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不同的社会阶层悄然出现。如果社会真的像层层楼梯那样，能够让底层的人拾阶而上，社会分层反而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但问题在于，在我们这个激烈变动的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的可识别性并不强。遥想20世纪80年代，个体户最先发家，但现在练摊的却大多是下岗职工。这种大起大落极易给人幻灭和无常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唯利是图，只讲结果不计手段的心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伦理缓冲贫富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着隔膜和对立的情绪。穷人并不认为富人的钱来路正当。富人鲜有对底层公民的关怀和起码的尊重，虽然他们中有很多人原本就是从贫寒和卑贱中挣扎出来的，到了山顶反而拼命鄙视山下的大众。政府和富人之间一直互不信任。政府怀疑财富的正当来源，也警惕财富对社会秩序的腐蚀。如果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完善保护，富人有再多的财富也会像桌子上的灰尘一样被轻轻抹去。富人越是觉得不安全，就越是挥霍无度，或是向海外转移资产，而这更加加深了政府的成见。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收入分配方面日益出现不平等只是个信号，利益集团对政治博弈的深入渗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有更深远的影响。任何经济政策必然会引起收入再分配，必然会有赢家和输家。围绕着利益的冲突，国内各阶层的政治博弈将愈演愈烈。每个阶层均试图影响政策的形成，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利益集团之间的充分竞争对当政者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当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游刃有余地选择和哪些利益集团结盟，这样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又有脚踏实地的政治支持。但是，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制衡，那些依靠特权发家的权贵阶层和发家之后跻身权贵的新贵阶层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政府会逐渐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这将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当政者为了保持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应该主动地创造或默许一个和权贵阶层针锋相对的新阶层，否则，中国未来的改革恐怕将是“如此冰霜如此路”。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产阶级”或曰“中等收入阶层”的概念引起了学者和政府的关注。尽管在欧美，中产阶级这个词更多地带有贬义色彩，因为中产阶级是指遵循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比如星期天带着全家上教堂，追求虚荣生活却沾沾自喜，年纪虽然不老但绝非风华正茂的那群人。但在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被赋予了理想的色彩。从媒体的大肆宣扬中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意味着比普通人提前享受到现代生活、有品位、国际化、年轻、有知识、富有创新精神等。他们大多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智慧和胆量改变了人生的命运，因此他们在大众中有较高的社会认同；他们支持中国的改革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反对权贵阶层，因为他们的事业要发展壮大不仅不需要仰人鼻息反而迫切需要扫清各种政策上的障碍。其实，真正符合这种描述的有财产也有理想的中产阶级并不多，但是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梦想，如果能够有这样一批新兴的力量成长壮大，定能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助一臂之力。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匆匆忙忙地粉墨登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势造英雄。
“十六大”报告里也谈到要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以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失业率居高不下，城乡壁垒仍然高墙耸立，垄断的高等教育供给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矛盾重重，要想在短短20年时间内把中产阶级的比重提高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40%左右，让社会分层从目前的“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诚然绝非易事。但是，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为什么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对中国如此重要，因为未来20年将是在我们衰老之前的最后一个改革机会。
里昂信贷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将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其理由是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亚洲（不包括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而美国为12%，日本和欧盟均为17%。按抚养比率，即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来看，亚洲的抚养比率从1965年的顶峰79%一路下降，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谷底48%，欧洲的趋势恰恰相反，1985年的抚养比率为47%，到2040年可能达到75%。过去，亚洲国家总是把人口当成负担，当成必须嗷嗷待哺的饥饿的嘴。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从负担将变成潜在的消费者。
万事达卡（Master Card）亚洲部的首席经济学家王月魄（Hedrick Wong）博士从他们的业务经验中看到，当人均收入超过5 000美元之后，人们的消费行为将发生质的变化。原来的消费是精打细算的，缺什么才买什么，比如家里酱油用完了打发孩子去打瓶酱油。过了5 000美元这一门槛，人们将变成“随心所欲的消费者”，从统计数字来看，“随心所欲的消费者”每挣1元钱会花掉6角钱。此外，亚洲的家庭规模正越变越小。1980年亚洲家庭的平均规模是4.8人，到2000年为3.9人，但仍然高于美国的平均规模2.6人。随着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数目的增长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快。对于房屋、汽车这样的大件消费品来说，家庭，而不是个人，才是基本的消费单位，这意味着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销售前景在亚洲非常看好。亚洲国家目前的储蓄率高达32%，中国更高，达到40%左右，而拉美国家仅有19%，这样高的储蓄中分流一部分到消费，可以有力地推动国内市场的壮大，而不会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过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这份报告的预言是准确的，那么在未来20年，仅从市场发展潜力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保障的。过了这20年呢？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能够在40年内维持高于7%的平均增长速度的国家也只有韩国和新加坡，如果放宽到5%，也至多增加日本、土耳其等国家，可谓寥寥无几。所以未来20年是中国经济跳跃龙门的最后一次尝试。中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化解矛盾。不难看出，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至关重要，这颇有点像《生死时速》中的那辆公共汽车，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会引发爆炸。如果不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未来20年内想办法拆除隐藏的炸弹，到车速降下来之时，必定是大难将至之日。
在一个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社会中，推行改革的难度要低得多，因为年轻人的决策时域更宽广，如果改革会以牺牲暂时的利益来换得长期的收益增加，我们预期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妥协。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会将有更大的流动性，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利益集团找空下蛆相对困难。过了这20年呢？中国将迅速地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了那个时候再推行结构改革几乎只有死路一条。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百病缠身，这其中当然有宏观政策失当、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原因，但归根到底，就像曾经担任过日本大藏省财务次官的神原英资所指出的，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相互交织，使得日本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铁三角”：受到高度保护的农业和国内制造业、服务业与国内的银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政治体制中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使得任何可能损害被保护阶层利益的结构性改革都注定胎死腹中。难怪神原英资会发出感慨：只有爆发一次危机才能拯救日本经济。
里昂信贷银行的报告指出，成长中的年轻消费者是发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按照我们的设想，他们同样是保持政治稳定和推进政治改革的生力军。这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巧合。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深化政治改革。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柏拉图和孟子那时就曾有过中产阶级保证社会稳定、“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命题，但这一命题的实现其实需要更多其他的条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中产阶级也可能是革命的先导。此外，我的担心是，如果新兴的中产阶级过分沉湎于精致的生活、浮华的社交，我们实在无法对他们寄托太大的期望。中产阶层的财富伦理和人生观念仍然在混沌中逐渐澄清，大道多歧，没有清晰的出路，这些喜欢自称“小资”、“雅皮”的人们将很快自我放逐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中。政治上对其收入合法性的承认只是第一步。吸收某些明星企业家进入政治圈子最多只能是象征性的：身怀十几亿元甚至数十亿元的富豪榜人物和刚刚创业、为了数百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贷款焦头烂额的小企业家会有多大的利益一致呢？如果后者的崛起将使前者平添许多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我们能够指望大富翁们为小企业家们撑腰说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