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行业严重萎缩的2002年，中兴的合同销售额依然保持了20％的增长，而同期华为的合同销售额出现了13％的负增长。泡沫破灭之前的1999年，华为的年合同销售额已经是中兴的240％，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降低到127％，甚至有人开始讨论中兴何时重新超过华为，而美国《商业周刊》则将中兴评为此间“全球成长最快的电信企业”。
这次停顿持续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直到4年后的2004年，全球电信业才重新走上复苏之路。这时，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所有反思中，美国《商业周刊》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危机爆发之前还名不见经传的中兴竟然是此次危机中最大的受益者，它凭借连续3年34.1％的复合增长率成为此间“全球成长最快的电信企业”。
在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的前一年，也就是1999年，中兴的年合同销售额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只有50亿元和25亿元，而且这些收入绝大部分都来自固话领域的交换与接入设备。但仅仅过了4年，公司的合同销售额和主营业务收入已经分别增长到252亿元和160亿元，其中来自无线设备（系统和终端）的收入已经占到公司收入的近70％。中兴已经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无线通信设备商，在快速成长的中国移动通信设备市场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一直以来，中兴的一个主要对手便是同样来自深圳的华为。中兴在万门交换机的商业化上比华为稍晚，到1999年时，华为的年合同销售额已经是中兴的240％。但在整个电信业的逆境中，尽管华为的表现相当出色，中兴的表现则更为出色，到2003年时，华为与中兴的合同销售额之比已经降低到127％，甚至有人开始讨论中兴何时重新超过华为。
尽管中国电信业的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停滞甚至萎缩，2001～2003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5.3％，-15％和6.4％，但这并不妨碍中兴在此期间从国内获得强大的增长动力。即便在固定资产投资严重萎缩的2002年，中兴的合同销售额依然保持了20％的增长，而同期华为的合同销售额出现了13％的负增长。
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电信牌照有偿拍卖，而是通过行政命令无偿划归指定的运营商使用，同时，在3G建设上，中国没有急于采取行动。这些都让中国运营商的财务状况更为主动，因此在放缓固网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在更有前途的移动通信上的投资。
它们的问题主要来自内部。在2000年和2002年，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电信重组，前一次是将中国电信旗下的移动业务拆分出来，成立了独立的中国移动，后一次则主要是将中国电信分拆成南北两大公司，即新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重组无疑使投资计划滞后，但从长远看，又都为中国电信业此后的成长注入了强心剂。
另一方面，侯为贵的“保守”使中兴避免了陷入西方公司那样的衰退，从而可以抓住随时降临的机会。尽管他没有像任正非那样写文章强调危机意识，但当西方设备商们沉浸在关于宽带和互联网的神话之中难以自拔时，从中国西部走向这个充满狂躁的行业的侯为贵却始终保持着一丝低调的谨慎，他宁愿失去机会，也不会轻易去相信这是真的。
“宽带建设与宽带应用是两码事，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电信市场，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不能盲目跟风，处处照搬国际电信厂商的做法。宽带、数据业务虽然在那些经济发达地区会率先应用，但短期内，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以话音为主的通信业务还会有相当稳定的增长。”他不断给公司中那些鼓动激进的人泼冷水。这种冷静很快就将带来回报：当其他公司纷纷放慢步伐以应对环境的恶化时，中兴的好时光才刚刚开始。
不像任正非那样总是急于追赶行业潮流，侯为贵习惯于采取一种“试试看”的姿态，不轻易肯定或否定任何一种可能性。两家公司几乎同在1996年前后开始多元化布局，而且几乎都在无线通信设备（GSM/CDMA）、数据通信、光传输、电源、视讯等行业进行了尝试，但华为很快就卖掉了电源业务，全心投入到光传输和GSM/WCDMA等主流的细分市场，并且迅速成为全球主流的光传输厂商之一。相反， 2000年时，中兴仍然在尝试，仅在通信电源和视讯等配套性的产品上获得了一些经济效益，而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传统的交换机与接入网业务。
这一策略也在此后常受诟病，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兴错过一些重要的机会，但一旦整个行业被高度的不确定性所笼罩，中兴这种开放姿态的优势就显露无遗。巧合的是，中国电信市场在此后几年恰恰处于这种不确定性之中。
2000年正是中国移动通信爆炸式增长的开始。尽管此时中国的固话用户已经是移动用户的两倍还多，但移动用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固话用户。此前固话用户数从1978年的将近200万增加到4 000多万，用了将近17年，而移动用户数从几乎为零增加到同样规模，则仅仅用了5年时间。1999年，固话用户数仅仅增长了不到20％，但移动用户数的增长却超过了100％。
就在这一年，从中国电信分拆出来的中国移动正式诞生，而另一家移动运营商中国联通则早在1994年就已经成立。随即，中国移动在香港通过再融资成功募集了75.6亿美元（3年前公司尚隶属于中国电信时，就已将广东与浙江两省业务在纽约和香港实现了上市），同时中国联通也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募集资金达到56.5亿美元。1998年，中国移动的用户数就超过了2 000万，两家运营商都为新时代储备了雄厚的资金和足够的商用经验。
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这样的现实：现有两家运营商采取的是以诺基亚、爱立信等欧洲公司为首的设备商提供的GSM设备，但以高通（高通公司，简称高通）为首的北美CDMA阵营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进入中国市场的努力，而且也已经推出了相应的试验网络。
与此同时，期望在快速增长的移动市场分得一杯羹的还有在财力上强大得多的固网运营商。尽管它们没有移动牌照，而且在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获得牌照，但它们采取了一种类似打擦边球的方式，即引入在北美、欧洲和日本都已经有一定市场的无线本地环技术，以减缓客户流向移动运营商，为未来进入移动领域作准备， 1997年，在浙江推出了第一个试验网。
在这三种力量中，GSM显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但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早在1992年就首次商用，并在1995年前后进入大规模商用，在市场上处于绝对占优的位置；而CDMA则到1995年才首次进入商用，1998年后才进入大规模商用，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只有GSM的1/4左右。小灵通虽然在技术上很落后，但被认为比GSM和CDMA的辐射都要小，符合健康的需求，何况由于它的研发成本很低，加上可以避开中国政府对移动通信话费标准的监管（特别是实行单向收费），使得它获得了通话费比GSM和CDMA便宜得多的优势。
对中兴而言，最理想的选择毫无疑问是GSM。公司也的确一度希望在这个领域大干一场。从纯粹产品研发的角度看，它的确做到了。1998年它才真正大规模投入这个领域，1999年晚些时候便拿出较为成型的产品，并拿到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入网证。但当它尝试着将产品卖给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时，却遭到了冷遇，这两家运营商显然对于采用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产品尚存有顾虑。另外，这一时期可观的ARPU值，即单位用户平均话费额，使它们不必在设备和建网费用的多寡上过于敏感，相比而言，它们更在乎系统的质量。比中兴稍早拿到GSM入网证的华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运营商们的顾虑并非毫无道理，即便在全球范围内，GSM也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像程控交换机的孕育时间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技术已经达到近乎完美的地步。另外，爱立信等西方公司的公关或许也起了作用。
在将中兴从一家来料加工企业锻造成年合同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中国主要固定电话设备商的过程中，侯为贵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作为一家中国公司，要想在中国市场上打败西方公司，就必须充分利用土生土长的地缘优势，比它们更虚心地听取客户的意见并更快速地采取行动。
“客户永远是对的，他需要什么，你就应该给他什么，而不是先造出一个产品，然后去寻找可能需要它的客户。”他总结出这样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相反，西方公司则力图将用他们的标准制造的产品原封不动地卖给中国运营商，而不愿作出任何有针对性的改动，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由于中兴已经同固网运营商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有利于侯为贵针对他们采取倾听策略。几乎是从1997年决定向无线通信转型开始，中兴就将固定网络的无线接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对中兴而言，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它让公司可以尝试着利用既有的客户关系。尽管基于CDMA的无线接入方案不久后被政府叫停，但当1999年的重组开始后，中兴很快就从小灵通找到了切入口。
“我和固网运营商进行了沟通，知道他们对进入移动市场有强烈的需求，而从短期看政府不可能刚刚将移动业务从中国电信剥离出来，很快又给中国电信发移动牌照，小灵通技术在日本的成熟应用让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用户规模。”他力图以此说服质疑者。
从一开始，这样的质疑就没断过，而质疑的主要焦点便是小灵通的技术落后。这种质疑最后很可能对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确，如果不考虑固网运营商在短期内无法获得移动牌照的事实，在全球运营商都在积极投资3G的背景下，进行这样的投资很难摆脱重复投资的嫌疑，而且中国提出的3G国际标准TD-SCDMA已经获得认可，中国政府必须为其预留足够的频率。但同时，即使出于固网运营商上市融资的需要（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上市），中国政府又不能不网开一面，以使投资者对两家运营商的未来更有信心。
于是，从1997年第一张小灵通试验网开通，到2001年年底有条件允许小灵通在遵照“不得在京津沪穗四地开展业务”这一底线的前提下存在，并承诺不在2002年年底之前收回小灵通所使用的频率，中国政府对小灵通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其戏剧性可以从几乎为小灵通而生的UT斯达康这期间的股价表现上略见一斑。
2000年3月3日，UT斯达康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当天，升幅高达278％，创下当日纳斯达克股市升幅的第二高纪录，而这期间正好是小灵通通过当时的中国信息产业部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认定。同年5月底，信息产业部的一纸关于小灵通项目缓建待审的发文却将UT斯达康挤到了生死线上，其股票狂跌45.92％，总市值一天蒸发掉了200亿元人民币。但随后政府关于允许小灵通有条件存在的表态又令其市值在一天内回升了100亿元人民币。
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少数人喜好之上的随意性，让大多数曾经指望在这个领域大赚一笔的厂商，都在不久之后开始放弃，习惯于主动出击的华为尤其受不了，很快在反对声中放弃了小灵通，转而继续做“技术含量更高”、可以向3G过渡的CDMA 450。中兴的兴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即使在最悲观的时候，侯为贵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保持着“试试看”的心理。
但就在全球通信业坠入深渊的时候，转机却不约而至：市场的力量和TD-SCDMA迟迟达不到商用标准的事实，让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随即小灵通的价格优势很快得到用户认可。1999年，中国的小灵通用户还只有几十万，但到2003年上半年这一数字就已经接近2 000万，而同期开始大规模商用的中国联通CDMA则晚了将近一年才达到这一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