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电信业的投资萎缩期，小灵通成为最大的亮点。以2002年为例，尽管中国电信业整体投资减少了，但两家固网运营商在小灵通上的投资却超过了100亿元。由于中兴始终处于一种加速前的准备状态，很快便对突然涌现的需求作出了反应，成为约40％的系统设备的供应商，这就让公司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可以弥补因为固网投资降低带来的损失。
侯为贵的坚持很快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据一项统计显示， 2001～2003年，公司小灵通的合同销售额分别达到23亿元、40亿元和80亿元，分别占到中兴同期全部合同销售额的17.1％、24％和33.3％。而与之相应的投资却非常少，即便在最鼎盛的时期，公司在该项目上的员工人数也只有300人，而员工工资是投资中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在小灵通项目上获得了不错的回报。”即便在10年后，提起这段坚持的往事，侯为贵仍然显得有些得意。
相对而言，CDMA面对的是另外一种不确定性。由于在2G的早期阶段，美国对运营商采用何种技术模式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致使采用统一的GSM标准的欧洲公司走在了前面，之后美国决定凭借CDMA奋起直追，并且将其视为一项国家战略，而中国则成为它逐鹿的战场。高通为争取使CDMA进入中国与中国政府进行了好几年的协商，其背后的美国政府更是将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挂钩，使中国政府最终走出了对此若即若离的状态，彻底地站在了CDMA一边。
于是，在随后的发展中，CDMA在中国的进展便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冷暖而呈现出奇怪的起伏。尽管早在1997年就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4个城市推出了CDMA的试商用网络，但其前途依然笼罩在一种游移不定的氛围中。
对中兴而言，尽管GSM更为主流，但CDMA更具可行性。这种判断是由现实决定的。由于GSM的大规模商用已经进行了五六年时间，主要的设备商格局已定，而且它们在对待新的进入者时通常都采取少有的一致对外的团结姿态，因此除非它们自身放松警惕，否则中兴的机会已经很小；而CDMA的大规模商用才刚刚进行了两年，在这个领域设备商也不如GSM那么集中和顽固，而且单从技术上讲，它的确比GSM先进，加上政府在这个行业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只要中国推出这个标准，中兴就完全有机会分得一杯羹。
“即便中国最终不上CDMA，我们也可以卖给其他国家的运营商，它毕竟是2G时代的两大主流标准之一。”侯为贵不时用这样的话给CDMA项目组的员工打气。但到后来他不得不面对和小灵通同样的处境，除了他和当时负责CDMA研发、后来成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和首席技术官的谢大雄外，几乎没有人还认为公司应该将CDMA当成一回事。
和小灵通一样，市场上对CDMA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声音被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两股政治力量所拖拽，并被中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战略所影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复杂状态与小灵通的游移状态一同作用于中国市场，让即便是中国国内消息最灵通的设备商也难以把握其正确方向。
到后来，华为便干脆放弃了抓住可能出现的中国市场的念头，就像当初放弃小灵通一样。华为极力将其纳入全球3G战略之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3G的三大标准之一CDMA2000 1x上，这样即便中国市场真的如期启动，它也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
但侯为贵仍然对中国市场如期启动CDMA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且希望中兴有所收获，同时他也开始为CDMA进行全球化布局。早在1998年，中兴内部就已经将CDMA立项。到1999年，公司突然加大了人才投入，进行人才储备，研发人员从一年前的几十人猛增到400多人。到2000年，尽管国内形势仍不明朗，但中兴已经开始了海外布局。
在CDMA运营较为成功的韩国，中兴成立了专注于CDMA的研究所；在CDMA的大本营美国，中兴则通过位于圣迭戈（也是高通总部所在地）的研究所吸引到了来自朗讯、北电、高通等CDMA技术最强的北美公司的专家，其中就包括当时全球少有的几个研究CDMA-A接口的专家之一蒋建平，此人后来长期担任中兴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利用其影响力帮助中兴在美国揽才；在中国香港地区，公司已经开始同世界首个CDMA商用网络的运营商和黄电讯进行接触。
与此同时，在与高通进行了持久而艰难的谈判后，中兴最终在2000年10月和高通签订了研发协议（该协议也是中国厂商中最先达成的类似协议），在该协议下，中兴就可以像北电、朗讯等公司那样采用高通的CDMA基带处理芯片，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发的进程，又解决了专利授权问题。之前，芯片一直是困扰中兴CDMA进程的最大困难之一。
就在这一年的12月，几乎是小灵通的政策首度出现放松迹象的同时，中兴成为第一家在CDMA基站、核心网和手机上都通过中国政府入网测试的厂商，公司的试验网也已经建设成功，这意味着它已经作好了CDMA商用的全部准备。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近，中国政府也首次明确表示将支持全国性的CDMA网络的建设，并且将之前由长城集团进行的CDMA试验网络划归中国联通，由中国联通进行CDMA的建设与运营。
但戏剧性的场景并没有因此结束。有了GSM前期投资的经验，中国政府现在显然不再仅仅把CDMA当成与美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的一个筹码，而且希望从中获得更多，至少不愿意像GSM那样支付过高的价格。这种转变对中兴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在CDMA的不确定因素之中，除了上与不上之外，还有采取何种标准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全球CDMA的绝大部分商用案例都建立在CDMA IS-95版本之上，但业界一致的看法是，建立在CDMA2000 1x的3G才是CDMA作为一种更有前景的技术转败为胜的关键。2000年10月，韩国SK电讯已经推出了世界上首个3G CDMA2000 1x网络。但侯为贵认为中国更有可能采用已经大规模商用、更具成本优势的CDMA IS-95，而非技术先进，但成熟度与成本都欠佳的CDMA2000 1x。
但让侯为贵感到意外的是，在2001年春天的中国联通CDMA首期招标中，中国联通却选择了2000 1x作为建网标准。这一决定无疑将中兴等中国公司挡在了门外，因为即便在西方，该技术也尚未大规模商用。无论是中兴还是华为，离商用的目标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通信系统具有很强的先占性，在首批招标中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公司将很难在未来有机会扭转局面，就像在GSM中一样。
但很快形势又发生了逆转：由于缺乏竞争，西方公司报出的价格远远超出了中国联通先前的预算。而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显然倾向于改变游戏规则，随即中国联通宣布将重新进行招标。局势变得对中兴有利，因为要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中国联通必须保证至少有一家中国设备商参与进来，既然在CDMA2000 1x没有一家中国公司有成形产品，那么转而采用中兴已经准备好的CDMA IS-95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这样做还可以让中国联通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成熟的网络，从CDMA IS-95到CDMA2000 1x可以实现平滑的升级，并不会增加后续升级的投资。
最终，中兴成为唯一一家以独立身份中标的中国公司，获得了价值120亿元（比中国联通此前200亿元的预算减少了40％）订单的7.5％，其他份额为朗讯、北电、摩托罗拉等北美公司和三星、爱立信所分享。尽管中兴获得的10个省份中仅有广东一省属于经济发达地区（而且中兴中标的还是广东不发达的地区），中国联通也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看好中兴的技术，而只是希望借中兴压低西方公司的价格，不过毫无疑问，它为中兴拿到了进入CDMA领域的首张入场券，甚至可以说是无线领域的首张正式入场券。
这是一个里程碑。尽管从1997年开始，中兴就下定决心进入无线领域，但在这之前，中兴依然严重依赖传统的固网交换机和接入网业务。中兴要在无线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在两大主流的技术体制内占据一席之地。中国联通作为中国两大主要的移动运营商之一，也将凭借庞大的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的份额。现在，中兴已经敲开了它的大门。
凭借在CDMA和小灵通这两个市场的成功，中兴的移动业务终于第一次超过固网交换与接入网的收入。到2002年12月的中国联通二期招标结束时，中兴又将原有的10个省份扩大到12个，合同金额达到15.7亿元，市场份额也增加到15％左右。如果说第一期招标还有一点运气的成分的话，那么现在中兴已经拿出了让人信服的真本事。在这次招标中，中兴获得了重庆价值7 300万元的交换与基站系统合同，这是中兴第一次进入一级城市的核心设备市场。
与此同时，中兴还利用贴近用户的优势，开发出了一系列让中国联通满意的独特功能，比如短消息中心、定位系统、GSM 1X1系统与终端，这进一步密切了中兴同中国联通的关系。
毫无疑问，CDMA成了中兴度过漫漫寒夜的另外一件棉衣（之前的一件棉衣为小灵通）。在2001～2003年，CDMA每年为中兴提供的销售额分别占到当年全部销售额的10.69％、14.77％和16％。如果算上其在小灵通市场的收获，2003年中兴在小灵通和CDMA系统设备的合计销售额就已经占到50％，中兴成了一家名副其实的无线设备提供商。相比之下，从一开始就对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更明确的战略情有独钟的华为，在小灵通市场和中国联通CDMA的两次招标中都几乎颗粒无收。
小灵通和CDMA系统的成功还给中兴带来了额外的收获。中兴早在1998年就推出了自主研发的首款手机（也是中国首款中文显示手机），于是便有意识地将小灵通和CDMA手机也列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提交给运营商，这一举动竟然令这一在2000年时差点卖掉的业务起死回生。
像系统设备一样，最初中兴的主要兴趣都放在GSM上，但结果却不理想。在2003年之前，中兴GSM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最多时也没有超过2％。这一方面与西方公司的强大市场攻势有关，但中兴的系统设备思维与手机对时间周期的不同要求显然才是关键。后来国内的手机厂商采取了全新的模式，即委托韩国或中国台湾的公司设计，并通过代工生产来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最后中国公司只需负责进行营销，很快就从西方公司手中夺取了可观的份额，2002年国产手机的份额达到30％，2003年一度达到55％。
因此，在中兴因为产品产生巨大库存积压后，内部开始有人认为应该将该业务出售掉。联想（联想集团，简称联想）是潜在的买主之一，但由于价格原因，最后未能成交。不过，随后情况峰回路转，小灵通终端只能通过运营商捆绑销售，中国联通为了促销也大量采用了存话费送手机活动，在系统设备上获得运营商认可的中兴有了销售自己的手机的机会。
2003年，主要的西方公司开始加快新品投放与加大营销力度，中国公司的好时光便到头了。不过，中兴的手机业务却开始发力。在这一年，中兴一共卖出了460万部手机，而2002年这一数字仅为180万部，单月销量首次突破了100万部，这几乎相当于当时中国公司的最高水平。中兴在技术上的积累现在终于得到了回报，它比其他国内公司更持续更快速地推出新产品，成为反击西方公司的主要力量。
后来当CDMA和小灵通业务进入相对滞涨期时，这个额外之果便与另外两个异军突起的业务（3G和国际业务）一道上升为公司得以继续前进的新动力。2003年，手机在中兴全部销售额中的比重只有10％，但在2004年和2005年却分别达到21.97％和26.37％。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尽情享受现在吧！毕竟不是每家公司和每个人都如此幸运，能够在最黑暗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信心和热情，并且可以在迷茫中找到一丝亮光，进而走出一条阳关大道。当中兴在2004年1月8日宣布2003年合同销售额同比增长50％，合同销售额为251.9亿元时，没有人会说它不是一个胜利者。
至少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等全球知名金融机构都站在了中兴这一边。在这一数字被公布的几个月前，作为中国首个QFII（合格的境外投资者）的瑞士银行就已经将中兴列为重点购入对象；到2004年中报时，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为其前两大流通股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