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如果历史永远在原地踏步，如果生活永远像一潭死水，如果返城的希望永远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那么戴红和李平就会理所当然地在乡村组织小家庭，然后生儿育女，或许会心安理得地去当“新一代的农民”。可是生活并不是一潭死水，历史也不会在原地踏步。
经过几番托人打点，几个月前，戴红已经把落户的户口迁到李平所在的村，两人也就大大方方地过起了小日子。
“哎，小红，我们家来信了！”
有一天，李平兴冲冲地跑进屋来，手里举着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他眉飞色舞，欢喜得快要发疯。
“家里的信？”戴红很是奇怪，因为李平一直和家里联系着。他们跑关系的钱就是他的母亲寄来的。
“我老爹解放了。”李平兴奋地说，“解放了，你知道吗？”
“哦。那好，那好。”戴红得知了这个消息，并没有激动起来。近些日子，时有一些知青的父母解放、复职的消息传来，随后就有人调到了县城或省城，还有的回到了北京。这些消息，无异于原本宁静的池水中被扔了一颗炸弹，飞溅的水花扰乱了多少人的心田，重新燃起了多少人心中希望的火把。但戴红对此却比较冷漠，北京，除了酗酒的父亲和对于死去的哥哥的记忆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吸引她的了。吉他王关金雄也在她的心目中被淡忘了，连那把她带来的吉他也被她塞进了放杂物的木板架子的底下。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不愿意打破这种平静或者平衡，甚至觉得解放、复职什么的会威胁到她和李平的安宁。
“这下可好了！”李平欢蹦乱跳地说。
李平的高兴是由衷的。当他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时候，他苦恼过，也划清过界线，但没有用，他还是从“好汉”的位置一下子跌进了和“狗崽子”差不多的行列里。他开始责骂父母，后来又带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到农村插队落户。刚到农村的时候，他也曾拼命地干过一阵子，但没多久，情绪就低落了。想象和现实相差太远，他发觉自己仅仅是个劳动工具。劳动工具也罢，可一天的工分还不够他喝一顿酒的，他只好腆着脸跟已经划清了界线的父母要钱。信倒是没白寄，钱很快就汇到了，但他总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在家里的时候，他哪里做过饭洗过衣服，到了这儿，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如果不是戴红出现，他简直不知道自己会混成什么个样子。虽然戴红不是他理想中的美人，可她使他的日常生活有了着落，同时也使他不再孤独和寂寞。有了戴红，青春勃发的他也就不再独守空房。他曾想过，如果回不了城，他就和他的女人戴红在这里安家。
“你爸复职了？”戴红问。
“快了吧。”李平说，“肯定快了，我妈说，我们老爷子已经从五七干校回北京了。”
“回北京也不一定官复原职吧？”戴红说。
“这不明摆着吗。”李平好似被人泼了一盆冷水，兴奋劲有点下降，但他还是说，“回北京说明什么？就是没问题了。没问题，还不官复原职吗？”
“那倒也是。”戴红不愿扫他的兴，转而随声附和。
“也是？就是！”李平说，“等我们老头一复职，咱们就能回北京了。”
李平从供销社买了两瓶烧酒和一些吃的东西，在当天晚上，把全村的知青都请到了他的屋里。他给大家斟上了酒，兴奋地宣布了好消息。那样子，就好像北京有人等着他去当部长。其他的男男女女在李平的感染下和烧酒的作用下，也很快情绪高涨。
“喝！”
“喝！”
“李平，回了城，可别把咱哥们儿忘了啊。”
“忘不了。”
“到时候，能不能给咱哥们儿帮个忙啊？”
“放心吧，一个忘不了。咱们有福同享。”
个个喝得半醉，话更多了，舌头却有点短了。李平的一封家信给所有的人带来了福音。似乎回北京要官复原职的不是李平的老爹，而是李平本人。众星捧月，喝了酒的戴红更是感到骄傲，脸红，心跳，她倒不仅仅是因为李平的老爹回北京有望复职而兴奋，而是为她完完全全成为这个知青点中的一员而高兴。
两天以后，李平就要回北京去了。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他和戴红自有一番胜过往常的亲热。亲热之中，戴红竟然流了泪，李平顾不上问流泪的原由，只是一个劲地说海誓山盟的话。筋疲力尽之后，两人又紧紧相抱。
“等着我，小红。”
“那还用说！”
“到时候我来接你。”
“只要你不把我忘了就行。”
“看你说的！咱们已经是一家子了，有我就有你，有你就有我。”
“你可快去快回啊。”
“我就是先回去看看。我们老爷子一复职，咱们不就好办了吗？”
这天早晨，戴红把李平送出村，一直走了很远。终于分手了，她望着李平远去的背影和李平那依依不舍的挥手，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直到两只喜鹊在路旁的大树上叫了几声，她才觉得这是个好的预兆。
李平很快回了信。他的父亲果然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基本上是官复原职。甚至连家也搬了，从胡同里的平房搬进了机关大院的楼房里。信中，李平问长问短，道别情，说北京的见闻，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戴红一遍一遍地看信，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读完来信她就写回信，一直写到深更半夜。想说的话很多，只是有许多字她不会写，有的只好绕过去，实在不行就用同音的别字来代替。
从此以后，戴红每天盼北京的来信。这信，成了她生活的必需品，几天见不到，她就会觉得空虚、无聊。可是李平的来信渐渐少了起来，而且越写越短。
李平走后，村里的知青常到她这来打听情况。时间一长，来的人少了，甚至有的人还会甩话：“这小子，不是说去去就来吗？怎么不见影了？人一走茶就凉了吧！”戴红虽然不愿意相信他们说的，但内心里渐渐蒙上了一层疑问的阴影，孤独和寂寞也就再一次袭来。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了塞在杂物架子下边的吉他。她把它拿出来一看，发现琴体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她先用炕笤帚扫去琴体上的浮土，然后用湿布一点一点地擦净，再晾干。当她重新抱起吉他，调好琴弦以后，一股委屈、悲伤的情绪开始鼓荡起来。她轻轻地拨了几下琴弦，口不由己地哼唱起她新学会的《纺织姑娘》——
一座矮小的木房，
灯火闪着光，
一个年轻的纺织姑娘，
坐在窗口旁。
一个年轻的纺织姑娘，
坐在窗口旁……
夏末
星期日的上午，关金雄刚起床不久，姜小眉就敲门来了。
昨天晚上是周末，他去和朋友们聚会，又弹唱又喝酒，一直到很晚才回家。姜小眉的出现，多少有点让他感到意外，但内心里自是很高兴。在周围朋友们的眼里，姜小眉就是他的女朋友，结婚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其实关金雄本人却感觉那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和姜小眉之间隔着一道山，这从第一次到姜小眉家，遇见她的姐姐、姐夫他就感觉到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到她家去过。姜小眉跟他也是不即不离，多数见面都是在朋友聚会或出游的场合，两人很少单独在一起。对此，关金雄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他有琴有酒有哥们儿相伴，并不觉得孤单和寂寞。姜小眉不请自来，使他很高兴，令他不好意思的是床被还没叠，屋里一片凌乱。
“坐，坐。”关金雄慌忙收拾屋子，把衣物从沙发椅上腾出去，然后又拿起暖壶说，“你先坐啊，我到我妈那屋去打壶开水。”
关金雄去了。姜小眉坐在沙发椅上，扫视着依旧凌乱的屋子。她是一个好洁净的人，常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得纤尘不染，还用油画和其他的小装饰品使小屋富有温馨和艺术的情调。在经过了“横扫”和“破四旧”的特别年月里，这样的生活环境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属于凤毛麟角。到过她家的人大多会感到惊讶和喜欢，这也是她得意和引为骄傲的。关金雄家的简陋，特别是凌乱，使她多少有些不自在。她曾经想过，如果她和他在一起，他就得“倒插门”住到她那里去，如若不然，她也会对他的屋子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布置，但她的这一想法似乎越来越渺茫了。那天她请关金雄到她家去做客，不巧遇上姐姐一家闯进去。关金雄走后，姐姐就追问她来的是什么人，她如实回答，他是和她同一个厂子的同事。她姐又问他是干什么的，她说他是开天车的，她姐当时就变脸，说：“这种人怎么随便就往家里带？”她说他弹吉他弹得特别好。她姐说：“弹吉他的哪有正经人啊！”当着姐夫和小外甥的面，她不好去顶撞，姐夫却又说了：“眉子，社会上太复杂，你交朋友可得谨慎啊！”她回答：“我根本就没交朋友，他只是一个同事。”她姐转脸对丈夫说：“别光说，你倒给她留点儿心哪。你们机关里不是有好些小伙子吗？”姐夫说：“行，行。”她姐又说：“也别光挑模样，家庭条件最重要。”她以为姐姐和姐夫就那么一说，就没言声，没想过了不久，她姐夫还真把他们单位的一个年轻男的带家里来了，表面上好像是随便到家里来坐一坐。当她姐悄悄告诉她这人的爸爸是“三结合”的副部长的时候，她就明白了姐姐和姐夫的用意。后来她姐告诉她那人对她很满意，还说那人还能帮她调到机关里去。她不以为然，她姐说她傻，尔后又把她妈动员出来劝她。在她姐的撮合、劝说甚至是半强迫下，她不得不和那人见了几次面。在她的感觉里，那人说不上有多好，也说不上坏，因此她就没点头也没摇头。可是前几天，她姐告诉她，部里的人事部门已经去人到机械厂看了档案，很快就会发商调函。她说：“调我干吗呀？我可不去扫地啊。”她姐说：“人家部长的儿子能娶个扫地的呀？已经给你安排到部机关的资料室了。”她当然不想拒绝坐科室的美差，但接受了人家的美意你还能拒绝吗？她开始矛盾，最后决定来试探一下关金雄的态度和口风。最近一些日子，她有意和他疏远，令她生气的是，他好像对此并不太在乎，甚至比她对他更冷淡。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也就算了。如果相反的话，她反倒为难了。
关金雄端着暖水瓶回来了，忙着要给姜小眉沏茶。
“我不渴。”姜小眉干脆直言，想看看关金雄的反应，于是说，“哎，我告诉你一事儿，我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什么？”关金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手却一歪，暖壶的水倒在了桌子上。
“我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姜小眉不动声色地说，“是我姐夫单位的，他爸是部里的一个领导。”
“那你就见见呗。”这一次关金雄听清楚了，特别是听到“我姐夫”三个字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但他却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希望我见？是吗？”姜小眉反问。
“什么叫我希望你见呀？爱见不见！”关金雄来气了。
“见又怎么样，不见又怎么样？”姜小眉暗运着心头的火气。
“那是你的事儿！”关金雄没好气地说，“我管得着吗？”
“是啊，你管不着。”姜小眉一听火气就冒出来了。她已经想到了关金雄有可能会很生气，但却没有想到他竟会以事不关己的口气来回顶她，叫她感到愤怒。她回答道：“你也没权力管！”
“是啊，我没权力。”关金雄再也沉不住气了，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你姐给你介绍？直说得了，不就是你那个阴阳怪气的姐夫想把你卖了吗？卖给一个有权有势人的儿子，他他妈的就能攀龙附凤了！”
“你怎么这么野蛮！”关金雄的话着实把姜小眉惹恼了。她直冲着关金雄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知道，您是教授家的小姐。我野蛮，我一卖苦力的工人，能不野蛮吗？”话赶话，关金雄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祝贺您，嫁一部长的儿子，您马上可以从咱们厂调出去，部里还是文工团，随您挑。”
“你混蛋！”姜小眉勃然大怒，站起身来，拉门一摔，跑出关金雄的家。
姜小眉发怒走了，关金雄既生气又后悔。她姐给她介绍对象，还跑来跟他说，这不是成心气人吗？什么意思？想吹就吹，干脆直说，别这么拐弯抹角的。如果说有点后悔的话，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从容对待，既然人家要另攀高枝，你也没必要阴阳怪气地说刺儿话。何苦呢？好说好散，人家有权选择。想到这儿，他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但心情却无论如何好不起来。他想出去散散心，却一时不知去找谁好。杨路的家倒是不远，可他原本就对姜小眉有成见，这事儿还是不对他说为好；林子已经成家了，大礼拜天的别打扰人家；赵三儿嘴太快，说话也损，他一搅和就更乱了；蓝晓光是个激进派，他也不会说出好听的来。想来想去，关金雄就到了方惠民的家里。方惠民正在家中洗衣服，媳妇带着孩子到商场去买东西，两人说话更方便。
“挺聪明的人，怎么说傻话呀？”方惠民听了关金雄叙说的一番话，甩了甩手中的水说，“人家找你干吗去啦？如果想跟你吹，她还找上门去跟你说呀？”
“那她什么意思？”关金雄一听有道理，但还闹不明白姜小眉的心思。
“这不明摆着吗？”方惠民说，“人家是向你表个态，同时也考验考验你。”
“考验我什么？”关金雄反问。
“嗨呀，我说关儿！你把弹吉他的心思拿过来一点儿，我看你也不至于迂到这种程度。”方惠民说，“人家跟你说的意思就是非你不嫁。人家说她姐给她介绍对象，就是看你有什么反应，说白了就是看你拿她当不当回事，在你心中有没有份量，你值不值得人家依靠。”
“哦，是这样啊！”关金雄恍然大悟，笑着说，“还是你这成了家的有经验啊。”
“还不快去。”方惠民说，“去找她呀，跟人家道个歉。”
“以后再说吧。”关金雄说，“看样子，她们家的人都是反对的，我也不想让她为难。”
“那就看她本人的意思了。”方惠民说，“林子那位就是个例子，家里反对怎么样？还不让她把户口本自己偷出来了？关儿，你别大男子主义了。女人嘛，都得哄，你嫂子也一样。”
星期一到厂，关金雄发现姜小眉没来上班，后来听说她请了病假，心里不免咯噔一下。昨天还好好的呢，怎么过了一晚上就病了？大概与他那些气人的话有关。他有心去看望，但又不愿意到她家去。万一遇上她姐和姐夫，就不仅是尴尬的问题了。她姐已经把话挑明了，从前他不是受欢迎的人，现今就是被拒之门外的人了。他不想看冷脸子，更不愿受别人蔑视。那就等她哪天上班来再说吧。不论她怎么选择，都得道个歉。
可是姜小眉一直没来上班，再后来就听说她调走了，据说真的调进了什么部委，成了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有人见了关金雄打哈哈：“小姜怎么样啊？当了大干部了？”关金雄一扭头，装作没听见。后来虽然没人当着关金雄的面提姜小眉了，但背后嘀咕的却大有人在。有的说：“听说姜小眉她爸升官了，据说要当副部长。”另一个说：“得了吧，她爸是教授，属于臭老九，升什么官？不下放五七干校就是好事。”反驳的人说：“也不一定，刘庆棠还是跳舞的呢，不是当了文化部长？”另一个说：“那是有人看上他了。”还有的说：“得了吧，我听说人家姜小眉攀了个高干子弟。”另有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指不定高什么干呢。林彪怎么样？”车间主任郭福林一走过来，聚在一起说闲话的就都散了。
秋
站在单元楼六楼的房门外，戴红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剧了。就要见到他了，李平马上会出现在她的眼前。
在乡下，独自守着昏黄的油灯，她想他，盼他，怨他，后来发展到恨他。他一去没了踪影，后来就连封信也不来了，可恼可恨。但怎么恨，她也是他的人。怨恨重新化作想盼，她猜测他若不是病了，便是出了什么事情。这年月，万事难测，真可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可是无论病了还是出事了，他好歹也应该来封信啊！她暗暗地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他变心了……可能吗？她已经是他的了，他那海誓山盟的话语依旧在她的耳边回荡。不可能！她极力安慰自己。可是失去了消息的现实又不能不让她胡思乱想。思念和怨恨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强烈，直到她再也不能等待下去。离春节还有一些时日，她匆匆赶回到北京。下了火车，她按照信上的地址，直接去找李平。
站到李平家的门前，怨气和怒气霎时间全消了。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戴红还是觉得这房子这门都很亲切和熟悉。只要敲一下门，就可以见到他了。他怎么样？瘦了，胖了，还是和从前一样？她的突然出现，会不会让他惊喜？惊喜之余，他会激动地说些什么话？他会不会捧着她的脸仔细端详？怎么，不认识了？她调皮地说，然后依偎在他的怀里，小声地说：我曾经怨恨过你……现在？雨过天晴了。
天上落雪了。雪花又细又小，刚才沾在脸上不一会儿就化了。虽然是凉丝丝的，但令人感到兴奋。她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期待着意外相会的一瞬间。可是门里没动静。是找错了地址，还是他不在家？或者他真的是病倒在床上，正发着高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正需要有人照顾吗？她从书包里找出从前他寄给她的信，在信封上重新查看了一下地址。没错，就是这里。她又一次敲门，等了等，再一次敲门。就在她已经失望，准备离去的时候，门突然开了。
“谁呀？”开门的人披着一件衣服，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
“我……”戴红一眼就看清楚开门的人就是李平，她强压着内心的激动。
“你……？”李平猛地发现来人是戴红，似乎吃了一惊，连说话都有点不大利落了，“你，你什、什么时候到、到的？”
“我刚下火车。”戴红说。
“那……那你……”李平并没有让戴红进屋的意思，而是把目光扫向戴红放在地上的手提包，“哎，你还没回家？”
“你说呢？”戴红反问。
“你还是先回家吧。”李平的神色有点慌张，“我们家今儿来人了……回头我去看你。”
戴红一时呆愣在那里。她万万没想到，她火烧火燎地一下火车就直奔这里，李平却是出奇地冷淡，连让她进屋歇一会儿的意思都没有。一阵寒意袭上来，让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李平，谁来啦？”
屋内传出一个女子娇嫩的声音。李平陡然变色，赶忙转回身，迎进去。戴红听见李平用不大的声音说：“没谁，是跟我一块儿插队的。”一块儿插队的？猛然间她似乎明白了，眼前轰地炸响了一个雷，心里好像被锥子扎捅了一下。她忽地转过身，噔噔地向楼下跑去。
“哎，哎——”她听见李平在喊，“你的……手提包……”
楼梯怎么这么长啊？上楼的时候，几乎是不知不觉，戴红甚至没发现李平的住处在六楼顶层。她飞快地逃下来，在三楼才停下了脚步，但从感觉上却像是跑了一百公里。她的手提包里装的是李平原先爱吃的花生和白薯，现在还要它干吗？她已经觉得筋疲力尽了，剩下的几层楼梯的长度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路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脚下异常沉重，好像坠着铅块或者大石头。一切都是沉重的，遥远的，朦胧的，陌生的。那乡间的大道、马车、土坯房、酒和歌，还有那火热的拥抱和爱的誓言。等待，期望，期望，等待，结果又是一场梦。梦醒了，万物皆空。
在迈出单元楼的楼门的一瞬间，她的心中骤然升起了一股怒火。冲回去敲开门的冲动像是攥紧了她的心，她想揪住李平的脖领子，啐他一脸吐沫，然后再扇他两个耳刮子。但与此同时，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有人过来了，似乎朝她看了一眼。她赶快转回头去，抹去泪水，狠了一下心，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街上，汽车像一头巨兽，瞪着血红的眼睛，吼叫着；自行车像野兔子，蹿来蹿去；人呢，看不清眉眼，一个个模模糊糊的；马路是传送带，十字路口是个大转盘。机动车、脚踏车、人，争先恐后地在大转盘上旋转，奔跑，倒退，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发疯了，都发疯了。
一辆卡车在戴红的眼前猛地一刹车，驾驶室里伸出一个脑袋。
“你找死呀！”
戴红直愣愣地看着那个脑袋——圆圆的，像瓜还是像皮球？皮球从车窗里滚出来，却悬在那里不往地上掉。又有骂声传出来——
“妈的——神经病！”
戴红稀里糊涂地乱走着，不知不觉地就拐进了小时候住的那条胡同。刚一开始，她并没意识到这就是她从前的老家，但走着走着，她就发现一些门楼是她熟悉的，后来她终于认出了这条胡同。多少年过去了，这胡同还是那个老样子，如果有变化的话，就是它比从前更显得破旧了，街墙上还贴着一些花花绿绿的残破的大字报。可这里毕竟有她从前的那个家，她出生的那个家，哥哥住过的那个家。这么多年来，她好像第一次感受到它真真实实的存在。哥哥死去以后不久，她爸爸跟人换了房，搬了家。开始的时候她不大明白，后来她才知道爸爸要躲避什么了。睹物思情和老街坊的询问和安慰，都是一种负担。后来她插队到农村去了，这里的影子也就渐渐地淡化了。如今是转了一圈，她又回来了。她突然意识到，这个和妈妈、哥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同时也是和她童年的梦想及少年的幻想联系在一起的。记忆是不能割断的。即使爸爸醉酒的样子犹在眼前，但那是借酒消愁——这是她最近才想到的。他曾经打过她，厉声呵斥过她，可他依旧是她的爸爸，现在世上她的唯一的亲人。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的，草可枯，叶可烂，走遍天南地北，妈妈还是妈妈，爸爸还是爸爸。妈妈、哥哥，如果你们还活在世上该有多好！有你们在，我怎么会这么形影孤单呢？
这里是纵横交错的胡同深处，一座原本是大户人家的院子，如今成了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这院落大门的漆皮早已脱落，戴红还记得哥哥曾带着她在上边贴上了“兴无灭资”、“造反有理”的墨写大红纸对联。几年的风雨后，大红纸早已形销魂散，没留下片纸的痕迹。如今的门板，就像出了天花的脸，坑坑洼洼、破破烂烂。戴红走进门，想看看她家原来的样子。由于常年失修，门道顶部的木板断裂了，为了遮挡灰土，不知谁在上边塞了一领破旧的苇席。走过门道，原本院子里的空地已经被各家自盖的小厨房挤满了，其间只留下狭窄的通道。南边的西头的两间倒座房，就是她原先的家了，但屋门紧闭，上边有一把大锁。这就是说，主人不在家。上哪儿去了？是上班了，还是迁走了？或是一家子都被轰回老家去了？这是她过去不曾多想的事情。好些年了，这是她家搬了以后第一次回来，她忽然想起了院里还会有老街坊。见了面，他们还会认识她吗？如果问这问那，她又怎么回答？趁着没有人发现她的时候，她悄悄地退出了小院。
在院门口，有个小孩儿放了一个炮仗。戴红忽然发觉胡同里太沉寂了，她想起小时候逢年过节，她总和哥哥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一道打着纸灯笼在胡同玩。每个小院的门口都有一堆孩子，鞭炮声、笑语声，此起彼伏。现今却是冷冷清清，感觉不到一点过节的气氛和意思。倒是胡同的墙面上糊着的和散落在地上的花花绿绿的残破了的大字报，在北风中稀哩哗啦地响。
戴红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胡同，来到小胡同外边的横胡同。上哪儿去呢？她想不出来，只是盲目地走着。在她的眼睛里，看不见房屋，也看不见人影，甚至看不见天地。突然间，有个东西在她的眼前晃动了一下，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把吉他。六根弦，六道银线，道道牵动着她的心弦，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顿生亲切感，她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自从和李平住到一起，她很少再动吉他了，后来就被她撇在了一边，乃至这次回北京就没想到它。现在，它又把她的记忆拉回去了，她甚至产生了一种对不起它的感觉。目光推移，凝聚在琴的主人身上——他？竟然是个小罗锅！琴和小罗锅配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别扭。小罗锅也弹琴？怪事儿。
诧异中，眼看着小罗锅向西边走去。戴红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尾随着小罗锅的背影。走到了胡同叉路口三角地附近，小罗锅闪进一个院落，戴红也跟了进去。迈过门坎，穿过停放着几辆自行车的门道，她走进院子，院里南边是一排静悄悄的房子，排房的对面是进入内院的垂花门。站在垂花门前，她犹豫了，但这时候她听见内院传出了吉他的声音，紧接着她就听到了令她心跳的嗓音——
纵然游遍美丽的宫殿，
享尽富贵荣华；
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怀恋我的家。
好像天上飘下的声音，
把我亲切召唤；
我走遍海角天涯，
总怀恋我的家……
戴红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琴和唱歌的声音。不啊，这不是琴声和歌声，而是天上飘下来的声音，是朋友在和她说着亲切的话。从北京到边远的乡村，再从边远的乡村回到北京，她走过了多少大街小巷，穿过了多少乡野和村庄。幻想过，期望过，苦恼过，冲动过，狂热过，悲哀过，悔恨过，企盼过，等待过，失望过，也失落过。在曲折多变的生活小路上，错也罢，对也罢，还没来得及思索，她已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脚印。她也不愿意思索，因为那只能给她带来更多的苦痛。走过的路，已经走过去了，人长大不能变小，岁月逝去不会重新再来。过去可以不去想它，但未来的路又在何方？这时候，她冒出了得报应的念头——多少年前，当她强按着那个长头发女孩子剪头的时候，她不曾想过这个女孩会在肉体上和心灵上留下什么样的痛苦和创伤，如今，无形的剪刀剪在自己的身心上了。她强烈地感受到了被愚弄、被抛弃的残酷和无情。她以前也曾有过疑惑，但那时她并不想承认，因为承认了就意味着否定她的哥哥，就等于说哥哥的死毫无价值。现在她已经无所顾忌了，能给她带来安慰的，也可以说唯一能够安慰她的，就是这琴声和歌声了。
身后响起了自行车的声音。戴红回头一看，发现一个推车进院的人，朝着她异样地瞥了一眼，问：“你找谁呀？”戴红并不回答，转身朝着院外跑去。
推自行车进门的是王贵生。
进了东厢房以后，王贵生发现关金雄在教小福子弹琴，杨路和赵三儿正在一边说话。等琴声停了，他便对关金雄说起刚才他进门时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院子里发呆的事情。关金雄问那女子长什么样，王贵生说没看太清楚，他一问，那女的就跑了。关金雄想象不出那是谁，王贵生笑着说：“可能是你吉他王的崇拜者吧。”关金雄一笑，继续教小福子弹琴。
“哎，对了，关儿，”王贵生忽然想起来了，“她好像叫戴红。”
“戴红？”关金雄立刻站起身来，“那我得去看看。”
“你看她干吗呀？”王贵生说，“早跑远了。”
关金雄还是出了屋，追到胡同里，但已看不到戴红的影子。
“哎，关儿，她还就是戴红。”关金雄回屋以后，王贵生肯定地说。
“您怎么认识她呀？”关金雄觉得很奇怪。
“她有一男朋友叫李平，是我的一个病号。其实也不能叫病号，他根本就没病。说白了，他到我那儿就是开假条的。”王贵生说，“后来混熟了，他什么都跟我讲，连他在赶大车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带着吉他的女孩子，被他带回村，后来又怎么同住在一起的经过都跟我说了。”
“戴红到您那儿去过吗？”关金雄追问。
“去过。”王贵生说，“李平带她去的，怀孕了，要打胎，还让我给她开了假条。”
“王大夫，你可别给人家瞎白话啊。”杨路插嘴说，“女同志的事儿，可不能乱说。”
“您没记错吧？”赵三儿说。
“哪能啊？”王贵生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后来呢？”关金雄又问。
“后来李平那小子的爹官复原职了，据说是当了革委会的副主任。”王贵生说，“他爹一复职，这小子就回了北京了，还交了另外的女朋友，看样子是把那个叫戴红的给甩了。”
“是吗？”关金雄急问，“您怎么知道？”
“这小子为了泡假条，什么都跟我说。”王贵生说，“你没听说听诊器、方向盘，给个县长都不换吗？娶媳妇、打幡，谁都得求司机；开好药、泡病假，就得往我们那儿跑。求人的事儿，能空手吗？这小子舍不得花钱，净拿嘴填活我。把他和女人睡觉的事儿当笑话讲给我听。”
“您刚才在院子里看见的就是戴红？”关金雄再问，“没错吧？”
“应该是。”王贵生说，“可也说不准啊，就见过那么一两面，再说也不是最近的事儿，我只是瞅着有点儿像。”
“我就不爱听这个‘应该是’‘有点儿像’。”杨路不管那一套，朝着王贵生说，“要说你就说个准话，别含含糊糊的。”
关金雄放下琴，又追了出去，一直追到胡同里，再追出好远，但街头上没有一个像戴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