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要增长的数字，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投资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重工业吸纳的就业岗位远远少于轻工业。比如，在“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平均每9万元投资对应1个就业岗位；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比如钢铁行业）平均需要155万元投资方能对应1个就业岗位。但是，2009年1～5月，前者的投资额仅为55亿元，而后者却近1 000亿元。2009年前5个月第三产业的投资共有2.9万亿元，主要流向了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其中，房地产投资1.2万亿元，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相关投资合计4 180亿元；相比之下，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分别仅为937亿元和416亿元。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依然受到种种发展制约，并没有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重工业优先将加剧就业压力。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建国初期，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工业占国家投资的比重高达50%以上，而苏联的重工业投资所占的比例最高也不过40%。每一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用在重工业只能创造5 000个就业岗位。正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失衡，导致城市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最终，甚至到了要上学、要工作年龄的青年人只能被送到偏僻的农村的地步，这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约有1 400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0以上的城镇人口以这种形式被送往农村。
过去，农民工大多在出口部门就业，那么，保就业是否就意味着要保出口呢？我们注意到，2008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这一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保出口实现保就业。我的同事姚枝仲和田丰作了相关的测算，初步的结论是，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提供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令人乐观。出口退税率提高，能够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能够促进出口的增长；出口增长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带动就业增长。
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太小，出口价格每下降1%，出口收入只会上升0.46%。中国的就业弹性太小，2007年中国的就业弹性只有0.04，即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增长率只有0.04％。这样算下来，如果按照财政部预算，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6 708亿元，大约能增加38万人的就业；如果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8 000亿元，大约能增加45万人就业。这意味着，为了保住一个出口部门的就业岗位，我们要花大约170万～200万元参见：姚枝仲、田丰，《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论文。，但实际上，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过2万元！
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本来是有9个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那里，就爽快地缩写成“保增长”3个字了。被删减的不仅仅是潜在的就业机会，对民生的关心也被轻易地忽视了。如果我们实现的增长是“没有就业的增长”，那么上报的政绩就是得不到民心的政绩。
中国经济，留下来补课
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这个考生至少在一门课程上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8.7%。这个分数跟过去相比可能并不算高。过去20多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9.5%左右，而在过去几年，甚至一度冲高到12%。不过，不要忘了，考试的分数是会随着考题的难易程度变化的。过去题目容易，人人成绩都好，我们必须考100分才能得全班第一。现在考的是奥数题，大家都不及格，我们能够考到六七十分，就能把别人通通比下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一片低迷，只有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我们还是全班第一。
但是，中国经济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偏科偏得很严重。2009年，中央政府定的政策基调是：保增长、调结构、保就业、促民生。这一年，中国经济在GDP增长这一科超水平发挥。原定的目标是“保8％”，2009年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是，在其他三门课的考试中，中国经济的成绩却并不尽如人意。
先说就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就业形势似乎有改善的迹象。我们在广东等地调研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又出现了“民工荒”，但这可能是一种假象。当前有些出口企业之所以难以招到工人，一个原因是它们收到的都是短期的订单，所以需要的是短期的工人，而工人不愿意接受短期的工作。2009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可能会有更多的农民工返回城市，但如果房价上涨难以持续，这可能为下一轮农民工失业埋下祸根。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在未来将会继续恶化，而学生是社会最不稳定的群体之一。失业问题不改善，居民的收入就不会增加。2009年尽管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却在下降，而且收入分配继续恶化，企业利润所占比例在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在萎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再说结构调整。当大量的公共投资流入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之后，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不仅没有改善，反而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资金的流向也导致了就业的困境，因为越来越多的钱流入了那些烧钱的资本密集型部门，能够用来创造就业机会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是，在国际市场上有沃尔玛、UPS这样的跨国服务企业为其服务，但在国内市场上却要越过重重险阻。拯救中国出口企业的关键，就是要发展服务企业。改善民生的关键，也是要发展服务企业。
一张考卷，题目有难有易。有经验的考生，会先做容易的题目，再做更难的题目。但有的题目看似容易，实际上却暗藏陷阱。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挑战是当外需萎缩的时候，如何提高内需，这道题目看似容易，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直接刺激内需不就行了！但这正是我们担心的，按照这种解题思路，会渐渐误入歧途。
提振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似乎更容易，我们可以给居民更多的补贴、提供更便利的消费信贷、发放各式各样的消费券，更直白一些，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居民继续买房。据我们的估计，2009年前10个月至少有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楼市和股市。楼市的上涨对于拉动居民消费似乎立竿见影，但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政府最近的表态显示其希望狂热的房地产能够降温，但城市化的列车继续前进。2010年政策的重点会转移到城镇化，或许，政府希望通过中小城镇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其一，地方政府并没有作好迎接进城农民的准备，在现有的城市规划中，几乎根本没有考虑农民工的住房、医疗、子女就业等问题。其二，假如让农民选择，他们最愿意去的地方一定是大城市，而不是中小城市。对于农民工这样的相对低素质的劳动力来说，反而是大城市更容易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看看纽约熙熙攘攘的唐人街，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大城市的人数越多，能够派生出来的工作机会就越多。试想，在一个只有10万人的小镇上，能够容纳几家理发店呢？但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小区就会让几家理发店生意兴隆。考虑到以上两个因素，我们不得不担心，鼓励城镇化的政策，带动的可能不仅仅是农民进城之后的“刚性住房需求”，而是闻风而动的投机客。假如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到2010年也被推高，那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就真的到了摇摇欲坠的时候了。
解题的诀窍往往是间接做一条辅助线。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关键是提高其收入，而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是企业的兴盛和投资意愿的增加。当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是因为在利润下降之后，可用的自有资金有限，也是因为在很多部门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这看起来是解不开的死结，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就柳暗花明了。在保就业、调结构和促民生这三门课中，中国经济首先要补的是调结构。调结构肯定要控制原来的高耗能、高污染和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但更有效的是开放原来被封闭起来的服务业。如果我们能够尽快出台对服务业的鼓励措施，引导民间资本和国际投资流入物流、仓储、运输、通信、金融、保险、教育、医疗等行业，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尤其是这些行业在发展的初期需要硬件的投资，盖商品房是盖房，盖医院也是盖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我们投资的连续性，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但越到后来，结构转型的效果就越明显，软件就得跟上，技术就得升级。服务业的好处，一是帮助制造业提高竞争力，扩展国内市场；二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四是从长期提高人力资本；五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还需要我继续列下去吗？
第二代改革为什么如此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