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总是与死神同在。这些陈腔滥调，也许所有快要死的人都这么说。但我还是想要相信，自己是特例——无论是在这个情境之下，还是在所有其他情境下。我可是真心这么觉得。马素德死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借来的。我们本来不该活得这么久。我们早该在革命时期就丧命了。我们早该在革命后的动乱、在战争中就丧命了。但我又多撑了三十年，超过我总年龄的一半。这样已经很多了，你应该对此心存感激，这个年数就等同于我女儿的岁数。是的，这是另一种衡量方式。我生了她，但她其实并不需要我活这么久。事实上，没有人需要父母活得这么久。
我们心里会这么想：我身为人父、人母，所以孩子们需要我。事情可不是这样的，生命总是会自己找到出路。又有谁能保证，我造成的负担比我解决的问题要少呢？我可不信。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善解人意、不为别人带来负担的人。我应该要成为这种人的，因为我是一个母亲，这是我的工作——善解人意，减轻他人的负担。而我从来就没有减轻过任何人的负担。
“你顶多只能再活半年。”那个该死的女巫说。
她说这句话时的口吻，仿佛在说明一件虽然无足轻重，但却相当不幸的事，就像幼儿园老师谈到雅兰不小心受伤的口吻。真是不幸。口吻中没什么罪恶感。她说话时并没有看着我，她盯着电脑的荧幕，好像是电脑荧幕在承受这个事实，仿佛遭到不幸的，是电脑荧幕。然后泪水开始从她的双颊滚落，她低头望着自己的膝盖。现在她反倒成了受害者了。她需要安慰。
我想大叫：闭嘴！你是谁，有权利告诉我我得死？你又是谁，我的生命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哭什么？可是我没有大声吼叫，至少这次没有，我为自己感到惊讶。
“我要和你的主管谈谈。”我反而这么说。
她惊讶不已，也许觉得我的反应是错误的。她可能觉得我也应该哭才对。
“我知道这很难……很难接受。可是你不管跟谁谈，都无关紧要了。”她说，“X射线断层扫描、化验结果，一切都很明显了。你得了癌症，而且……病情已经到末期了。”
她安静下来，望着我。她等着我的脸部表情，想确认我已经理解，但我面不改色。所以她继续说：“这是癌症第四期。这意味着你的日子不多了。”
“闭嘴！”我开口了，“我是护士，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二十五年。我知道你没权利对我说这种话。你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你不是上帝！”
她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后退。我看出她被吓到了。她三十岁左右，头发绑成两条幼稚的辫子，活像老鼠的尾巴。书桌上有一张婴儿的照片。我摇了摇头。她对于自己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简直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们沉默地坐着；随后她用衣袖擦干泪水，走了出去。我像冻住了一样呆坐了一会儿后，才取来手提包，拿出手机。我应该打个电话，我应该打给我女儿，说：“嘿，你这让人倒霉的小乌鸦，现在妈妈也快死咯。”
去他的。我反而开始传短信给扎拉，但又将短信删除。我又能写些什么呢？嘿，我的朋友，这一仗已经打完了。我不能这么写。
我听见两个人的声音逐渐接近，是那个女医生和她的主管。她们在门口停下脚步，耳语着。我理解，在社区医院上班的她们，并不那么频繁与死神接触。她们在讨论该由谁进门，继续跟我谈谈。我理解，她们只想把这一天过完，给下一个病患看诊，不要落下进度。她们最不乐见的就是跟一个垂死的女人待在一块儿，承受她的垃圾情绪。我陷入沉思。我是否应该把东西收拾好，直接走人呢？放过她们，也饶过我自己呢？我抓起大衣，它是红色的；我将手伸向提包，它也是红色的；我低头望着自己腿上的长靴，它们也是红色的。我所在乎，或者说过去曾经在乎的这些东西，全都如此俗滥。我的双手开始颤抖，然后肩膀也开始颤抖。提包脱手，掉在地上。我开始不断地抽泣。我努力抑制自己。这时她们开门了，走了进来，望着我。我看出她们想要转身离开。我不想吓到她们，于是努力摆出微笑，但是我没能控制住这一切。她们对这一切毫无概念。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他们好像知道很多事情；可是这一切竟没人理解——和痛苦、失落、抗争有关的这一切。我哭了起来，哭了又哭。一开始跟我谈话的那名医师也在哭。真是可怜，她居然相信有值得她痛哭的事物呢。
不管怎么说，那名比较年长的医生道了歉。她说她们不确定我还能再活多久，可能只剩几星期，可能还有几年。
“不过你将会死于癌症，”她说，“你最好能接受这个事实并告诉你的亲人，尤其是你的子女……”
我心想：还是你通知我的孩子吧。但我没把这番话说出口，因为她继续说：
“你知道，这是很困难的。诚实面对自己的孩子是一件难事。可是，他们有权利知道真相，这样他们才能做好准备。”
我疑惑地望着她。她不知道我有什么好疑惑的；不过我猜她理解，我只能用这种表情望着她。
“马素德，她的爸爸……刚去世。他才走不久。”我说。
她点点头。
“他突然间就走了。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对雅兰——我的女儿来说？这比跟死亡共处来得好，比等死来得好。假如我哪天突然死掉，不是比较好吗？”
“我不知道。”她说，她好像以为我真心想听她的回答，“可是，你会需要你的女儿。这没那么容易。”
她伸手取来一本小手册，一本讲述“如何准备死亡”，或是类似主题的小手册。我摇摇头。
“我不想死！我要战斗。我想直接开始接受治疗！”
她犹豫着。
“是，我们会安排你转诊。不过这当中是有等候时间的。现在复活节快到了，之后还有一堆其他的假日。娜希，在你获得治疗以前，可能得等上一阵子。”
我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
“可是你说我就快死了。如果我们无所作为，我就会死。这很紧急！”
她摇摇头。
“癌症不算急病。娜希，几个星期在癌症的发病过程中不算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件事不急，什么才算急事？”
“嗯，总之你得把自己的癌症视为长期慢性病。”
我扬起眉毛，凝视着她。
“慢性病？假如我快要死了，这怎么能算是慢性病？”
“我很遗憾。”
她趋身靠向门柱。她甚至没有踏进房间。她停在离我几米的地方，仿佛我就是感染源——癌症、死亡。
“我很遗憾。”
我站起身来。
“你不用遗憾，我还没死。”
我掏出口红，涂抹着嘴唇，表现出自己的坚强。我向外走，经过她的身边。她们在喊我，但我继续走。我加紧脚步，越走越快。这样一来我就不会转身，投入她的怀里，寻求慰藉，寻求温暖的承诺与安慰。
直到进了家门，我才察觉到，自己脸上已经满是睫毛膏，口红被抹得乱七八糟。我的样子看起来很恐怖，活像个女巫，像个稻草人、填充人偶，像个死人，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活着的人。
我还剩六个月可活，也许只剩几星期，也许还有几年。我没有洗脸，直接坐到沙发上。我只是呆坐在那里，双手贴在膝盖上，想着现在该怎么办——当你知道自己快死掉时，该做些什么。
地毯上那些装着文件的篮子堆放在那里已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我心想：假如它们被放在显眼的位置，我就会亲手处理。也许我现在就该这么做。检查我的文件，旧的电话费账单、流水账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确保一切井然有序。可我突然想到：我从来就没有理由留下这些篮子。一切都可以被扔弃，你也只能把一切都扔掉。
这件事让雅兰以后再做就好了。
我拿起放在桌面上的纸笔，开始做笔记，然后想起，自己所有的笔记也都放在那些篮子里。我是否至少该把它们拿出来，然后扔掉？她要是读到这些笔记，会怎么想？她将会理解，我是多么孤独，多么生气。我本应该渴望保护她，可是我不想。随她去吧！让她感受到我的痛苦。我知道这样是错误的，我作为母亲的本性应该给我不同的信号。可是，它没能带来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也无能为力。
笔尖在纸上滑动。我想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当我和马素德离婚的时候，他带走了一切，我什么都没得到。在那之后，我就开始收集一切，积攒、沉淀，重整旗鼓，建立安全感，建立未来。然后呢？没有未来了。我笑了出来，没有未来。想想看，要是人们当初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你花了这么多时间盘算、规划未来。突然间，它不存在了。谁会相信呢？
我当初要是知道这一点，是否会过不一样的生活？不再永无止境地工作而是猛刷信用卡，身后留下一大笔卡债？我不确定。也许吧。可能吧。我是说，这又有何不可？又有什么能阻止我呢？
我振笔疾书：我所居住的公寓房，银行保险柜里的金饰，那些被人怂恿买下的、该死的特利亚电信股份，定存账户里的钱，衣柜里那些备用的款项。我写了又写，然后把它们加起来。还真不少，这可是一大笔钱！
我在顷刻间想到：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不过，这是错的。很多在这个国家里出生、长大的人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种能力攒到这么一笔钱。他们过得太舒服，也太懒散。我所拥有的，他们并没有。他们什么都没留下。
这不仅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大笔钱。这就是一大笔钱。这对雅兰来说是一大笔钱。如果她还不理解这一点，她可以拒绝这笔钱！她是个战乱中出生的孩子，她应该要心怀感激。我知道她会心怀感激的。这笔钱带给她的效益，其实远比带给我的效益来得大。跟我相比，她活下去、好好生活的可能性更大。这不只是因为我即将死去，而是我始终就没有好好生活的能力。我出生时所具备且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的，是死里逃生的能力。我在成长中，培养了幸免于难的能力。这和好好生活相比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有没有这种幸免于难的能力。也许吧，她几乎可以算是在一个受保护的空间里出生的。不过她的朋友们，那些在瑞典出生的人，就不是了。
我又想到那个医生，社区医院的那个医生和她的泪水。她有什么好哭的？
妈妈九岁时，就已经被嫁出去。这几个字是不能说出口的，我为此感到丢脸。如果我说出这几个字，我就好像在赞许它。所以我对此事只字不提。她当年九岁，而我爸二十七岁。当时这种事情并不罕见。虽然这种事稀松平常，但我不觉得对她有所宽慰。这无助于让她接受自己被迫离开双亲，和一个身体发育完全的陌生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的事实。
我不能生我爸的气，他只是做了一个男人会做的事。但每当我想到当年还是个小女孩的我妈，我心中被唤醒的母爱比我对自己亲生孩子感受到的母爱还要强烈。想到那个小女孩，我心想：要是我能救她，我也能救自己。如果我救得了她，我也救得了我的女儿。
我妈生下玛丽安的时候才十二岁，我的心为她俩淌血。一个抱着婴儿的十二岁小女孩。这个小婴儿最重要的依靠与保护者，竟然是个十二岁的小孩。
我真不知道她心里会怎么想。但我觉得，她已经什么都不愿想了。在那种情况下，这是唯一能做的。抱着婴儿的十二岁小女孩，她要怎么带大我们呢？
她很早就成了寡妇。我爸死时她才三十七岁，却已经生了七个小孩。他的消失实际上一点影响也没有。他长年卧病在床，他对她来说也许就只是另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她对他只字不提。在我们的结婚照片上，她站得笔直；她是新娘的妈妈，非常骄傲，却从不微笑。在她眼中，男人和婚姻是必要之恶。或者这甚至称不上必要，也许只是无法逃避的垃圾事。
我妈妈在革命期间遭受了多少苦难啊。人们总认为一个生了七个女儿的女人，精神上应该比较安宁，至少没有儿子要送上战场，也不用哀悼战死的儿子。不过我们生错了年代，或者说，我们属于错误的一类女人。我们在大街上奋战，她每晚都熬夜等待着，逡巡着，哭泣着。
几个星期、半年、好几年，这有什么差别吗？我不确定。时间的长度不一样，这我能理解。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时间还有什么差别呢？有了时间，我又能做什么？卧病在床，孤独度日，用来等死。如果你不用时间来打造未来，时间又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心想：这也许就是原因，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原因，也许这就是癌症找上我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该用时间做些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人生做些什么。
我承受不了再这样想下去。
我站起身来拿起电话，拨打了一个号码，我唯一能拨的号码。
“喂？”
她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她沉沉地跌坐在电话旁边的板凳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才抓起话筒。她等着听到坏消息。她已经准备好了。
“嘿，妈。”我重重地吞了一口口水，想要压制从喉头涌上的情绪。
“娜希？是你吗，娜希？发生什么事了？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很好，非常好。我……我只是好想你。”
“这就是人生，娜希。这就是人生。”
片刻间，我俩都沉默不语。然后，她一如往常地说了起来。她聊到邻居们、西红柿的价格，以及自己的风湿病。我聆听着。这通对话和我们上星期的对话如出一辙，就像所有的对话一样。从任何方面来看，这通对话完全不受这一天影响。唯一的差别是，我用一个枕头压住自己的脸，想要掩盖住自己发出的声音。
“娜希，你还在吗？”
我知道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因此我挂断了电话。她将会以为通话的断线是因为信号太微弱；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许多通话就是因为通信质量不良而断线。我下次再打给她时，她将已经忘记这件事。
当我再次拾起话筒时，天色已经开始变得昏暗。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选择该打给谁的，以及我为什么打给扎拉。但我还是这么做了；这种感觉真好。能把话说出来，感觉真好；能听到另一个人的哭泣声，感觉真好。听到她难过不已，这种感觉真好。她将会想念我。听到这种反应的感觉真好。我沉默着，聆听着她的泪水。片刻后，我开始安慰她。
“没事的。”我说，“我这辈子也过得并不坏。”
我俩沉默不语，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们对此都没说什么。我们只是聆听着彼此的沉默，而这就已经足够。
“你告诉雅兰了吗？”她问道。
我摇摇头。
“喂？”
“对不起。”我说，“我还没告诉她，我还没告诉她或其他任何人。”
她点点头。我听见她点点头。
“你希望我告诉她吗？”
我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好的，好的。谢谢。你可以吗？”
“我不知道。”她回答。
你到底可以向别人提出多无理的要求呢？我想，什么要求都可以吧。此时此刻，我可以要求他们帮我所有的忙，任何事。
“如果你帮我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请你帮我吧。”
我听到她再次哭了起来。但是她得解决，她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会来找你。”她说。我们挂上电话。
然后，我脸朝上仰躺着，闭上双眼。几个星期、半年、好几年，而我现在只想闭上眼睛。
他们真的来了。我的朋友们全都来了。我仍然躺在沙发上，眼睛半闭半睁地望着他们。他们容许我这么做，他们没特别多说什么。他们坐着，用手托着下巴，有时候看看彼此，然后摇摇头。他们缓慢、近乎诡异地摇摇头。当一件伤心事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令人伤心，当一件伤心事足以代表所有伤心事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反应。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已经失去太多，已经失去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失去更多东西？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令我们还要继续失去？我赞同他们的想法。他们不敢正眼看我，所以他们没有看见我的表情；但我眼睛半睁半闭地躺着，也像他们一样，摇起头来，非常诡异地摇起头来，因为有一件伤心事足以代表所有伤心事。
是扎拉、蕾拉、安妮和费罗兹，他们全都在这里，他们在一小时内就到了。我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他们就已经全到了。我想到自己那些放在篮子里的笔记。它们反映出我的孤独。我心想，我该让他们看看这些笔记，问问：“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我以前就很孤独，你们为什么以前都不来找我？”可是我不知道原因。同时，我又想着：我真该把那一页页的笔记撕成碎片，因为我从来就不孤独。真的吗？我不知道。什么是孤独？是你独自一人时渴望陪伴玩耍的感觉，还是独自一人等待死亡的感觉呢？也许我根本不曾孤独过。
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开始我没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还没告诉雅兰。我真想起身，大吵大闹。我拜托了你们一件事情！就这么一件事情！可是我迫使自己闭嘴。我心里有数：我早已不是第一次拜托他们帮忙。我知道，我要求得已经太多了。
扎拉起身打电话，低声交谈。我听得出她并不是打给雅兰，不是的。她是在跟别人谈话。她正在拜托自己的孩子，将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女儿。我们全都是懦夫啊！我们这些革命主义者，一点胆魄都没有。也许你这辈子所能展现的胆魄是有限的。我们的勇气和毅力，恐怕早已留在那些曾被抗议人士占领、最终血流成河的街道上了。我很纳闷，最后将会由谁来告诉雅兰，我快要死了。我意识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我甚至不想起身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我常常站在窗边，向外望。我家窗外的风景很美，如诗如画。家里有新到的访客时，我都会指给他们看。
“看。”我这么说，仿佛他们可能没看见似的。
我住在第十三层楼，其中一面墙壁就是由窗户构成的。窗外可见一片蓝天。蓝天，永无止境、无远弗届的蓝天。下方则是一个湖泊，你可以望着它一路流过地平线。湖泊的周围则是森林。树丛相当浓密，景色四季如画。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蓝天、湖泊、森林。我想为来我家里的访客说明，为什么这很特别。可是我却说不出口。我很想告诉他们：你知道我长大的时候，看见的是什么景象吗？当我小时候在街上走动、上学的时候，到处是沙子和石头，或者覆盖着沙子的石头。也许这种画面很难想象。金黄的沙粒盖住鞋子，也覆盖住屋子。妈妈每天必须好几次将沙子铲出门外。设想一下：来自沙中的我，和蓝天与湖水住在一起。我体内的元素仿佛发生了变化。这是很令人惊异的，所以我想要说出这种感觉。这是非比寻常的，同时，这也是可悲的。你的过去已经消失无踪，被某个其他的事物取代。
但我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希望他们以为我来自沙漠，以为我是沙漠的子民。他们已经这样认为了，而我拒绝继续在他们脑海里植入更多关于我的奇怪形象。我所谈到的是沙，不是沙漠。它们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人们不会理解的。
我有一项奇怪的特质：无法保持沉默。我通常知道自己何时应该保持沉默，不管怎么说，至少事后我通常知道自己当时应该保持沉默。可我就是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想法。生而为人，尤其作为一个母亲，这种事情是不该做的。当你的想法会伤害到别人时，你应该保持沉默，但我就是忍不住。
我一直独自承受痛苦，已经撑到了现在。雅兰应该分担我的伤痛。这种伤痛可以从一个女人传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但她却没有这么做。
在我收到自己快要死掉的通知四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以后，她才来到这里。我知道她直到现在才被通知，我知道她本来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仍然感到恼火。是，这里还有其他人陪我，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很难过，他们将会想念我。可是，对我的女儿来说……她将永远无法从这件事中平复过来。我们一起承担。我要她和我一起承担。我已经决定了。
当她现身时，我仍然躺在沙发上，双眼半睁半闭。他们全都站起身来迎接她。我听出她的声音有点疲倦。我希望她尖叫着冲进来，又哭又叫，恐慌不已。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走了进来，向我的这些女性友人打招呼，声音听起来很疲倦。我没有站起身来，我要让她自己过来。她慢条斯理，在玄关前待了一会儿，提了些问题，努力想弄懂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就是她正在做的事情，可是感觉上却不是这样，感觉上她似乎待在那里闲聊，这让我很生气。我躺在这里，一切都毁了；而她过了四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以后才来，而且还没有直冲进来，反而站在外面。我感觉全身一阵紧绷，紧绷感顺着小腿、屁股、双手一路扩散到脸部。然后她走进来，坐在我身旁的地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重重地闭上眼睛。
“嘿，妈妈。”她说。
“你没有妈妈。”我回答道，“你谁都没有，你没爸没妈。”
我听见她倒抽了一口气，房里其他所有人也倒吸一口冷气。我能听见自己所制造的痛苦，那种已经在空气中散播的痛苦。我听见伤痛。我女儿不是那种会大哭大叫的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以我听见这种伤痛在她的身上蔓延，让她没法呼吸。一小段时间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有几分钟。随后她起身离开，走进浴室，照料自己。她一向如此。
我已泪如泉涌，泪水顺着脸颊滴落下来，流到肩窝上。我的朋友们看到我在哭泣，就将我围住。她们握住我的手，轻轻拍了我的头。她们全都在我身边。而她独自一人，躲在远处。我真想请人把她叫来，可是我说不出口。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她得习惯。如果她还不习惯，从现在起她得开始习惯。”
雅兰为我读诗。她不常这么做，对此我感到惊讶。我以为她比较常为马素德读诗。她希望我能填补本来属于她爸爸的位置，但我做不到。我们待在沙发上，她坐了下来，盘起双腿。
“妈妈，你听着吧。我爸说，这块土地里没有埋葬过任何属于你的人。所以，这块土地不属于你。”
我目光空洞地望着她。
“你了解吗？”她问我，“‘这块土地里没有埋葬过任何属于你的人。所以，这块土地不属于你。’而现在我们已经埋葬过爸爸了。”
她凝视着我的沉默，也跟着沉默下来，仿佛以为这样做有帮助。
“这是一个波斯女生写的。”
我想说：这真是荒谬。首先，土地并不是任何人的，这种话只是爱国主义的屁话。没有人拥有任何土地。我心想：你爸爸的骨灰是被火化的，土地里埋葬的只有他的骨灰罐。他不属于瑞典的土地。我是那种会这样说话的人，所以我就这么说了。我听见自己大声说出这段话，然后马上就后悔了。我能看见从她胸口迸发的痛苦，她的喉头哽咽起来。
她想要找到某种意义，她当然想要找到某种意义。她想要梳理这一片混乱，找到某一结论。我想说抱歉，但是我没有道歉。我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走了以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当你把双亲都埋进土里以后，你会得到一面奖牌吗？一面表扬你作为瑞典人身份的奖牌？”
她站起身来，走进厨房，扭开水龙头。我想，她是在假装取水。我真该跟着她，但我并没有这么做。我举起电视遥控器，切换频道。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回来。她没再多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我现在要回家了。”
我恼怒地望着她。
“你才刚过来。”
“妈妈，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四小时。我现在得走了。”
我不希望她走。
“如果你每次都这么匆忙离开，你也不用过来了。”我听见自己这么说。
她点点头，然后离开。我没能使她留下来。我上回说服她留下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假如你卖力地过生活，你的人生是否有可能消耗得更快？人们总是说，我笑得太大声了。想象一下：每一道笑声，每一道太吵的笑声，都可能让我少活几天。想象一下：我们一生的总呼吸次数是有限的。你越是高声大笑，疯狂地讨论，跳舞跳得气喘吁吁，生命就越快结束。当你大声喊出口号、逃离军警和革命卫队时，吸气、呼气、喘息，一生就结束了，我想。
三个月后，复活节都过完了，我开始接受治疗。
“你觉得癌细胞在最近这三个月以来，扩散了多少呢？”
我强硬地盯着专科医生克里丝蒂娜。我的眼神在说：要是我死了，一切全怪你，因为等你看诊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一开始克里丝蒂娜什么话也没说，她试图先了解我的问题。克里丝蒂娜既是肿瘤学家，也是妇科医生。癌细胞最初发源于我的卵巢，是我作为一名女性、一名母亲专有的身体器官最先出问题。真是讽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这么对她说过：“我们身为女性却受到这么多的惩罚，不是很讽刺吗？”那一次，她也用类似的表情看着我，满脸疑惑，陷入沉默。
“我知道，等待是很难熬的，”她说，“可是我们会尽力的。”
“你们早在三个月以前就应该尽力了！那样的话我也许还有救。”
她低头望着文件。
“我们现在安排你住院几天。”
这就是她全部的回答。
我听见雅兰提出一堆问题，那可都是我从来不曾考虑过的问题。她是有备而来的，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是那种会做准备的人。
“你是医生吗？”克里丝蒂娜问她。
“不是，”她答道，“不是的，她是我妈妈。”
她的声音哽咽起来。我看见医生不知所措。
总之我了解到，事情远远不止于此。她们想追踪我的病情，以防肿瘤破坏我的身体机能。她们谈话的态度，仿佛我的身体和我是完全分开的。我不再听她们说话，让雅兰代替我发言。
终于，她们谈完了，我们走出小房间。她们替我准备了一张床，我坐到床边，望着印有省议会徽标的睡袍、灰白的床单，以及一条淡蓝色的毯子。雅兰仍然握着我的手。
“妈妈，我们会渡过难关的。”
她离开我，出去买果汁和报纸；我则一动不动。当她不在我身边时，我依旧一动不动。
她很快就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将手中的两个袋子放在地上。她跑了几步，将我抱住，紧紧地抱住。我坐在床沿，双臂垂落在两侧；我任由双臂垂落，我任由她拥抱我。我依偎在她的怀里。她拥抱我许久后，谨慎地、轻轻地摇晃我的身躯。我的脸颊感受到她心脏的搏动。我想到，她的心脏是由我所创造的。过去她的心脏曾经在我体内跳动；现在，我的面颊感受到她的心跳。在不久后的将来，即使我已经不在人世，她的心脏仍将继续搏动。我的心跳很快就会停止；她的心脏则会继续跳动，心跳中承载着我的韵律。我将会活在她的心跳声中。我希望这个想法能够安慰我，可是它无法让我感到安慰。我要我自己的心跳。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要我的心跳；我想让自己的心脏继续跳动，我不想沦为别人身体内部、记忆当中的一道阴影。
我举起双手，用力地将她推开。她踉跄一下，差点向后跌倒。她看起来像个受惊吓的小孩，像一只无缘无故被扔出鸟巢、迷了路的小鸟。我用空洞无神的目光盯着她，我十分空虚。最后她别过脸去，翻找着袋子。她把东西摆好，瓶装果汁、报纸。每份报纸上都有照片，是那种近距离拍摄、深具狗仔风格的照片。她知道我没力气读报纸。她还买了一袋伟特鲜奶油糖，并将它们倒进一个塑胶杯里。它们令我想起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已遥不可及的童年。然后她拿出一只有着温柔眼睛的小白兔。
“我本来在想……我不确定你想不想要它。”
我将小白兔抱进怀里，抚摸着它。同时她取来一个花瓶，将它放在小小的水槽里，装满水，然后将一束活像扫帚、快要枯死的花插进花瓶里。医院花店里经常卖这种花。我想说：它们就像我一样，都快死掉了。但我克制自己，试图再忍耐一会儿。她坐在床边的板凳上。
“好吧，”她说，“好吧，我得走了，我得去上班了。”
她再度握住我的手，我疲软地任由她握住我的手。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妈，我明天会过来，不过我今天晚上会打电话给你。”
明天。我看了看时间，十一点二十七分。我估算了一下自己醒着时独自一人待在病房里的时间。我想求她留下，可是我该怎么做呢？她已经说过自己会离开，她不想留下来。我感到如鲠在喉，没人想留下来。我抬头望着她。
“那些难看的花快枯死了，”我说，“就像我一样。你可以把它们带走。”
她抽搐一下，仿佛脸上被我打了一拳。她低头望着地板，几秒钟过去了，也许已经过了一分钟。房里一片死寂。
“去吧。”最后，我说道，然后我转过身去。
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离开了。
我妈还不知道我快死了。我还没有告诉她，而我也禁止其他所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她。她不需要被这种想法折磨。她不必再失去一个女儿。有时候，我真想告诉所有指控我们来到这里强取豪夺、拿走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的人：“你以为我赢了吗？”我想这么对他们说，“你真以为我所得到的比我所失去的还要多吗？那你自己呢，你以为你损失的比你所得到的多吗？你觉得你的损失超过我所获得的吗？”
在我出生的那一刻，从许多方面来看，我都令人失望。我是家里的第六个女儿，家里还没生下男孩。这并不是我父母想要的，但我还不是最令人感到失望的。六年后娜拉出生时，所有人都泄气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生男孩？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里，男孩意味着可以赚钱、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源，女孩只意味着开销，但我们家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我出生时，玛丽安已经二十岁，担任女教师。她前往乡间地区，在需要教师的乡村任教。她独自一人生活，工作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带回家里。
不久之后，我所有的姐姐们都开始工作了。她们担任教师和研究助理。她们的钱就是我们的钱，属于姐妹的手足之情和骄傲像一个茧，将我们包在一起。妈妈是理发师，她就在家里接客，帮客人染头发、修眉毛、缝脸。我很早就学会这些技能，我会帮妈妈的忙。这些女顾客躺在一张床垫上，我弯下腰，贴近她们的脸孔，湿黏的小手指间握着缝合用的针。我可不想将这些事情告诉住在瑞典的人。这不符合他们看待人生的方式——我那些可怜的姐姐没命般地工作，还得把挣来的钱交给妈妈；我和娜拉将头发扫掉、缝脸、为我们家工作。在他们眼里，姐姐们没有真正的独立，我们没有真正的童年。但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好极了。想想看，我的姐妹们曾经有过自由，而我们作为女人，既富有女性气质，又能自给自足。
年轻时，我有着丰富的潜能。我很聪明，有进取心，非常勤奋。人们相信这些形容词意义重大，能使你功成名就。
我考取了医学系。我无法对别人说明这件事有多么重大。这是一个梦想，梦想。录取通知在报上刊登以后，我的妈妈和姐妹们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一连哭了好几天。
在夏季的尾声，我的姐妹们邀请邻居们参加派对，庆祝我被医学系录取。妈妈不喜欢这样，她认为家里有喜事时，不应该太招摇。在日常生活中，她最怕被坏人盯上。她害怕某个心怀怨恨的人会用嫉妒的眼神盯着我们，那恶毒的眼神将使我们的生活土崩瓦解。但她还是协助我们准备。我们这八个女人，妈妈和她的七个女儿，窝在热气蒸腾的厨房里。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这听起来很像童话故事。而我认定这就是童话故事。
玛丽安煎着茄子，炖煮着一锅又一锅的肉片，额头上闪动着汗水。梅瓦希、姬塔、修芮和莎比娜穿着超短裙，顶着被漂成白金色的头发，是四个独立、勤奋工作、精致得像洋娃娃的女人。我先为她们剪出法拉·佛西[1]的发型，再用吹风机将她们的头发吹干。我们所渴望的正是这样的世界：《霹雳娇娃》和《教父》，既坚强又脆弱，拯救别人，也被拯救。这都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节。她们将双腿伸直，坐在地板上洗菜；妈妈恶狠狠地瞪着她们修长、裸露的腿。最后她用一条毯子遮住她们的腿。她不希望我们露出皮肤，展示自己。她不希望我们激怒别人。
还有娜拉。她才刚满十二岁，是我们家年纪最小的。她在我们之间跑来跑去，甩动着细辫子，说个不停。她以自己一贯的方式说话。
“我不懂，我们为什么不能邀请侯赛因先生和他的儿子们？”
“娜拉，我们不能邀请他们。”妈妈回答。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他们不会不高兴吗？”
“娜拉，他们不想来。”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问过他们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当玛丽安意识到妈妈无力应付的时候，她就会介入。她始终扮演着这个角色：分散对方的注意力，粉饰太平，接管整个场面。
“娜拉，他们觉得来这里很丢脸，所以他们不想来。”
“可是他们为什么觉得丢脸？”
“因为穆斯塔法曾向娜希求婚，但被她拒绝了。你记得吗？娜拉，一个男人很难接受这种事的。”
“可是这只是证明他喜欢她啊，他一定想跟我们庆祝。”
“不，娜拉，不是这样的。”
我则站在玛丽安的对立面：说话简洁有力，不想粉饰太平。
“正好相反。他是男人，除了骄傲以外什么都没有。拒绝他求爱的女孩即将出人头地，成为医生，而他家里六个手脚健全的男人都从没念过大学。你认为他受得了？他们当中一半的人，高中甚至都毕不了业。他们不想跟我们庆祝！他们现在一定坐在家里，说我们是女巫和婊子。”
“娜希！”
我低下头，默不作声。玛丽安很少这么凶。
“女巫和婊子！”娜拉乐不可支地笑了起来，在厨房地板上跳舞。“女巫和婊子。”她唱了起来。梅瓦希和姬塔也跟着唱起来。
娜拉掀开妈妈盖在她们身上的毯子。她抛了个媚眼，像甩开大方巾一般将毯子扔到一边。
“他们说娜希医生是女巫和婊子，我们是一群女巫和婊子。”
我和玛丽安四目相对，我俩都笑了起来。我们很快就全笑得瘫在地上；有人放起留声机上的唱片，我们手持切肉刀和莴菜叶，又唱又跳。海耶德[2]是当时最有名的流行歌手之一，我们这伙女巫与婊子开始唱起她的歌。
在我们逃离伊朗的许多年后，在海耶德逃离伊朗的许多年后，我仍记得这一切。当我们获知她的死讯时，正在低头看报的马素德甚至没有抬起头来。他只说了三个字：
“臭婊子。”
当我想到那一晚的派对时，失落感就更加强烈。这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完美派对。我的姐妹们和妈妈一连几天煮饭。叔叔在院子里挂上灯笼。他请来自己的那些音乐家朋友：一名歌声轻柔的女子，一名敲打黄铜鼓、年龄较大的男子，以及他那个演奏西塔琴的儿子。亲友和邻居们涌进庭院，他们吹着口哨、欢呼着，对未来感到开心不已，就连侯赛因先生都来探望。他在大门口停下脚步，摘下帽子，将它放在胸前，等待着。当我心怀戒备地走上前时，他清了清喉咙。
“恭喜。”他一边说，一边递上一个小小的礼物盒。
我走上前，亲吻他的脸颊。他的出现仿佛证实了所有关于未来人生的希望。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绝对不会变得像我所担心的那样糟糕。他转身离开，没有再多说什么，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走进自己家的大门。然后，我一路狂奔，像个小孩一样，跑回姐妹们身边。
乐手们弹奏着，演唱着所有我们点选的歌曲。我们轮流跑到前面，眼神充满期待，向他们提出下一首歌。我们跳着舞，我甚至不觉得我们吃了什么，我们只尽情地狂歌纵舞。当时没有任何阴影，只有喜悦。我妈终于要送女儿进医学院读书了，一个独力抚养七个女儿的母亲。她避不出面，但到了最后，娜拉冲进厨房，将她拖了出来。我们抓住她的胳膊，推着她。她笑了起来，钻进我们所围成的圆圈里，将厨房用的毛巾扔到一边，也跟着跳起舞来。曲终之时，她来到我面前，用多年来因在发廊工作而变得粗糙僵硬、伤痕累累的双手抱住我的脸，亲吻我的额头。这是用力而深长的一吻。娜拉吹起口哨；我闭上双眼，想要隐藏夺眶而出的泪水。然后她就走回屋内，整个晚上都不再出来。不过这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我已经给了她某种有意义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也在场。之前我们并不认得他，是索塔尼家的人带着他一起来。他才刚搬到城里，准备上大学。他们想必觉得，这个场合很适合他。他可以认识其他学生。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他，但我察觉到娜拉和某个人聊了很久。那人听了她的玩笑之后哈哈大笑，同时也倾听她各种不断冒出的想法和说明。当夜稍晚，我坐在台阶上，将那双厚底鞋放在身旁，按摩我酸痛不已的双脚。这时她才拉着他，来到我面前。然后我才看到他。
“娜希，娜希！这是马素德。他准备读农业学系。他的父亲是农夫！他是种什么的？噢，对了，他养蚕！那种会吐丝的蚕！它们口中会吐出丝线，我们可以用这些丝来织地毯，还有……这个工作很重要呢！这可是伊朗的骄傲。可不是嘛！”
马素德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灿烂，使人感到心暖，不是那种有意识的皮笑肉不笑，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笑声，是那种来自丹田的笑声。
“这工作对我爸来说是很重要，可是这不是伊朗的骄傲。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感到骄傲的。”
这些话使我抬起头来。当我的目光和他的交会时，他的眼神既殷勤又充满抗拒。
“我觉得，我们这些美女才是伊朗的骄傲。”
我的口气听起来像是经常说这种话调情的人。其实正好相反，我以前从没这样说过。我记得，我当时还希望娜拉不会取笑我，希望她放我一马。
他踏上台阶，坐到我身边，露出微笑，两排牙齿闪闪发亮。
“你们不是我们的骄傲，你们是我们的甜心。”
娜拉吹起口哨。
“唐璜。小心啊！唐璜来啦！”
然后她拔腿跑掉，我们则坐在原地。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话题可以聊，有这么多想法在脑海里。可是他似乎知道，而且一清二楚。
我和马素德聊了起来。当音乐声停了，灯火灭了，我们还在聊；当朋友们和邻居们走上前来，亲吻我的面颊，在离开前最后一次向我祝贺，我们还在聊。我们坐在台阶上，就在相识的第一天夜里，我们促膝长谈。玛丽安不时从窗帘缝隙中偷窥我们，察看我们的情况。
他很有想法，我从未听过如此激进的想法，它将摧毁彻底禁锢我们人生的旧社会结构。他谈到人民，谈到人们衣食温饱的权利。他谈到司法体系时的口吻，仿佛它只是一场派对，而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广发邀请函，安排这场派对。日出了，阳光照耀在我们身上，他向后躺，将头枕在手臂上，闭上双眼。他闪亮的头发在前额形成几撮刘海，在晨曦映照下，它们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毫无倦意地望着他。我仍十分清晰地记得那种感觉，那种通宵达旦、狂歌纵舞、聊天聊到口干舌燥却仍然不饱足的感觉。我反而想得到更多，就是那种饥饿感。
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始终保持饥饿。我正努力思考，到底还有什么事物值得我彻夜不眠？但我什么都没想到，一点想法都没有。我纳闷，现在的我是否已经饱足？或许这就是我得癌症的原因。
过了几个晚上，马素德回来了。我坐在厨房的地板上（那是我爸过去常坐的位置），将我的裙子挂在妈妈的缝纫机上。我身边的收音机轰鸣作响，我随着音乐扭动身体。派对的感觉还在，是那种完美无瑕的纯净感。距离大学开学已经没几天，我对大学充满信任。我对有思考能力的人们相遇、交流时产生的效应充满信心。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裙子的长度，真天真。我要穿短一点的裙子，我要当一个自由的女人，我要解放自己的双腿。
娜拉突然冲了进来，扑到我身旁的地板上。她厚重的眼镜后方的那双眼睛闪闪发亮，手上则拿着一大束花。
“他在这里，他回来啦！娜希，他来这里见你耶！”
我向她招招手，示意她把收音机音量调低一点。
“谁啊，娜拉？谁在这里？”
“谁？谁？你在说什么？说得你好像都没在想他似的。当然是马素德，他回来啦。娜希，他爱上你了，这太明显了。噢，想想看，有人爱上了你。有人喜欢娜希医生。娜希，感觉怎么样？”
我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笑着亲吻她的额头。
“小丫头，我爱你。你知道吗？被爱的人是你。”
她挣脱开来，动作是如此紧迫，一切是如此紧迫。
“娜希，他在等你！他站在外面等你，他不想进来打搅你。不过啊，这些花可是我的！它们不是你的。我帮你们撮合，所以它们是给我的。”
她将脸埋进花束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有爱情的味道哟！”
我站起身来，走向他。
报到日当天，我身穿超短裙走进大学，被吹风机吹干的头发轻柔地垂落在肩膀上。我借走了姬塔那件轻柔的、胸口别着玫瑰花形饰物的丝质女用衬衫。我还保存了一张照片：当时我正准备出门，和妈妈肩并肩地站在家门口。她比我矮了一个头，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她极少微笑。照片中的我有着淘气、逗趣的眼神。这张照片想必是娜拉拍的。
我记得，那一天的那一刻，我很骄傲，既骄傲又高兴。我本该就此知足，而不是要求更多东西。可是我很不知足。
开学才第一天，学校里的各种小团体就已经很明显了。大家三五成群地站着，许多人低声、斯文地交谈，但其中也不乏高喊口号的人。这些口号就像在热锅里最先跳动的那批爆米花一样，这里来上一句，那里又插入一句，不多，也不频繁，但足够清晰，而且一定会出现更多口号。我将文件夹贴近胸口，脚下的木质鞋跟敲打着马赛克贴片的路面。这种感觉不太对劲，感觉不是那么自由。小团体里的女生们穿得和男生一模一样。她们身穿喇叭裤、衬衫，脸上没有化妆，头发也绑着细辫子。她们自由、无拘无束地走动着。她们闪闪发光，仿佛她们想要的事物如此伟大，以至于这种骄傲的念头让她们的身体闪耀动人。
当时我正准备和马素德在自助餐厅见面。我先看见他，尔后他才看见我。他靠墙而站，嘴角叼着一根烟，充满活力地比手画脚。他身边围着一大群人，是那个团体里的人。我停下脚步，内心猛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羞耻感。我为自己裸露的双腿，以及为了自由费尽精力地打扮自己感到可耻。关于自由，我又懂什么呢？我才刚想转身离开，他就看见我了。我们的目光交会，他话说到一半，猛然间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事情。当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时，我对自己的天真感到憎恶。可当时，他看到我，顿时容光焕发，仿佛全身充满了生命力。他的脸庞因喜悦与仰慕而闪闪发亮；他望着我的同时，我察觉到自己的不确定感逐渐消失。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或我有多么不安，都已经无关紧要。我觉得他看出了我的本性，他看出我想要的东西，他会帮助我取得我想要的东西。我感觉他希望看到我得到自由、充满力量。他的这个心愿，也许比我自身的意愿还要强烈。
几个星期后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在图书馆里读书，待到很晚。以前学校的授课结束后，我通常会赶快回家，帮妈妈的忙，但我在大学里的心情产生了某种变化。我开始体察到自我的存在，我不再是和他人关系中的一部分。这个想法很新颖，却像一个放出的屁一样迅速消失无踪。
我没有搭公交车回家，反而在城市里游走，望着那些外表看起来很恩爱的人。一对情侣紧靠着彼此，坐在一张长凳上窃窃私语，另一对则在卖冰激凌的小店前高声大吵。这不适合我，这从来就不适合我。我不想当别人的老婆。我不想花费自己的人生来照顾其他人。我不想变得像我妈一样，我绝对不想变得像我妈一样。可是我无法摆脱那种想法，那种谈恋爱的想法——和马素德谈恋爱。我想跟他在一起，可是又不想变成他的。而这样是行不通的，这样从来就是行不通的。
当我最后拉开大门时，屋内并没有灯火，我想妈妈和娜拉应该睡着了。但当我穿过小小的庭院，打开内门时，我听见厨房里传来歌声。我一边将夹克挂在玄关，把书从袋子里拿出来，一边想着，歌声一定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但这歌声让我想起某个人，而且我还听到其他的声音，是流动的水声。我轻手轻脚地走向厨房，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妈妈。她坐在自己平时常坐的位子上，双眼紧闭，手中握着茶杯。她持续、缓慢地前后摇晃身体，配合着歌声，使自己感到平静。我走进房里，看到马素德的背影，惊讶不已。他站在水槽边，挽起衬衫的袖子洗碗。他一边用轻柔的动作洗着晚餐后留下的餐盘，一边唱着歌。
他们没有察觉到我走进房里，而我也不想打扰他们，所以就先离开了。我离开了，然后躺进自己的床上，望着在我身边床位上熟睡的娜拉。我聆听着从厨房里传来的轻柔歌声。我现在仍记得，当时的我热泪盈眶。他的出现，使我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某个星期五的早上，晨曦初探之时，马素德轻轻敲了我们家的大门。我朝他飞奔。当时我已经把女用衬衫和裙子藏进衣柜的最深处，穿着喇叭裤、舒适的鞋子和一件属于娜拉的花格子制服衬衫。我没有化妆，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稍微扭了扭身子。我感觉自己一丝不挂，赤身裸体，比身穿短裙时的感觉还要强烈。不过，情况即将发生变化。不久之后，我就不再将自己视为一张脸孔，而是一整捆的想法与理念。这些想法、理念为我提供的保护，比我化的妆还要充足。
我们要到山上和其他人开会——开学日和马素德站在一块儿的那些人，已经成了我们的小团体。我们必须远离军警的耳目，而骄傲的山峰能将我们的行踪彻底吞噬。
我们乘着马素德的车离城，不过仍将它停在山脚下的一段安全距离之外。然后，我们步行上山，借此锻炼体力，训练体魄，增强抵抗力。这真是太神奇了。灼热的太阳低低地垂在地平线上，清爽的空气仍显得有点凛冽。肾上腺素充满了我们全身。我们踏着稳健的步伐，持续向前迈进。不同的脚步发出各自独特的声音：走动的双脚、奔跑的双脚，还有战斗着的双脚。
当我们接近开会地点的时候，马素德嘴里开始哼起小调。其中一支曲调暗示：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另一支曲调则暗示：我们已经彻底检查过周遭环境，确定自己没被跟踪。然后我们听到了回应，这支曲调暗示：海岸已经被清空。
他们在等着我们——沙博、罗兹别、阿里和索拉亚。这是在我们使用化名、东躲西藏以前的情况。之后发生的事情，和当时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我们亲吻彼此的面颊，用兴奋难耐的声音问候彼此。阿里为我们端上茶水，作为团体领导人的沙博宣布会议开始。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一只脚踏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臂则搁在大腿上。眼前的景象使我的胃部感到一阵抽痛。沙博卷起衬衫的袖子，他穿着一件单薄的背心和一双粗犷的鞋子。群山的顶峰在他的背后流泻着，它们在日光下映射出金黄的光辉，看起来强而有力。我想，当时的我们以为自己就是群山的一部分，以为自己也像群山一样强而有力、稳健、永生不死，是像顽石一样坚硬的民族。
当我们讨论完政策以后，罗兹别举起西塔琴，开始演奏。我们从自己所在的位置上看到其他几群人，总共有数百人。音乐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有口琴声，也有歌声。马素德顺着节拍吹起口哨，索拉亚则唱起歌来。现在严冬已经结束，春季正在绽放。第一段唱完以后，我也加入他们的歌声。属于艳阳的红花重新盛开，长夜已经结束。我们坐在那儿，穿着军靴，戴着贝雷帽，头发绑着细辫子，脸上没有化妆。无数的繁星，尽在我们心中。
对我们来说，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
这场革命宛如一场流星雨，洒落在我们身上。我其实并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何时开始明白自己在搞革命。我们成了革命分子。我们当然想成为革命分子。不过一开始，这就像小孩子的梦想，就像小孩梦想要成为宇航员、电影明星或总统。
当我们认识沙博的时候，他已经快要取得工程学学位了。他就像一头雄狮，如此英俊、高大、强壮。当他走在我们前面的时候，你能从鼓动的背肌看见他身上流动的力量。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大家都很爱他。在你的人生中，这样的人并不多见。我想，能见到像他这种人，我很高兴。然而我还是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他，从来没见过马素德。希望他从来不曾到过我们家。希望我当时就只是身穿短裙在大学校区里走动，安分又老实地过日子。
我现在认为，当时的我们真是白痴。那时我们拥有一切，拥有人们实际上所能够奢求的一切。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已经是最幸运的天之骄子。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所拥有的比那些有钱的小屁孩还要多。我们可以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还有沙博，他本该让自己成为一个衣着笔挺，身旁有美妻相伴，拥有孩子、别墅、名车、威士忌的男子。不过事态发展并非如此，我们打造原则，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为了自己而追求真正的自由，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其他所有人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这听起来很美好，很有吸引力——将正义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成为正义之师。
我们以为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以为自己举足轻重。真是一群天真、几近于白痴的孩子，但这是我这辈子所做过的最好的事情。我有时会希望，这当初能成为我人生的主题。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还不如没发生的好。
在那天日出之前，我和娜拉就已经溜下床。我们既兴奋又紧张地打扮着装。妈妈没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我记得当时有那么一眨眼的工夫，我曾想到，我们应该叫醒她。我本该告诉她，娜拉这次会跟着我们出门，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担心她会抗议，而娜拉会感到失望。我让妈妈继续熟睡，我和娜拉则走到马素德家。马素德就在院子里等着我们。
当我事后再回想这件事时，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是这一切仍让人感觉一气呵成。权力已经发生了移转，但我们并不满意。各大学已经被封闭起来，目的在于压制像我们这样的人。但我们继续发声，我们通过会议、示威游行继续发声。
我不知道我们当初为何让她跟着我们。到了现在，我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她非常想跟来看看。她已经唠叨很久了。对于我们的话，她感到如痴如醉。她所见到的一切，我们之间的举动，来来去去的同志们，以及耳语和高声的笑闹深深打动了她。“这是你的斗争，也是我的斗争。”她对我这么说，马素德笑了起来。我们实在无法拒绝她，可爱的小娜拉，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女斗士。
我们握住她的双手，闪入黑暗中。我们在桥下和其余的组员们见面。沙博向娜拉点点头，这个沉默的手势，仿佛让她增高了几厘米。随后他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跟着他走。我们就跟着他行动。他在一道陌生的大门前停下脚步，对我和马素德打手势，要我们跟着他一起进去。其他人站在门外警戒。我们钻进一座阴暗的地下室，双眼花了几秒钟才适应黑暗的环境；我还记得，我摸索着马素德的手。我们握紧彼此的手。随后一名女子从暖热的印刷机前方的座位站起，朝我们走来。她一语不发，将一个鼓鼓的布袋塞到沙博手中。
我们在屋外平均分配刚印好的传单，沙博指示每个人发传单的路径。我们当时自以为驾轻就熟，已经发过很多次传单了。在城里走动，将传单塞进门板下，我们传播我们的信息，鼓励、煽动大众。传单上的内容总是大同小异，不过我们可是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字斟句酌。
抵抗。
战斗。
正义。
平等。
自由。
沙博将一捆传单递给娜拉，可是我不敢让她一个人发传单。
“把那些给我！”
她出声抗议。
“娜希！我要发，娜希，这些是我的。”
“你可以跟着我走，这样最好。”
我将传单从她手中抢过，我们的眼神交会。她看着我的表情，仿佛我抢夺了某个属于她的东西，某种经历，又或是一场夜场电影、一双新鞋子。
娜拉伸手想要抢回那些传单，但马素德及时挡在我俩之间。他将双手按在她的肩膀上，用父亲一般的眼神盯着她。我知道她很需要这种眼神。
“娜拉，我们都非常爱你。”他说。她放下双手，选择屈服。
马素德对我微笑一下，我和娜拉就出发了。要是被发现拿着这些传单，我们可是会被判死刑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却都不为所动。可是，娜拉，不能把娜拉牵扯进来。
一整个早上，她都跟在我后面一两步远的地方。这让我感到很振奋。我对她的勇气感到骄傲，我真的很骄傲。她有时候会晃神，开始跳上跳下，或是哼唱某一首歌曲。这时我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我们在大半时间里都东躲西藏。当我们看见有人接近时，就直打冷战，低声咒骂。我们躲进狭窄的小巷里弄。她的双眼闪闪发亮。她非常享受这种感觉，我理解她的心理。这真好玩儿，太刺激了，又恐怖，就像在鬼屋里行走一样恐怖。可是我们大家互相扶持。
当我们发完传单以后，就和马素德与罗兹别会合。阳光已照上房舍的屋顶，我们一同在街上前行。我们走在路中央，仿佛刀枪不入，是打不死的。阳光偷偷地照映在我们身上，像是在守卫我们。
“这才是自由。”娜拉用庄严的口吻说。我感到一阵悸动，属于生命的悸动。马素德摘下自己的贝雷帽，将它套在她的头上。他笑了起来，伸出手臂，紧紧地拥抱她。
当时的她十四岁，我二十岁。我回想着，属于那个年龄层的姐妹花通常会一起做哪些事情？会聊哪些事情？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和妹妹曾经参与过什么活动，我知道这是一件美好的事。那就像一场梦，这场梦仍活在我的身边。
我们继续走向大学校园，一场示威游行即将在那里举行。当娜拉理解自己即将参与示威活动时，她从后方扑向我，跳到我的背上。
“美丽的、亲爱的人生啊！”生命！
我们同声大笑。我和她，以及其他人都为了她的孩子气和迫不及待，笑了起来。
当我事后回想起这一切时，我很纳闷，当时怎么没有人感到不安？为什么没有人感到害怕？没有人往反方向逃跑，回到家里，躲藏起来？
大学前方聚集了一千人，或者几千人。我们——马素德、罗兹别、我和娜拉，融入人流当中，被人潮牵着走。我们握住彼此的手，像一条铁链般行动。这很重要，必要时，整组人可以就地解散，往不同的方向逃跑，这样一来所有人才不会同时遭到同样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们集体行动，紧握彼此的手，跟着群众高声呼喊口号。骄阳灼烧着我们的皮肤，我瞄了娜拉几眼。我在想，她是否被人潮给吓到了？我在想，她能不能撑下去，会不会要求回家？她没有这么做。她高声喊叫，仿佛这是属于她的斗争，她个人的斗争。她才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