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兴还是一家程控交换机制造商时，它必须冲破西方公司在运营商中布下的“天罗地网”。西方公司为了将竞争对手排除在自己的份额之外，总是尽量在自己的设备和其他厂商的设备之间设置一些技术上的障碍（往往通过不同的接口来实现），这就迫使运营商为了降低成本，在第一次采用某设备商的设备后，在后续的升级中不得不继续采用该厂商的设备。在中国，这种思路直接导致了“七国八制”的出现。
但这并不表示运营商不希望改变这种局面。改变的技术在西方早就已经出现，这就是接入网，即在从最近的接入局到用户之间的这部分采用统一的标准，从而使运营商的建网成本大幅降低，由于这部分通常是运营商网络投资中最昂贵的一部分，这就使运营商非常乐见其成。但这种技术对西方设备商而言却是破坏性的，它就像一枚钢针一样无情地戳破了西方公司苦心维护的封闭系统，因此从诞生之日起便遭到设备商的极力阻拦。但中兴却没有既有成功的拖累。当1998年它和追随者们的接入网产品进入大规模商用后，西方设备商除了撤出中国固话领域，已经别无选择。
接入网的成功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代表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开放。如果说对西方设备商最为有利的就是继续保持既有的相对封闭的系统，那么开放就是运营商和新生的中国设备商们的神灯。中兴在CDMA和NGN这两个里程碑式的产品上采用的正是这样的思路：传统的电信网络无法对承载网络与业务层面进行分开管理，这就意味着运营商为了满足用户对日趋个性化的业务的需求，就不得不对整个系统进行不断的升级更新，从而导致后期成本急剧增加；同时，传统的网络对语音以外的业务（如视频、数据等）也力不从心，这就将运营商推到了一个不得不分开管理不同业务的艰难处境。
于是，NGN和基于全IP的网络应运而生。这两种技术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完全开放的技术，来帮助运营商建立起一个可以兼容传统的电路交换与新型的分组交换，能够同时处理语音、数据与视频，可以随时简单升级的网络，这个网络既方便运营商针对用户推出完全个性化的业务，又可以降低运营商的运作与维护成本。就像在接入网上遇到的尴尬一样，西方设备商尽管在这两个技术上要积极得多，但仍然没有积极到像运营商一样紧迫的程度，这等于是将软肋暴露在中国公司的面前。
1998年，中兴就在美国设立了研究所，专门从事NGN的研究，并于2003年率先在罗马尼亚签署了全球第一个商用NGN网络。2004年，中兴全IP的CDMA设备就问世了，而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组织在这一年才正式开始对全IP网络的研究，中兴比西方设备商中最先推出全IP的CDMA设备的公司还早了一年以上。在这两个领域的先行一步，让这家来自中国的追随者后来居上在局部领域建立起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今天，中兴已经是全球一流的NGN提供商，在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中兴已经坐上了头把交椅，而在CDMA领域，中兴则可望第一次在主流市场成为全球第一（中兴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是增量市场的第一，存量市场与排名第一的阿尔卡特朗讯距离已经非常微小）。中兴从CDMA领域获得的还远不止这些，其全IP的研发平台如今已经是公司所有系统产品的公用平台（包括2G、3G和4G），这使中兴的研发效率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大幅提升。另外，由于美国市场传统上是CDMA根据地，而中兴又对正在兴起的CDMA向WCDMA/LTE迁移的潮流提前作出了回应，这就让中兴有希望率先攻破这个中国公司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市场。
在另一方面，基本的语音技术已经臻于完美，而语音又自始至终都是用户最主要的需求，这又为这个表面上是受技术驱动的行业增加了更多的市场决定因素。当运营商建立起一个完美的语音网络后，它的经济效益也达到了巅峰—虽然3G甚至LTE被西方设备商们描绘得像梦一样，但运营商们渐渐认识到，它们投资新技术的回报率越来越低。由于多媒体等被反复吹捧的服务对用户而言并非必需的，结果用户的平均消费并没有随运营商新技术的推出而同比例增加。这种趋势让运营商在数十年之后，重新成为这个行业的最大驱动者，它们越来越倾向于根据用户的需求潜力进行投资，而不是根据设备商宣称的技术革命性来作出选择。这种在表面上看似已经落伍的技术，中兴却发现了其商业价值的所在，这一独特秘诀让中兴在这种趋势中总是显得游刃有余。
小灵通就是这种新的趋势下的经典案例。尽管它在技术上乏善可陈，但为无法获得移动牌照，又急欲阻止固话业务向移动转移的固网运营商提供了一个打擦边球的机会，而技术的成熟性又让它在商业上比新技术更有利可图。最后，这些市场化的因素完全战胜了技术因素。
毫无疑问，侯为贵身上特有的那种朴素的市场观念让中兴最终比华为更成功地捕捉到了类似的机会。如果不是为了给TD-SCDMA腾出频谱资源而最终被勒令停止服务，也许小灵通也会为中兴抵达3G和4G的时代开辟又一条蹊径。中兴实际上也已经开始尝试在小灵通与这两种技术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帮助运营商保护既有投资。
而GSM则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不叫好但叫座”。单从技术上看，GSM远远优于小灵通，但相比WCDMA而言，它已经是一个处于成熟期后期的产品，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程控交换机之于GSM等移动通信技术那样。在2003年之前，由于WCDMA进展缓慢，西方公司的主要精力仍然在GSM上，而中兴在这个领域始终没有积累出足够的规模效应，从而整体成本优势也大打折扣。但从2003年开始，随着逐步从困境中走出的西方公司开始将主要希望寄托在3G上，中兴也已经在移动领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规模，转机便到来了。
对运营商而言，假如未来真像设备商们宣称的那样，将是WCDMA和更后面的LTE的时代，那么投资GSM将可能意味着重复投资。这也是阻碍运营商们大规模投资GSM的核心原因。但由于GSM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实现移动语音通信最完美的技术，同时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运营商即便出于挖掘潜力巨大的语音市场的需要，也仍然对这种技术抱有足够的好感。另外，GSM可以平滑演进到WCDMA上，而更先进的LTE却仍然不能经济地解决语音通信问题。
不用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只需要采取开放原则，而这正是中兴所擅长的。2003年上半年，公司推出了集成多种技术（支持2G、3G切换），提供GSM、GPRS、EDGE、WCDMA平滑演进的解决方案，解决了运营商的后顾之忧。
很快，中兴的GSM产品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滞，甚至一度有人提出要彻底放弃该产品后，突然在2003年的海外市场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这年中兴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的10多个运营商签订了合同，订单额达到1.5亿美元，占中兴海外销售额的25％。在随后的一年，合同销售额增长到将近4亿美元，占了全部海外合同销售额的近1/3。直到今天，GSM仍然是中兴在海外市场中利润最为丰厚的产品。
既然市场已经成为决定电信新技术商业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从一开始就非常善于利用市场力量的侯为贵帮助公司建立起了一种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中兴就基本避免了错失可能的机会。这种模式后来被人们总结为“低成本尝试”和“弯道超越”，即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时，中兴并不会急于对其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用不至于给战略造成影响的方式进行小规模试探性研究，一旦发现该技术将进入大规模商用，公司便会迅速调动大量资源全速进入，以获取超额回报。
电信业进入21世纪后，这种模式的优势便一览无遗。西方公司试图用3G来发起新一轮的电信建设狂潮，以此来推动其商业模式继续向前滚动，这一如意算盘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用户是否愿意踊跃为新的业务买单，但这几乎是妄想。更何况，2001～2003年的经济危机断送了西方公司的所有努力。与之相反，侯为贵从一开始就不相信3G会像宣称的那样很快就可以大规模商用，按他预计，最乐观的爆发期也要等到2005年以后。
这种判断直接影响了中兴在3G的主要标准WCDMA上的进展速度。直到2003年年底时，外界都一直认为中兴在WCDMA上面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后来这被证明是中兴有意为之。在2001年公司通过增发股票募集到16亿元资金后，虽然公司承诺将把其中的4.8亿元用于WCDMA，但该年度实际上仅仅花去了1.3亿元，到2003年年末时，仍然只花去了4.4亿元。这种有保留的节奏虽然让中兴在形象上减分，但却得到了实惠。在这期间，3G技术已经升级了几代，当中兴在2004年决定加大投入时，就可以从更先进的技术入手，从而减少了前期的浪费。
另一方面，公司努力将市场导向发展到极致。与西方公司认为技术将是制约3G进展的主要因素不同，侯为贵坚信成本和最终用户的使用喜好才是决定因素。这促使中兴在这期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降低WCDMA网络的组网与后期维护成本上，对其解决方案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并最终成功地使采用其方案的运营商的建网成本和后期运维成本大幅降低。同时，中兴还在2004年10月发布了一款当时全球体积最小的3G手机，以改善用户的使用体验（当时终端体积过大一直是用户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虽然在节奏上一直紧跟西方公司的华为在2004年便推出其全球第一个WCDMA商用网络，而中兴同年才刚刚签订其全球第一个WCDMA试商用合同，但从2005年全球WCDMA进入大规模商用的时点看，中兴对节奏的把握仍然相当准确。
好戏还在后头。由于运营商对建设WCDMA网络并不如预期那么踊跃，便导致西方公司的商业模式开始捉襟见肘。它们本来希望通过不断升级的新技术来弥补前期在技术上的投入，并将可能的追随者远远抛在后面，但现在缓慢的进展给了中国公司足够的追赶时间。
于是，西方公司的模式成为一只漏斗，中国公司只需在漏洞的底部从容积累自己的经验值，编织其市场响应网络就可以了。中兴并不急于将自己打造成某一两个细分市场的数一数二，而是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围绕核心的基站和网络进行原始森林式的扩张，充分给予每个产品以平等的存在权力，然后将选择权交给市场自己。
因此，如果你用传统的战略和业务分析模型去评价，你会发现中兴堪称全球所有电信设备商中最没有“战略”的公司，它的产品几乎涵盖了与通信系统有关的所有方面，从芯片到基站，到配套的电源。
这是一种完全基于最底层的市场建立起来的响应机制，它没有一个刻意的独一无二的方向，只是朴素地追逐着所有可能的机会。这种模式固然降低了在某一两个特定方向上的效率，但当整个市场为不确定性所笼罩时，这种模式便变得左右逢源。中兴在大的技术方向上总是给人以慢吞吞的感觉，但到头来它却几乎抓住了所有的大机会，比如小灵通和CDMA。
最后，当中兴利用同样的模式在中国力推的TD-SCDMA上成为最大赢家，并在主要IT巨头力推的WiMax上成为最积极的参与者和商业化上的先行者时，它便编织起了一张覆盖几乎所有关于未来的可能方向的大网。通过这张大网，它就可能在正在到来的4G时代实现对西方公司崇尚的技术至上模式的紧紧缠裹。相比西方公司，它拥有丰富得多的通往未来的路径。
而西方公司如北电，又或如阿尔卡特朗讯和诺西，在密如蛛网的攻势中，除了转向同样的市场导向，已经别无出路。市场就像无数双蜘蛛侠的手，它比孤立的技术路线更能经受住瞬息万变的ICT（信息通信技术）风雨的洗礼。对手可能随时会从猝不及防的地方杀出来，你需要始终比对手响应得更快更准确。但目前看来，大多数西方公司仍然在做的仅仅是努力弥补过时的技术主导模式的漏洞。假使形势真如此，西方的没落已经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