口气跑到那儿，作为奖励，P.T.和爸爸就能吃冰激凌。”
“我现在就要吃冰激凌，”P.T.号啕着，在人行道上滚来滚去，“现在就要！”我没时间跟他废话，一把拎起他来。他又挣扎又尖叫，我完全无视，撒腿朝那栋楼跑去。
“那孩子怎么了？”我听见楼顶上的人喊道。我没回答，尽快冲向楼里。也许这股好奇心能暂时稳住他，能拖延足够长的时间，直到我上到楼顶。
孩子挺沉的。怀里抱着一个五岁半的孩子，爬楼梯很费劲儿，尤其那孩子还很不配合。爬到四楼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喘不上气了。一个红头发的胖女人一定是听到了P.T.的尖叫，她把门打开一条缝，问我找谁，但我没理她，继续往上爬。就算我真想回答她，我的气也不够用了。
“上面没人住，”她在我身后叫道，“上面只有天台。”当说出“天台”时，她尖厉的声音变调了。P.T.满带哭腔地冲她呜咽道：“现在就要冰激凌！现在！”我腾不出手来推那扇应该是通向外面的门——我双臂搂着拳打脚踢的P.T.——所以只能使出浑身力气把门踢开。天台上空空如也。一分钟前还在楼顶上的那人不见了。他没等我们，没等到弄清楚这孩子为什么要哭嚷。
“他飞了，”P.T.啜泣，“他飞走了，都因为你，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朝栏杆走去。我试着劝慰自己说，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回楼里去了。但我自己都不信。我知道他就在下面，他的身体趴在人行道上，姿势扭曲。我知道是这样。我怀里还抱着个孩子，他绝对不该看到这些，否则他余生都会为这件事而痛苦，而他已经历得够多了。但我的腿不由自主把我带向天台边缘，那就像是抓挠伤口，就像知道自己喝多了但还是再点了一杯芝华士，就像知道自己已经累了，累极了，却还要开车。
我们就在栏杆边，开始意识到那儿离地有多高。P.T.不哭了，我能听到我俩的喘气声，还有远处救护车的鸣笛声。那声音仿佛在质问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看到这桩事？你觉得那会有什么意义吗？谁会因为你过得更好了？”突然，红发女人尖厉的声音在我身后喝令道：“放他下来！”我转过身，没太明白她的意思。“放我下来！”P.T.也大叫。每次有陌生人插手，他总会趁势捣乱。
“他还是个孩子。”红发女人继续说，但她的声音突然沙哑、柔和下来。她眼中蓄满泪水。救护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红发女人开始朝我们走过来。“我知道你很痛苦，”她说，“我知道生活艰难。我都懂，相信我。”她的声音中充斥了太多的痛苦，以至于P.T.都不再不断挥舞双臂，魔怔似的盯着她。“看看我，”她柔声说，“肥胖，单身。我本来也有个孩子。你知道失去孩子的感觉吗？你意识到自己正要做多么可怕的事吗？”P.T.仍旧蜷缩在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看看他多可爱。”她说着，已经走到我们身前，用她厚实的手掌抚摸着P.T.的头发。
“这里原本有个男人。”P.T.说，用他那双跟丽雅特很像的绿色大眼睛望着她，“这里原本有个男人，但他现在飞走了。都是因为爸爸，我们没看见他飞。”救护车的鸣笛声就在我们正下方，我又往栏杆的方向迈出一步，但红发女人用汗津津的手抓住我的手。“别这么做，”她说，“求你了，别这么做。”
P.T.吃着塑料杯装的香草冰激凌球。我要了撒上开心果和巧克力碎屑的圆筒冰激凌。红发女人点了一杯巧克力奶昔。冰激凌店里的每张桌子都脏兮兮的，所以我自己动手，给我们三个清理出一张干净的桌子。P.T.执意要尝尝奶昔的味道，她就让他尝了。她也叫丽雅特。这名字挺常见的。她不认识我们家那位丽雅特，也不知道车祸的事儿；她对我们一无所知。我对她也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她失去了孩子。当我们离开大楼时，他们正把那人的尸体抬进救护车。还好，他身上盖了条白床单。我脑子里可以少印刻一具尸体的形象。冰激凌对我来说太甜了，但P.T.和红发女人看起来很满足。他一手拿着自己的塑料杯，另一只手伸过去够女人的奶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这样；毕竟，他自己的冰激凌还没吃完，为什么还要吃别人的？我刚要开口说他几句，红发女人就向我示意没关系，并把自己几乎空了的奶昔杯给了他。她的儿子死了，我的妻子死了，楼顶上的那人死了。她看着正努力把杯中最后一滴奶昔吸入嘴里的P.T.，喃喃说：“他真可爱啊。”他的确很可爱。
注释
[1]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总面积166平方千米，最大深度48米，低于海平面213米，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加利利海其实不是海，只是传统上称其为海。关于耶稣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加利利海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