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终于能和读者见面了，内心的感慨何止万千。
它初写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初，题名《吉他王》，距现在已将近三十年了。那时我在当编辑，不用坐班，除了上班发稿以外，有一段时间，我大多埋在一间小屋里，历经8个月。写完以后，小说辗转到了一家出版社。编辑看完稿子，来北京和我见了一面，并提出了开头部分的修改意见。只是不大的技术性改动，很快就完成了。稿子寄回去不久，编辑来电话说，稿子已经通过三审，除了出书外，还准备发在这家出版社编的大型文学刊物上。但后来又发生了变化，说刊物上就不发了，只出书。那也好。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顺利出版，我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
可是出版的事情从此没了消息。打电话一问，得知出版社的书已经全部停印。原因是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名家书稿已经印出30万册，但却因为事故而停发。30万册书砸在手里，资金周转出了问题。等等吧，这自然是编辑给我的说法，时运不济，也只能等等了。这一等就是泥牛入海没了消息。几年以后，再次问起，编辑支支吾吾说，这样吧，给你个书号，你自己找出版商出吧。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我说什么呢？只好答应。后来，编辑给我寄了一个给书号的书面“协议”。我要求编辑将书稿还给我，编辑又支吾了，最后才说书稿在下印厂以后丢失了。哎哟妈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幸亏我还保留着一个凌乱的初写稿。那时还没有电脑，寄给出版社的稿子是我托妻妹手抄的。20万字左右，只抄得妻妹手疼。
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出版商。由于是不花钱给书号，而且那时候长篇小说还不算很多，还有些市场，出版商当即答应，不久跟我一道到那家出版社所在的城市拿书号。到了出版社，编辑不在，怪我心急，竟然直接去找管理书号的一位副总编。副总编不多问，一提书号就发火。大概他认为我是个体出版商，粗暴地命令我马上走人。我也急了，吵了起来。一些人纷纷从编辑室跑了出来，其中有两位编辑认识我，忙把我劝到一间屋子。我把原由讲了一遍，说要到出版局去告状。认识我的人忙说，这可不要，你一告那责任编辑就麻烦了。想想也是，人家编辑也不容易，能发我稿子就有知遇之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说丢稿子的事情也怨不得他。那就算了，自认时运不济吧。
回来后，也就平静下来了，但再写其他长篇的计划也就搁浅了——已经没了心情。此后又忙于多次“跳槽”——有人说我“能哏儿”，其实是“失败”，是“生存危机”。在此期间，心绪难以平静，多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来兴趣又转移了，埋头传统文化，写了几本有关传统文化的书。
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和女儿讲起《吉他王》的故事，已经发表过一些散文、小说作品和写过几部电视剧剧本的她感觉核心故事有意思，也有价值，建议我把它重拾起来。于是找出凌乱的初稿，用电脑打了出来。女儿只粗粗一看，就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写得太糙。见我有些失望，她又说，好作品都是改出来的，你不是说过海明威对他的《永别了，武器》修改了三十多遍吗？他把他的《老人与海》读了二百多遍才付印。冷静下来，我再细读书稿时，发现了许多毛病。二十多年前所写的东西，还有不少显得幼稚之处。
女儿是我改稿的第一读者，但她总是不满意，一直改到第五稿，她才说好多了。不过她说还有修改的余地，特别是在细节方面。她最不满意书中的女性，她认为我不太了解女性。我真的不甚了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言归正传。我写这一作品的冲动，并非立志写出什么佳作名篇，而是想把我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和当年发生的故事和人的生活状态写出来。近二三十年中，写知青下乡插队或北大荒兵团生活的小说已有很多，还有一些小说是写“文革”中北京“军队大院”或“部委大院”年轻人生活的，但却很少见反映“文革”中北京南城普通市民阶层——青年工人、待业青年生活状态的作品。我想，如果将来的民俗学者或社会学学者在寻找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资料和普通人生活资料时，能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也就满足了。把“我们——普通百姓，曾经那样生活过”或者“我们曾经那样活着”写出来，就是我当年的心思和理由。
当然，小说并不等于真人真事的照搬，也不是人物或社会纪实，它肯定也必须有虚构、有想象、有取舍、有艺术概括和提炼。但这一作品的许多人物、场景和事件，大多有生活原形——他们就是我当年的伙伴和朋友，有的事情或场景是我亲历过的。只可惜，我的朋友，“吉他王”的原形——关金庸，在几年前因病去世了。未能让他在生前看到这部小说，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当年，关金庸是北京“四大琴师”之一，是我们朋友心目中的“吉他王”。在他的周围曾聚集着一群小青年或者中年人。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我们在他那里得到了欢快、慰藉和友情；他的琴声和歌声使我们暂时忘却了人世的喧嚣和烦恼，使我们的寂寞、焦虑、担心，甚至恐惧，找到了一个得到消解、稀释和忘却的地方。这是一个幸福的港湾，每个人都在这里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安慰。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小社会”；也许，它就是当时社会情绪和人的生活、生存状态的缩影和写照。就我所知，当时的社会上有许多以同学、朋友为成员的“小圈子”，因为知根知底，可靠，或志同道合，大家常聚在一起，无话不谈。谁“出事了”，其他人就会尽力去帮忙。
那时候，作为那个群体的一员，我并没有更多的想法，也没有意识到其中还包含着什么价值和意义。我们只是在孤独、寂寞、惶惑的年月里，寻找和享受着一个小天地的欢快和友情。在这个小天地里，我什么都不去多想，也无须去多想；出了这个“门”，我才会去面对现实，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说并非发自内心想说的话或违心的话。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民间的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找乐方式，无论社会上刮什么风，即使是在最严酷的环境中，友情、亲情、爱情也会顽强地显现在人间，越是艰难、严酷，友谊和爱情也愈显真切、愈发珍贵。我们曾是那么快乐——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中。我们大多只是普通的青年工人，属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会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才会在自己创造的小天地里得到快乐。
这部小说采取了编年式的“板块式结构”，目的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进程和渐渐变化着的生存状态。整部作品，包括开篇和结尾，时光跨度大约为四十年。其中的20世纪50年代，是解放以后被称为“文革前”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无论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市民的生活状态，也是变化着的，但那是一种渐变的过程，我们这些孩子根本没什么特殊的感觉——除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外，不过那只是因为“饥饿”的感受。“文革”也是这样，从初期的狂热时期，到热度渐消，到社会相对平静，环境、氛围、人的思想也都在暗暗地、渐渐地发生着变化。1976年的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大规模群众活动，就是在这不断的变化和积累中形成的，并非偶然。正是由于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或微妙或明显的差异，才感觉采用“板块式”结构更为便利。小说以男性视角来展示，瞄准的是地久天长的男人之间的友谊。发生在我的“发小”中的或曲折、或感人肺腑、或留下遗憾的爱情故事，我将在另一部小说中讲述。
一年前，和著名编辑家、学者岳建一说起这部小说及其起伏的“命运”。建一说，这可能是好事。与其在多年前发表一部不很成熟或一般化的作品，不如晚些时日发表一部经过沉淀和多次修改的比较成熟的作品。我恍然有所悟，一扫先前的自叹和哎怨。回头去看，这大概也是“命运”。
当年的“发小”朋友，有的已经过世，愿其在天之灵得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能将他们的音容笑貌留在这部小说里，是我最大的宽慰。
201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