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念完以后，庭长同两位法官商量了一下，便转身对卡尔津金说话，脸上的神情像是很清楚地在说，现在我们可以把一切原原本本、彻头彻尾弄清楚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把身子向左歪了歪，开口说。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两手贴住裤缝，整个身子向前倾，一个劲儿不出声地咕嘟着腮帮子。
“您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与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以及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合谋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内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放入酒中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毙命。您认罪吗？”他说完，又歪向左边。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因为我们只管伺候客人……”
“这话您以后再说。您认罪吗？”
“根本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您认罪吗？”庭长镇静而强硬地又问一遍。
“我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警官又跑到西蒙·卡尔津金跟前，用悲怆的语调小声把他的话制止住。
庭长露出此事业已结束的神气，把拿案卷那只手的臂肘换了个地方，便开始审问叶菲米娅·包奇科娃。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您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里塔尼亚旅馆与西蒙·卡尔津金以及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合谋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中的现款及戒指，分赃之后，为了掩盖罪行，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毒酒，致使其毙命。您认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名女被告又利落又强硬地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过……既然这个贱货进去过，那这事就是她干的。”
“有话以后再说，”庭长又是那样又温和又强硬地说，“这么说，您不认罪吗？”
“我没有拿钱，也没有灌酒，连房间里都没有去过。假如我去的话，准会把她撵出去。”
“您不认罪吗？”
“我从来没犯过罪。”
“好吧。”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庭长开始审问第三名被告，“您被控携带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毛里塔尼亚旅馆，从皮箱中窃取现款和戒指一枚。”他像背书一样说，同时侧着耳朵听左边的法官说话，那位法官说，查对物证清单还少一个酒瓶。“从皮箱中窃取现款和戒指一枚，”庭长又重复了一遍，“你们分了赃，后来您又和商人斯梅里科夫回到毛里塔尼亚旅馆，您让斯梅里科夫喝了下毒的酒，因而使他毙命。您认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很快地说起来，“我先前怎么说的，现在还是怎么说：我没有拿过，没有拿就是没有拿，我什么也没有拿，那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您不承认犯有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我什么也没有拿。”
“那么，您犯了给商人斯梅里科夫酒中下药的罪，您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我以为就像别人告诉我的，那是安眠药，吃了没有事儿。我没想到他会死，我也没有那种心思。我可以对着上帝说：我没有那种心思。”她说。
“这么说，您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现款和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您承认给他下过药，是吗？”
“就算承认吧，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只是为了让他睡觉。我没有存心害他，没想到他会死。”
“很好。”庭长显然对取得的结果很满意。“那您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他说着，把身子靠到椅背上，两手放在桌上，“把全部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一说。您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依然对直地看着庭长，没有说话。
“您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
“您问事情的经过吗？”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开口说，“我来到旅馆里，有人把我领进他的房间，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她说到“他”这个字时，露出异常恐惧的神情，眼睛瞪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不作声了，就好像忽然断了思路，或者想到了别的事。
“那么，后来呢？”
“后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在那儿待了一些时候，就回家了。”
这时副检察官很不自然地用一个胳膊肘支撑着，半欠起身子。
“您要提问题吗？”庭长问道，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就打了个手势，表示把审问的权力交给他。
“我想提一个问题：以前这名被告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说，眼睛没有看玛丝洛娃。
他提过问题，就闭上嘴巴，皱起眉头。
庭长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玛丝洛娃用惊恐的目光盯着副检察官。
“跟西蒙吗？以前认识。”她说。
“现在我想知道，被告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常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吗？他常常找我去陪客，算不上什么交情。”玛丝洛娃一面回答，一面惶惶不安地把视线从副检察官身上转到庭长身上，又转了回去。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专找玛丝洛娃去陪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起眼睛，带着轻佻刻薄而阴险的笑容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玛丝洛娃一面回答，一面惊恐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有一刹那间她的目光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他想找谁就找谁呗。”
“难道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惊恐地想，觉得血往脸上直涌。可是玛丝洛娃并没有把他和别人分辨开来，马上就转过脸去，又带着惊恐的神情盯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和卡尔津金有什么亲密关系，是吗？很好。我没有什么别的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胳膊肘从写字台上放下来，动手做记录。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用笔描着笔记本上的字母，不过他见过一些检察官和律师这样做：在提过巧妙的问题之后，就在自己的发言稿上写几句足以击败对方的提示。
庭长没有立即接着向被告问话，因为这时他在问戴眼镜的法官，是否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而且写在纸上的那些问题。
“后来又怎样呢？”庭长继续问道。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已经比较大胆地看着庭长一个人，继续说，“我把钱交给老板娘，就上床睡了。刚刚睡着，我们的一个姑娘就来叫我。她说：‘快去，你那个买卖人又来了。’我不愿出去，可是老板娘要我去。他就在那儿，”她说到“他”这个字，又露出很明显的恐惧神情，“他一个劲儿在给我们那些姑娘们灌酒，后来他还要叫人去打酒，可是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老板娘信不过他。他就打发我到他住的旅馆房间去。他告诉我钱在哪儿，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在同左边的法官小声说话，没有听见玛丝洛娃在说什么，但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
“您就去了。那么，后来呢？”他说。
“我到了那儿，就照他说的办：走进他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进房间的，我还叫上西蒙·米海洛维奇和她。”她指着包奇科娃说。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丝洛娃皱着眉头，不看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在拿四十卢布时，是否注意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道。
副检察官对玛丝洛娃一发问，她就打了个寒战。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但觉得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有数过，我看见那都是一些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到了那些一百卢布的票子。我没有别的要问了。”
“那么，怎么样，您把钱带回去了吗？”庭长看着表，继续问道。
“带回去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旅馆。”玛丝洛娃说。
“那么，您是怎样让他喝下了药的酒的？”庭长问。
“怎样让他喝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让他喝了。”
“您究竟为什么要让他喝？”
她没有回答，只是重重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老是不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给他折腾得难受死了。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海洛维奇说：‘他能放我走才好。我真累了。’西蒙·米海洛维奇说：‘他闹得我们也烦死了。我们想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走了。’我说：‘好。’我以为那药是没有害处的。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在屏风后面躺着，马上就叫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香槟酒，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他，把药粉撒到他的杯子里，让他喝了。假如我当时知道，哪能让他喝呀？”
“那么，戒指是怎样落到您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您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我就想走，他就打我的头，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转身就要走。他就捋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不要走。”她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欠了欠身子，依然带着故作天真的神气请求允许他提几个问题，在得到允许之后，他歪了歪绣花领子上面的头，问道：
“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恐的神色，她惶惶不安地把视线从副检察官身上移到庭长身上，急忙说：
“我不记得待了多长时间。”
“那么，被告是否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出来以后，有没有到旅馆里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旁边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您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全神贯注，竟忘记了通过庭长，直接审问起被告。
“我去把头发和衣服理一理，等马车来。”
“卡尔津金是否到房间里跟被告待过一阵子？”
“他也去过。”
“他去干什么？”
“还有商人喝剩下的香槟，我们一块儿喝了。”
“嗯，一块儿喝了。很好……那么，被告是否和卡尔津金说过话，说过一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很快地说：
“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事情怎样，我全都讲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想拿我怎样就怎样好啦。反正我没有罪。”
“我没有别的要问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过这话，便装模作样地耸起肩膀，在自己的发言提纲上很快地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和西蒙一起进过一个空房间。
沉默了一阵子。
“您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她叹着气说过这话，就坐了下来。
随后庭长在纸上记了一点什么，听到左边的法官小声对他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站起来，走出法庭。左边那位高个头儿、大胡子、一双和善的大眼睛的法官和庭长商量的是，他觉得胃里有点儿不舒服，想自己按摩一会儿，再喝点儿药水。他把这事儿对庭长说了说，庭长就根据他的要求宣布休息。
陪审人员、律师和几个证人都随着法官们站起来，因为觉得这宗重大案件已经告一段落，都很愉快地来来回回走动起来。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