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侯为贵双眼充满向往，仿佛已经置身于未来那片广袤的棕榈林中，俨然忘记了金融海啸对电信业产生的破坏性冲击，忘记了眼前的纷纷扰扰，也忘记了那场宴会中的人和事—那场宴会中的大佬已经有3位离开了或即将离开所在的公司，他们是阿尔卡特朗讯首席执行官陆思博、北电首席执行官扎菲罗夫斯基、诺西首席执行官白伟贤，离开的原因大同小异。而同样的因素，同样的环境，作用在侯为贵身上，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在那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夜宴过去一年零三天后，55岁的扎菲罗夫斯基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告别北电首席执行官的位置。扎菲罗夫斯基是曾被寄予了帮助北电重回全球通信设备领导者地位的厚望的传奇人物，他的离开对这家拥有114年历史、横跨3个世纪的加拿大公司而言，意味着它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早在2005年11月，雄心勃勃的扎菲罗夫斯基决定担任深陷财务丑闻和经营危机之中的北电首席执行官一职，并宣称将花3年时间使北电重新回到健康的赢利增长的轨道上。扎菲罗夫斯基曾经是通用电气前掌门人韦尔奇接班人的热门候选者，在担任摩托罗拉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时，曾凭借一款广受欢迎的超薄手机RAZR让陷入困境的摩托罗拉一度重新焕发光芒，他自始至终都坚信自己能够再制造一次同样的辉煌。
但是，公司董事会却认为只有在债务保护之下才能实施更彻底的变革，并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还可以尽量减少可能的官司，2009年1月15日，他们决定让公司申请破产重组。这时，扎菲罗夫斯基才意识到自己这次可能真的要栽了。
尽管之前扎菲罗夫斯基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说实话，他从未想过这家百年老店会断送在自己手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一直认为公司在他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正在走向正轨。他深信，没有力量能够完全让这家一直引领电信业潮流的公司真正被打倒，因为有些力量一旦建立就难以被攻破，而北电拥有的正是这样的力量。另外，加拿大政府肯定也不会放任这样一家凝聚了民族骄傲的公司破产。
扎菲罗夫斯基一直埋怨投资者对公司的进展视而不见。在2008年年中的北电年会上，他还认为公司的股价表现令人难以接受，外界不应该怀疑公司完成“雄心勃勃的重振计划”的能力。公司董事会主席哈里·皮尔斯也站出来附和，公司刚进入3～5年转型期中的第三年，投资者应该保持耐心，他甚至又搬出了中国公司低价冲击的论调—在过去几年间，这个论调不止一次被几大西方设备商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拿来为不理想的业绩辩护。为了给市场鼓劲，两个人甚至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中相继买进了5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
所谓的“雄心勃勃的重振计划”，主要是指通过提前将宝压在准4G（WiMax和LTE）上—而爱立信等老对手当时还在主要关注3G—以重新回到游戏规则制定者的位置。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家与电话发明者贝尔有着血缘关系的公司对这种模式非常在行：制定行业规则，然后利用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将其推广到全球，牢牢掌握竞争主动权。在扎菲罗夫斯基的预计中，最迟到2010年4G将成为行业新的增长引擎，而公司将借机重现辉煌。
至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公司，在扎菲罗夫斯基眼中最多就是低成本的搅局者，成不了大气候。这是西方主流的观点，他似乎相信只要公司将创新的节奏加快，中国公司就永远只能是廉价产品的替补者，而不能成为真正的行业领导者。
但事与愿违。自他接手以来，公司就一直没有真正赚过钱。不仅如此，扎菲罗夫斯基很快就意识到公司遇到的问题可能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2008年，次贷危机开始在全球蔓延，运营商的支出计划减了又减，而公司则已经债台高筑，连年的亏损已经让潜在的债权人变得非常谨慎，何况现在又处于信用急剧萎缩的时期。
对这种形势，他一点都不陌生。几年前，他是类似环境的受益者。当时北电受2000年开始的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拖累，陷入亏损和财务丑闻的泥潭，而他则作为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被推上了高位。
“很明显，商业环境要求我们立即采取更多坚决的行动。”扎菲罗夫斯基对投资者和员工说道。
他甚至咬牙作出决定，为北电的城域以太网业务寻找买家。该业务占公司总营收的14％左右，是公司成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当时公司必须储备重组所需的资金，以备不时之需，而出售该业务可望为公司带来10亿～12亿美元的收入。
让他意外的是，这个他眼里的香饽饽到了市场上，却鲜有投资人问津。因为谁都不愿意贸然接受一个需要不断增加投资的业务。
而这恰是一个坏的开端。过去，人们认为这家公司还只是步履迟缓，不至于破产倒闭，而现在它所做的一切则让人们认为这有可能，尤其是当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财报公布亏损额高达34亿美元，并在随后进行了新一轮裁员后。
“我们为同事的离开感到难过，但为巩固领导层以应对当前不利的经济局面，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伤心地说。
至此，人们开始相信关于北电可能会破产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扎菲罗夫斯基自己大概已经认识到，现在的问题远不再只是能否“重振雄风”，而上升为“生死攸关”了。出售城域以太网业务的进展迟缓，让他不得不采取更加无情的行动，即便是完全否定过去几年一直奉行的路线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愿意买，即使是将公司重点压注的WiMax和LTE出售也在所不惜。实际上，2009年新年过后不久，人们已经开始议论公司在为WiMax寻找合作伙伴的传言。
这是又一个不祥的征兆。在上任后不久，扎菲罗夫斯基就果断对公司的业务进行了精简，并确定了WiMax和LTE为公司投资的重点。为此，他甚至卖掉了当时市场的主流产品WCDMA。
但不管怎么说，这都表明这家公司已经失去了自信，它已经不起任何（哪怕是非常小）的风波。而让它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长路的，正是原本在它骨子里的自信灵魂。随着这一灵魂的失去，当所有的指针都指向1月15日时，它几乎没有经历过任何挣扎。
虽然北电当时还有24亿美元的现金，但是这些资金分布在全球，在加拿大总部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员工养老金这类无法动用的资金，而所有可以马上调动的资金，则刚刚够支付同一天到期的一笔长期贷款利息。与此同时，公司的总负债超过60亿美元。恐慌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阻止。
破产的消息一经公布，北电股价下跌超过76％，跌至每股7.5美分，而该股票股价在最辉煌时期曾一度高达860美元。北电也因此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金融危机以来，它成为全球第一家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主要高科技企业。
在随后的时间里，那些对北电的过去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包括扎菲罗夫斯基本人在内，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存有一丝侥幸，那就是公司可以利用破产保护的时间通过重组重新站立起来。他先后两次对加拿大政府展开游说，希望政府可以向公司提供一笔援助资金。但政府部长们坚决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他们认为北电现在的局面是管理层一手造成的，谁也不愿意在这非常时期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
与此同时，一位北电前管理人员、60岁的约翰·麦克法兰（John Mcfarlane）召集了20多位前公司高管开会。与会的高管很多都在北电工作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经历过北电最辉煌的时期，大家希望通过外部投资来接管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以避免北电在市场上消失。最后，所有的希望都落在了中国的华为身上，麦克法兰希望华为可以成为北电的一个战略投资者，但最后对时局越来越谨慎的华为还是决定放弃与北电的合作。
于是，百年北电最终沦落为遭鳄鱼吞食的猎物，在毫无反抗之中，身体被一块块撕咬肢解。宣布破产半个月后，北电决定放弃WiMax业务；2009年6月，诺西宣布打算以6.5亿美元购得北电的CDMA和LTE业务， 7月，新的鳄鱼爱立信出现，以11.3亿美元成为最后赢家；11月，爱立信再次以7 000万美元买到了北电在美国和加拿大的GSM业务；运营商VoIP（网络电话）和应用解决方案部门以2.82亿美元卖给了Genband（杰恩邦得）公司；光纤网络业务以7.69亿美元卖给了Ciena公司；企业网络部门以9.15亿美元卖给了 Avaya（亚美亚）公司。
现在，北电终于拥有了充沛的应付危机的现金，但公司已经荡然无存。而扎菲罗夫斯基也不再属于这家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人们将这样记忆有关他的一切：上任3年多，亏损70多亿美元，用雄心将公司送进坟墓。
旧金山投行Collins Stewart LLC（高林斯特）的分析师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可能是仅有的几位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的人之一：“他临危受命，接手时就是一个烂摊子。也许现在这个结果就是最理想的，为公司资产和员工找到合适的收购方，然后继续前进。”
但无论如何，一家在某种程度上堪称高科技领域的骄傲的公司走进历史已不可避免。中国公司从此少了一个主要的对手，身处中国的侯为贵在此间与扎菲罗夫斯基完全不同的命运，算是对这一变故的最好注脚。
在一年之前的那场夜宴上，他和扎菲罗夫斯基曾经有过相交。但那次夜宴并没有给两人留下多少印象。一年后，我在台风“莫拉菲”登陆深圳的两天前到中兴，在中兴的深圳总部见到侯为贵时，还是经过反复提醒，他才勉强记起。
“你说的是那次呀！嗯，我差不多忘了。”侯为贵如是说。
虽然在某些瞬间他也可能有过扎菲罗夫斯基式无法把握命运的焦虑，特别是当中兴在华为挑起的3G招标价格战中处于不利局面，并引发股价大幅跳水的时候。但他的焦虑又不完全与扎菲罗夫斯基相同。他的焦虑只是来自事物在进展过程中的自然动荡，就像一辆在山村小路上颠簸的汽车那样，但它注定是要到达目的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