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贵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从未失去过，反而变得越来越坚定。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扎菲罗夫斯基可能从未建立起这种自信，他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出自百年北电的历史和对西方设备商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的潜意识崇拜。
侯为贵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心里有底。每天都有好消息穿过寒冷的气氛，从全球各地送到他的面前。公司的势头从未如此迅猛，甚至势不可当。
在眼下全球最红火的中国内地电信设备市场，中兴已经牢牢占据头号供应商的位置。在三大运营商2008年开始的招标中，中兴最终以29％的综合份额领先，这一份额在进入2009年后还在进一步提高。
北电的破产让中兴可以分得它在中国电信2008年招标中获得的少量份额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移动的TD-SCDMA三期招标中（涉及6万个基站和100多个城市），中兴获得了34％的最高份额，远高于华为的22％和大唐的16％。由于中国联通在第二期的项目中继续沿用一期的份额，这使中兴进一步巩固了在一期中获得的三强位置。而在所有3G终端的招标中，由于中兴在每一种制式中都实力不俗，结果总份额遥遥领先，其手机和数据卡业务一共取得37.8％的份额。
这一局面体现出，在征战全球的同时，中兴拥有了一个庞大而稳固的母市场。按照通常的经验，任何一家顶级全球化公司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一个庞大而稳固的母市场，就像欧洲市场之于诺基亚、爱立信和曾经的西门子、阿尔卡特；北美市场之于北电、摩托罗拉、思科和曾经的朗讯。
就全球市场来说，虽然中兴没能在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其海外业务受到的影响非常明显，运营商开支的缩减使公司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海外业务甚至同比下降了10％，但这也只是由于全球整体水平都在下降，在2009年第二季度公司很快又回到了30％以上的同比增长轨道。
结果是自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兴在全球的整体份额一直都在上升，即便在股价遭遇飓风的2008年第三季度也不例外。美国市场调研公司Dell’Oro的数据显示，在该季度中兴从欧洲和北美公司手中夺得的市场份额实现翻番，达到破纪录的4％。
许多年后当侯为贵回忆往事时，也许还要感谢这次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在这次危机中，欧美设备商不得不收缩战线以应对眼下的财务压力，从而放弃或者放松了对一些地区和一些重要订单的争夺，并减少了对重要战略技术的投入。另外，危机也使运营商更加希望得到设备供应商的财务支持，在这方面西方设备商自顾不暇，但中兴却拥有充裕的信贷额度—就在2009年年初，当扎菲罗夫斯基还在奔走于政府部门间以求1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中兴很轻松就获得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150亿美元和中国银行20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以帮助其拓展海外市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愁云惨雾中，爱立信受累于索爱而导致利润大降，诺西和阿尔卡特朗讯尚未完全从并购后遗症中走出，摩托罗拉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北电，而北电则已然自暴自弃—当西方公司纷纷陷入麻烦时，中兴等中国公司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冲击力狂飙突进。
在亚太、中东及非洲地区这些对价格更加敏感，通常也是西方公司首先放弃的新兴市场，中兴的表现尤为突出。在2007年，中兴占亚太和非洲的份额（按收入）分别才3.15％和2％，但据国金证券的预测，到2010年这一比例可望分别达到8.24％和3.5％。仅仅这些地区的份额增长，就将使中兴稳稳坐上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商的位置。
在中国公司迄今还鲜有进入的美国市场，中兴的进展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顺利。2009年8月（几乎就在扎菲罗夫斯基黯然离场的同时），中兴凭借一款几乎兼容所有主流制式的2.5G/3G数据卡成为美国第一大无线运营商Verizon的供应商，如果加上之前与美国第三大运营商Sprint Nextel在WiMax终端、与第五大运营商MetroPCS在CDMA终端上的合作，美国前五大运营商中已有三家成为中兴的客户。
在西欧这一欧洲公司林立、市场进入门槛极高的地区，虽然中兴之前已经与一些运营商展开了合作，但主要是提供终端定制和一些边边角角的产品，比如ADSL接入产品，而在核心的系统设备领域几乎是空白。进入2009年后，随着西方设备商遭遇困境以及当地运营商更加看重成本因素，中国公司的机会越来越多。2009年12月，中兴获得了为荷兰KPN集团1旗下德国子公司E-Plus和比利时子公司KPN比利时扩容和升级HSPA网络的订单。
这就意味着，在几乎所有主要的产品领域，中兴都开始进入一流供应商的行列，在某些领域甚至已成为领先者。
在中兴的传统优势领域CDMA上，随着北电、摩托罗拉等北美公司遭遇困境，公司的份额也进一步提高。Frost&Sullivan的报告显示，截至2009 年第二季度，中兴在全球CDMA市场的份额（按容量）达到25％，仅次于阿尔卡特朗讯的30.1％，到2010年中兴甚至可能以29.3％的份额取代阿尔卡特朗讯成为新的冠军。
在WCDMA领域，中兴也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继香港CSL和中国联通之后，公司还相继赢得土耳其最大移动运营商Turkcell白俄罗斯子公司、土耳其第三大运营商AVEA、越南第一大运营商Viettel和第二大移动运营商Vinaphone、印尼第一大运营商Telkomsel等多份GSM/WCDMA合同，这些国家均为人口排名全球前20的大国，未来潜力巨大。而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还认为中兴在该领域只是一个二流的供应商。
在LTE上，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同样认为中兴尚无足轻重，但现在中兴已经是公认的领先者—在美国知名分析机构Gartner发布的一份全球LTE设备商竞争力评估报告中，中兴首次进入前三名，而且仅在两个指标上稍逊于爱立信和华为。订单正纷至沓来。2009年9月初，中兴与CSL宣布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亚洲首个LTE的商用试验网络。从那以后，中兴签署的LTE网络订单已经接近10份。
就连在传统的GSM领域，中兴也势如破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GSM就一直是无线通信最主要的增长动力，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占据庞大的规模基数，但中国的公司始终只能占据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即便在国内市场也是如此。但过去几年来，中兴在该领域一直保持着成倍增长的势头。到2009年上半年，中兴在全球GSM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18％，仅次于爱立信和华为。
侯为贵一直希望中兴能够成为一家系统设备与终端兼顾的公司，因为他认为终端的更换速度远快于系统，而这将为公司在通往100亿美元级公司的道路上提供足够的规模市场。他本来希望中兴在2011年晚些时候，能够进入终端厂商前五的位置，但随着摩托罗拉这一最接近的对手遇到困难，中兴在2009年第四季度就已实现了这一目标。
从所有方面来看，现在中兴所处的位置是空前的有利。过去即便是免费赠送，一些重要的运营商也不会将订单给中兴，他们通常都会选择两三家经常合作的供应商，但现在形势发生了逆转，随着中兴成为事实上的无线三巨头之一，那些运营商甚至主动向中兴伸出橄榄枝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人们对中国公司的期望也正在提高，比如说它们能否在新一轮的全球整合中扮演整合者的角色，从而将中国的成本优势进行输出，以拯救举步维艰的西方设备商。在北电破产之前，市场上就有过中兴将收购北电或者摩托罗拉手机部门的传闻，对此，侯为贵只好一一进行辟谣：“收购摩托罗拉或北电并不适合中兴，因为整合后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无法收回成本。”
但无论如何，对那些身处海外一线的中兴员工来说，变化是显著的，就像其中一位所说的：“毫无疑问，西方世界构筑的防御坚冰已经开始融化。”
这一点在侯为贵身上体现最为明显。当扎菲罗夫斯基正到处为公司寻找潜在买家时，侯为贵已经开始为中兴开辟新的蓝海了，他像谷歌等大多数当今伟大的企业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虽然中兴在通信设备领域跻身全球顶级厂商只是时间问题，但他希望中兴拥有更加坚固的未来，能够在中国通往世界超级强国的道路上抓住更多的机会，而新能源显然正是这样的机会，就像25年前他抓住中国大兴基础建设的机会，压准通信业一样。
当扎菲罗夫斯基逐步将自己逼向绝境的时候，侯为贵正陶醉在印尼之行的所见所闻中。“如果你有机会到印度尼西亚，一定不要忘了到位于太平洋中间的新几内亚岛看看！这个岛属于印尼的国土，面积约50多万平方公里（相比起来，海南省3.4万平方公里，台湾省3.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200来万，在那里搞1万平方公里，即100万公顷（的棕榈种植）一点问题也没有！”
当他说这些话时，双眼发亮，如同一个导游在作激情的现场解说，同时他还算着这样一笔账：在过去的十几年，棕榈食用油的利润率都稳定在20％以上，而如果转化为生物柴油，利润率则仍然可以达到8％，远远高于中兴的4％。
“你瞧，这是一个风险很小的生意。如果食用油的需求旺盛，我们可以卖食用油，如果需求饱和，我们就可以转化为生物柴油，只需根据利润率的波动进行调整，背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这样一个大市场，永远不会有过剩。”
说到这里，他双眼充满向往，仿佛已经置身于未来那片广袤的棕榈林中，俨然忘记了金融海啸对电信业产生的破坏性冲击，忘记了眼前的纷纷扰扰，也忘记了那场宴会中的人和事—那场宴会中的大佬已经有3位离开了或即将离开所在的公司，他们是阿尔卡特朗讯首席执行官陆思博、北电首席执行官扎菲罗夫斯基、诺西首席执行官白伟贤，离开的原因大同小异。而同样的因素，同样的环境，作用在侯为贵身上，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别人的冬天，就是我们的机会。”他笑的时候，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