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DE，一诺千金
1924年底，直系曹锟、吴佩孚与“再次”问鼎中原的胡子大帅张作霖发生了一场大战，史称“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大将冯玉祥临阵倒戈，曹吴大败。冯玉祥与张作霖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二人一时称兄道弟相当融洽。
为了消弭战祸，冯玉祥电邀广州开府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适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国共携手准备北伐，黄埔军校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办……孙中山以天下为念，同意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和反对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等。
可惜孙先生刚到北京，便身染重病，冯玉祥将军也被张作霖使绊子弄去了西北，“南北和谈”再次成了一句空话。孙中山在感伤国事之余，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1925年2月2日下午2时，孙中山的病房里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人。此人一脸病容，双目却炯炯有神，只是腿脚不便，拄着拐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则小心翼翼陪同其左右。
孙中山一见来者，挣扎着要起身：“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
“先生莫动，先生为国事操劳，实在令小可钦佩。”来者慌忙上前，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
“我已时日无多，你来了，我的身后事就放心多了。”孙中山勉强一笑。
“千万别出此言，我一定遍访名医，不惜任何代价，将先生治好。”来者见孙中山面色暗沉，不免心焦。
“治病不是其他，即便你肯舍万贯家财，医不了还是医不了。”孙中山倒是很坦然，“我的遗嘱已经写好，到时候劳烦你监督执行。”
来者闻言，忍不住一脸悲戚。
这位被孙中山以后事相托的国民党元老，便是被称作“革命圣人”的张静江。
听闻孙中山病重，张静江不顾自己也是病体缠身，执意赶到北平，自探视孙中山的当日，就一直守护在其身边。除了安排手下不断寻访名医外，张静江还每日详细地记录孙中山的病情变化情况。
然而天不遂人愿，孙中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3月11日，孙中山预感自己已经快到了人生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接着示意张静江首先签名，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落款作证。
3月12日9时30分，一代伟人与世长辞，在旁守候的众人悲痛欲绝。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一幅：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问，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在国民党内，恐怕没有人能像张静江一样，与孙中山、蒋介石两代元首以兄弟相称。
张静江，本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1876年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祖上为江南丝商巨贾。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之俗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百万两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两以上不足百万者称‘牛’；三十万两以上不足五十万两者叫‘狗’。”张家即是四象之一，祖父张颂贤性格豪爽、热心公益，张静江自幼受熏陶，因羡慕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生当作人杰”之句，自名“人杰”。
既有豪杰之心，必有义举之事。青年时代，张静江从上海乘船去吴兴，中途遇狂风，船被吹翻，张被救起后对船员高呼：“我是南浔张家少爷。你们如救活一人，到南浔向我领赏10元大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场又有30多人被救了起来。张静江果然不食言，将救人者一一登记，如数送上赏金。
某日家中失火，张静江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伤了腿，又罹患眼病，只得放弃了学业。家里捐银十万两，买了个江苏候补道的官衔。1902年，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法国巴黎使馆当差。
张静江很有经济头脑，在巴黎创办“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的古玩、茶叶、丝绸，当时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条令，数十年间，被他运往国外的古代文物及工艺产品，“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经商之余，他也很关注国事，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同情。
1905年8月，张静江从巴黎乘法国客轮回上海办理公司有关商务，惊奇地发现了孙中山居然在同一条船上。经过一番巡探，张静江到孙中山的客舱拜访，先自我介绍一番，坦言愿意为革命提供支持与帮助。
因为对方是清廷驻法公使的参赞，而且彼此素不相识，孙中山不免有些怀疑。张静江见对方并不信任自己，也不生气，哈哈笑道：“不知先生是否还记得一件往事，前年冬天在法国，您的一批文件失而复得。”孙中山一愣：“不知阁下如何得知此事？”
张静江也不卖关子：“在下不仅清楚，而且参与了对此事的处理，说起来也算是帮了先生一个小忙吧。”接着叙述了事情的大概经过：
1904年冬，孙中山到法国组织建立“欧洲同盟会分部”，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同行中有一个叫做汤芗铭的人，与清廷驻法使馆中某满人官员是旧相识。满官风闻孙中山要在法国宣传革命，就劝汤芗铭将孙中山的名册给偷出来，“为朝廷效力，博个好出身”。汤芗铭经不住诱惑，乘孙中山外出之机潜入其卧室，用利刃割开了孙的皮箱，盗出一些文件交给了满人官员。
那官员如获至宝，立即转交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张静江正好在孙宝琦身边，一看到这名册和文件不免担心：如果清廷按图索骥，肯定不少志士会蒙难。待告密之人走后，张静江劝孙宝琦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针对我大清政府，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不说，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于他。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您就成了革命党的眼中之钉。”
孙宝琦思想开明，听了张静江一番话之后，感慨道：“就当是小孩子闹游戏吧，在法国也无足轻重。你找几个可靠的人，将这批文件退还，对外别声张就是。”
革命党这边，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就发现文件不翼而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派人四处寻找，一夜毫无所获。谁料次日清晨居然有人将原物奉还，孙中山大惑不解。
张静江将此中因果详细告之，孙中山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阁下巧施援手，文感激不尽！”
“先生为革命奔走，人杰仰慕已久！”张静江拱手道。
两人相谈甚欢，张静江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境况：“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打算以此帮助先生，如有所需，请随时电告，当悉力以应。”临别时，又和孙中山约定：“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了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代替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
张静江还留给孙中山一封信，告之如果先生去美国，可在纽约市第五街566号“通运公司”分部，领取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结果钱分文不少。孙中山大为惊讶，认为遇到了“奇人”。
1906年萍浏醴起义前夕，同盟会需要大量资金购买枪支弹药，众人一筹莫展。突然有人想到一年前在轮船上邂逅的张静江，便建议孙中山发电。孙取了个中间字母C，试着让胡汉民去电。结果电报拍出去不到20天，3万法郎就寄到了。以后孙中山又先后以A和E为暗号致电张静江，如约收到了1万和5万法郎。
同盟会在1907年一年中相继发动了5次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廉州起义、钦州起义等等，每遇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周转不灵，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也给卖了。
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了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将己方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收到信后，当即复了一信给孙中山，写道：
……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孙中山读罢深为感慨，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少见。他钦佩地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人杰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国民党财神爷
1906年3月，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宣誓时的监督人是胡汉民。他看到誓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便反对道：“我本来是无党主义者，也不信有天，如果不用这许‘当天’二字，我便入盟吧。”胡汉民只得答应。民国后张静江在闲谈中谈到自己入盟一事：“什么同盟会、国民党我都从未参加过，就因中山先生的关系，说我是什么就算是什么吧。”
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以革命事业，张静江积极奔走江浙富豪之间，将自己的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发展成同盟会员。由于张静江的穿针引线，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与江浙财团多少有了交情——张静江此举不仅襄助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甚至给陈其美、蒋介石打下了人脉基础。
除了在经济上施以援手外，张静江还资助革命者创办报刊。同盟会的机关报为《民报》，在东京留学生中影响巨大，为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推翻清廷的意义，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与《民报》遥相呼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南方各省纷纷独立。远在巴黎的张静江兴奋异常，随即启程返回上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可欧洲列强根本不看好这个临时政府，反而一致推崇袁世凯出面“主持大局”——洋人显然是担心革命党“反帝”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允诺给南京方面的贷款也迟迟不发。南京政权立即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张静江联络江浙富豪，以商界名义捐赠巨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无以为报，破格将浙江南浔由一个小镇升成“市”。
民国初建，多方掣肘，孙中山无力完成北伐大业，只得让位于袁世凯。张静江对袁世凯毫无好感，返回巴黎继续经商。
本以为共和已经迈入正轨，岂料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调查后的线索显示，临时总统袁世凯与政务总理赵秉钧难辞其咎，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打倒袁世凯。张静江闻讯赶回上海，帮助老友陈其美。
适时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不仅捐资助饷，还不顾腿疾亲临前线视察战事。据张静江的二女婿周君梅回忆，二次革命中张静江为筹款买枪械可谓呕心沥血，为了让兄长张石铭出一笔钱，甚至拔出手枪威胁。
在这段日子里，位于法租界内的张静江几乎是革命党的联络处，他还结识了陈其美的义弟蒋介石，蒋当时二十五岁，比张小十岁，二人一见如故。后来，张静江、陈其美、蒋介石、戴季陶四义结金兰，兄弟次序依此排列。当时蒋介石还是无名小辈，经常向张静江借钱。张静江对蒋介石说：“我看你日后必定富贵。你现在借钱我找你要个借条，以后你发达了就还，不愿还也行，我就把借条退还给你。”日后借条居然有一寸多厚。
张静江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事件，当时驻扎在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投向袁世凯。为了除掉徐宝山，张静江、陈其美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徐宝山嗜好古董，张静江请人秘密制造一枚炸弹，放入通运公司预制的古董箱内，并摹拟徐宝山派往上海寻购古董的艾某之笔迹致书徐宝山，诡称找到一个铜器，是三代古物，先派人呈送鉴赏，如果中意再议价钱。徐宝山开箱观看古董时被炸，当场毙命。
奈何“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被袁世凯通缉，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上海租界内的资产受到监视。张氏族人担心受到牵连，甚至联名向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民国年间有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将张静江视作“现代吕不韦”，意思是张静江在孙中山身上进行大笔投资，以期获得回报。可他投资如此巨大，却亏得一塌糊涂。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建议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按手模宣誓。黄兴、李烈钧等人认为此举有辱人格，断然拒绝。张静江却极力拥护，出任财政部长，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中华革命党致力反袁，一直见效甚微，1915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在上海再次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可惜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获知，结果机关被查，蒋介石也被通缉，躲到了法租界张静江家里。
事隔不久，光复会成员、秋瑾昔日的战友王金发带着帮会子弟秘密包围了张静江的住所。王金发与蒋介石也算有点交情，光复浙江的时候二人曾合作打杭州——当时彼此配合默契。后来蒋介石刺死陶成章，光复会与同盟会决裂，王金发等江湖人物转向了袁世凯。
王金发想抓住蒋介石，一是为光复会报仇，二是向袁世凯献媚。
也算蒋介石运气好，王金发带人前来的时候，蒋介石恰好出了门，回来时远远见一群陌生人在巷子里转悠，隐约觉得不对，便悄然离开上海。
蒋介石在上海没能成事，逃回日本后陈其美安慰了几句，说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不料1916年5月，潜回国内的陈其美遭到暗杀。
失去了靠山的蒋介石哭得是肝肠寸断，幸好还有新结拜的大哥张静江。张静江在国民党内对蒋介石一直照拂有加。多年以后，蒋介石致信张静江：“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之仰泰山。”
北方政局在袁世凯死后几次动荡，皖系、直系、奉系开始三国演义，“国会”和“约法”在赳赳武夫的眼中不过是道具。孙中山期望依仗西南军阀们“完成共和使命”，无奈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只是拿他当幌子。张静江一如既往支持孙中山，1920年初，还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协助创办证券交易所，“替革命党赚钱”。
股票本是西方经济的产物，孙中山、张静江等人想将其移植到国内，一为募集经费解决军饷，二为调动民间集资兴办工商。可北洋当局乱糟糟，张静江的报告送上去没人理睬。日本人却抢先在上海租界设立了“取引所”（即交易所），企图垄断上海的证券、棉纱等市场。上海工商业远见之士见状，再向北洋当局申请。
蒋介石的铺路人
不知是历史选择了张静江还是蒋介石，二者的关系自从陈其美逝世后格外亲密。连蒋介石的婚事也是张静江一手操办，最值得一书的便是陈洁如。
陈洁如与张静江的续弦朱逸民原本是中学同学，曾在蔡元培先生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属于闺蜜。1919年暑假里的一天，陈洁如在张家做客，孙中山带着戴季陶和蒋介石前来拜访张静江。蒋见到陈洁如后惊为天人，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还通过张静江夫人朱逸民说媒。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去世时，蒋介石竟穿着孝服来凭吊。陈洁如那时只有15岁，只想读书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蒋越是追得起劲，她越是胆战心惊。
陈洁如的母亲也不赞成这门婚事，张夫人朱逸民处处讲蒋介石的好话。陈母一时心动，特意雇了个私家侦探去调查蒋介石的身世。结果让陈母大为失望：蒋介石已有一妻毛福梅且不说，还有一妾姚怡诚，他自己眼下在上海滩晃荡，无所事事。
义弟的形象如此不佳，也让张静江很着急，只得亲自上陈家说项。
为了蒋介石，张静江可是尽心尽力，他解释说蒋的元配属于包办婚姻，虽生有一子，与蒋却毫无夫妻感情可言，现在她已皈依佛门，与世绝缘；侍妾姚怡诚已经被送往苏州，他已经送了一笔5000元的离异补贴。张静江还出示了一张姚氏亲笔签字的离异协议书，劝陈家母女放心，甚至以诸葛武侯的口气预测：“蒋先生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是个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眼下虽然还没有发挥出他的能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肯定是中国的领导人物。只要您惠然同意这桩亲事，令媛将能协助他为国家成就一些大事。”
后人弄不明白的是，陈洁如怎么能协助蒋介石“成就大事”呢？宋美龄还差不多！
张静江的口舌总算没白费，陈家母女终于被说服，蒋介石如愿以偿娶得美人归。
帮义弟解决了人生大事后，张静江等人操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有了眉目。经当局同意，1920年2月1日，交易所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创立大会，共有股东572户、股票10万股。股东代表选举了理事17人、监察3人，虞洽卿为理事长，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周骏彦被选为监察人，蒋介石、戴季陶分别是股东之一。
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也创办了“茂新号”，自任经理，蒋介石也入了股，不过蒋经手的几笔单子基本亏了。幸好陈果夫相当精明，慢慢将局面控制住，生意逐渐好了起来。
张静江决意联合亲国民党派的商人们再成立一个公司，在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的协助下，“恒泰号经纪人营业所”闪亮登场，资本总额35000银元，每股1000元，共分为35股。在成立的协议上，分别有17位股东的签名，其中的“蒋伟记”便是蒋介石的代号。蒋介石没啥钱，其股本基本是张静江代缴，他在日记中都记载了此事：“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代认恒泰股份，甚感”。后来，恒泰号扩大经营范围，资本额扩增至46000元，每股降为100元，蒋介石名下为44股，张静江为55股。
中国的老百姓素来盲目，交易所初建的时候，买进卖出人头攒动，只要开个公司就圈钱。1921年5月底，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又成立了“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资本总额30000元，每股1000元，其中蒋介石3股，张静江和戴季陶各1股。
证券市场异常火爆，不少投机分子也参与其中，后来居然有140多家，一时间鱼龙混杂，泡沫滋生，不到三个月，股市萧条，交易所纷纷倒闭。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规模最大，在股市风潮中自然首当其冲。蒋介石输急了，找到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要求折算原始股款，退钱。虞洽卿很气愤，批评蒋不懂股市胡乱倒腾，现在又要釜底抽薪，二人几乎拔枪相向。后来还是张静江、黄金荣出面调停，虞洽卿给了蒋介石六万元，前提是蒋必须离开上海，张静江也帮蒋介石还了三万旧账。
就在蒋介石在上海滩混不下去的时候，1922年夏，广东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登上中山舰，电召全国革命同志前去广州协助平叛。张静江立马劝蒋介石前往，蒋到广州后鞍前马后跟随40余天，让孙中山感动异常，孙曾在致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在张静江的授意下，蒋介石还撰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由张出钱大量印刷免费派送，此举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声望。
1923年，张静江因腿疼在家养病，孙中山特推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电疗，还在信上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止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府。
1924年，孙中山决意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荐张静江为主席团成员。不久筹建黄埔军校，孙中山准备任命程潜为校长，张静江极力推荐蒋介石，称蒋“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因张的多次美言，蒋终于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
在张静江的协助下，蒋介石可谓迈向了康庄大道，可是孙中山的去世让蒋介石再次陷入危机——汪精卫就指着蒋的鼻子骂：“国民党内十几个中央委员，你根本排不上，算什么东西！”
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也不怎么待见蒋，唯有张静江大力襄助，历史充满玄机，廖仲恺遇刺身亡、胡汉民因与廖案有牵连被迫避走南洋，蒋介石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地位陡升，赫然能与汪精卫分庭抗礼。
善后大师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阵地，不断扩张势力，张静江为其保驾护航，在针对共产党一事上，二人更是有着高度共识。
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革命军各部统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麾下的黄埔学生军为第一军，蒋任军长。湘军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川军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粤军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闽军为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其余赣、鄂、豫各部之名称，依旧保留。
整顿编制后，革命军迅速扫除了陈炯明的残余势力，两广统一。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会委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地位仅次于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主席汪精卫。
之后，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与汪精卫，说“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想将自己绑架，汪精卫可能是幕后指使。最终蒋介石虽然没找到直接证据，却联合右派削弱了汪，汪一气之下出走法国。接着，蒋又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解决。
“整理党务案”计有九条，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清除黄埔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等等。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此案于5月15日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借此改组了中央党部。
当时蒋介石虽然大致控制了局面，但国民党内不服者众多，宋庆龄等人认为他在党内搞独裁。蒋介石需要以“北伐”建功立威，为保证大本营不乱，他特意推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张静江坐镇广州，蒋介石心满意足上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刻挥师北伐。
因为长年经商，张静江颇有战略眼光；加上是孙中山宣称的“革命圣人”，其元老地位无人能比。蒋介石找大哥出马无疑选对了人，张静江先扶植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代管组织部，接着把要害部门的领导权统统抓到亲蒋派手中。张悉心为蒋介石稳住后方，忙得连父亲去世也没能回去奔丧。
北伐军一路狂飙，先后打下武汉、南昌，蒋介石掌控军队，更是骄狂。为预防蒋介石背叛革命，宋庆龄、吴玉章、鲍罗廷等人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一意培植私人势力，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会议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国民政府设几大部门，陈有仁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只留了个北伐军总司令之名”。据陈洁如回忆，当武汉方面派何香凝（廖仲恺夫人）赴南昌告诉蒋介石大会决议时，蒋气得要找枪自杀！
为应付武汉方面，蒋介石再次拉拢张静江，期望江浙财团能站在他这一边。得到张静江资助的“经费”后，攻入上海的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史称“四一二政变”。为了对抗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接着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将远在南洋的胡汉民请来主持大局，宁汉由此分裂。
回到国内继任主席的汪精卫号召东征讨蒋，蒋介石面临北军和武汉两方的汹汹攻势，已无招架之力，只得以“深念党国前途”为名，宣布辞职下野。
下野后的蒋介石为了拉拢宋家，对宋美龄大肆追求。宋蔼龄与蒋介石在一条江轮上讨价还价，终于谈成了交易：蒋介石娶宋美龄为妻，宋家协助蒋重新掌权，孔祥熙、宋子文则为蒋筹款。
既然要娶宋美龄，陈洁如如何处理呢？又要麻烦大哥张静江善后了。张静江拉着老脸到陈家再次说情，好容易才取得了陈氏母女的谅解。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踏上了赴美的油轮，作陪的是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张蕊英和张箐英。临别前蒋介石声泪俱下，对陈洁如解释“为得到财政支持，必须娶宋美龄为妻，为期5年，暂请回避一下，去美国读书深造，5年后恢复夫妻关系。”
陈洁如走后，蒋介石10月4日就东渡日本向宋家求亲；12月1日，蒋宋火速成亲。
初到美国的陈洁如无意惹了一场大风波。
陈洁如上船时，轮船上的账房通知各旅客，若有贵重物件可送交代为保管，否则一旦遗失，轮船公司概不负责。她便将身上带着一张50万美金的支票送到账房。
船到美国旧金山后，当地新闻记者早已风闻中国“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来了，纷纷前去采访。记者们知道陈不懂英文，便缠住张静江的两个女儿。两个小姑娘出门之前已经被父亲多次告诫不可以随便讲话，因此守口如瓶。记者们无奈，便以小费相诱惑，找船上的服务人员讨问一些八卦琐事。
某位小会计得了好处之后放出一句话“我并不知道那是蒋夫人，她有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曾交账房保管。”
5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美国《旧金山日报》翌日即以头版的大字新闻刊出“蒋介石的夫人随身带50万美元来美”，中国华侨办的《侨声报》等即予转载，并加以评论：“蒋介石何来这么多美金？”“苟非贪污，中饱各地华侨输助的北伐军捐款，即为其新得的赃款！”
欧美华侨对蒋介石一时口诛笔伐，表示不愿再为北伐捐款，国民党内也闹得沸反盈天，倒蒋之论甚嚣尘上。蒋介石里外不是人，又忙着讨好宋美龄，只得再次请张静江为其圆场。
张静江多方发表声明，说此款由他经手，此次让女儿和几位同志带到美国，也是委托美国同志购买军火，错全在他——多亏张静江主动承担责任，蒋介石才勉强度过难关。
只是蒋介石与宋庆龄结婚后，对中外记者都否认了他与陈洁如的关系，甚至说陈只是他逢场作戏的一个小妾，“蓄意冒充蒋夫人”，陈洁如痛不欲生。
当然，5年后蒋介石也没有与陈洁如重拾旧爱，张静江因此饱受陈家人的责问。在蒋介石的支持派中，张静江则被戏称为“善后大师”，无论蒋捅多大的漏子，张大师总能弥补。蒋介石对张静江异常感激，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写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
建设一定要干
等蒋介石重新上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张静江却认为革命即将胜利，破坏容易，建设却很困难，因而致力于兴办工商。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成立建设委员会”的议案，建委会直属国民政府，由浙江主席张静江兼任主席。张上任之后雄心满怀，对外界直言不讳：“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之前的近20年，国内征战不断，此是为破坏旧秩序的需要，但绝非国民革命的全部，而仅仅是前奏。革命的更主要的任务，在于新国家的积极建设，依据先总理遗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总理说过，革命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上任伊始，张静江就面临着一副乱摊子，国内因战事连绵，百业萎顿，蒋介石为了对付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急于收买军队，筹集兵饷，使得国库更竭枯。经过张静江争取，财政部划拨10万元作为建设委员会的“建设基金”，另以每月3万元应付日常开支。他甚至把自己在南京成贤街的私宅拿出来，做建委办公室。
张静江绝对不是说说就算，很快大张旗鼓干了起来。他从发展基本建设着手，以铁路、电气、通讯和水利等为主，四处召集人才，设立各级机构，预算各项经费，强调勤俭办事。他有个庞大的计划，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修建三条铁路，疏通经济脉络，统称“四省三铁路”。
在修建铁路问题上，蒋介石为了“剿共”方便，主张先建“杭州——南昌”一线，如果钱不够就以路权向德国借款；张静江深知德国人入股就能更方便攫取中国资源，断然拒绝，甚至对蒋介石说：“搞军政你行，但经济建设，你不如我。”他从多方考虑，决意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资金方面则由他亲自出面向国内银行界借款。
在公，张静江是“建设委员会”主席，在私，又是自家的大哥，蒋介石虽然不满，暂时却忍了下来。
“四省三铁路”最先修的是浙江境内由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张静江为了节省资金，将铁道一概采用每码35磅的轻轨分前后两期施工，先修通从杭州到金华约170公里的干线，以及由金华至兰溪的22公里支线，接着筑163公里到达终点站江山，全线估算需投资千万元。
该计划一经出台，社会反应炽烈，不少人骂张静江“只知花钱，不知俭用”，铁路部也拒绝审批。张静江不为所动，一面责成省财政厅加紧整顿税务，减缩开销，一面呈请中央核准，发行浙江省建设公债1000万元。
1929年9月，“杭江铁路”正式动工，四年后全线贯通。张静江再接再厉，将铁路延伸至邻省江西的玉山，浙赣铁路由此建成。
另外两条铁路也早就在张静江的构思之中：
“淮南铁路”主要为运输淮南煤矿而建，始自安徽腹地的田家庵，横贯大通、九龙冈两个矿区，向南至合肥，再东折沿巢湖直抵皖中的货物集中地裕溪口，全长214.7公里；
“江南铁路”则是“华东华南铁路大网络”的一部分，张静江想把“长江以南的重要都会”，统统用铁路串连起来，后来因为计划过于庞大，仅仅修通了安徽省境内芜湖—宣城以及芜湖—江苏南京这两段。
三条铁路串联四省，资金筹集各不相同，“杭江铁路”基本由浙江一省担负，是“集体企业”；“淮南铁路”是“建设委员会”直接主管，属“国营”；“江南铁路”则掺进了民营股份性质，因为资金不足，张静江到上海游说富商，联合组建“江南铁路公司”，推宋子文为董事长，张静江任总经理，首次集资200万元。
为了中华民国的基础建设，张静江可谓呕心沥血。他腿脚不便，却常常拄着拐杖到修路现场视察工作，有时染病发烧住进医院，未及康复又四处奔波。妻子朱逸民责备他只知道为国办事：“你到了南京就家也没有了……我的肚皮都要给你气破了。”
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张静江严格监督，受聘的工程专家们“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同工人吃住在一起，不要享受丝毫特殊待遇。”施工中，“偷工减料、苟且拖延、贪污舞弊等等通病也基本杜绝”。三条铁路的每公里成本，平均仅为3万元左右，相当于通常造价的1/3，创造了“中国铁路建筑的神话”。
陈果夫曾慨叹道：“张静江先生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里一位杰出的人才，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有会赚钱、又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全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更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唯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杭江铁路”建成后，媒体广泛赞扬“令浙江平添了一条交通大动脉，无数原先积藏于浙南僻地的鲜货特产，得以走出深山，惊诧世界。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铁路之利，莫不额手称善”。
“淮南铁路”修通后，淮南煤矿的优质煤直达长江岸边，通过江轮输往沿海内陆，皖省工商界人士评论说：“铁道通了，淮煤活了！”
张静江主持建筑铁路在后来的抗战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铁路界前辈周贤颂在一篇文章介绍：“抗战前夕，杭江铁路易名浙赣铁路，在株洲与粤汉铁路接轨，总长一千一百一十一公里。《中国战时交通史》中如此报道：‘东西南北战场，军队辎重，得随军事形势转移，行动自如……皆浙赣铁路之所致。’”
蒋介石对张静江埋头兴办实业却不是很欣赏，张在修建铁路的时候，蒋不断拖人传话，“建设也要为政治和军事服务”，张充耳不闻。
也许这位年过五旬的老者根本没意识到义弟的情绪不对，依然我行我素大部迈进，办铁路的同时他又发展了电力，先是筹办首都电厂解决南京用电问题。继办江苏常州的戚墅堰电厂，该电厂在中国第一次将电力用于农业生产，开创电力灌溉之先例。接着发展通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建设委员会筹建全国无线电台，还创办了国际无线电台，使电讯不再操纵于外人之手。
为了解决电煤问题，张静江还创办了长兴煤矿和馒头山煤矿，组建了淮南煤矿公司等；同时兼顾交通运输，创办了江南汽车公司、淮南铁路公司等。
蒋介石忙着裁军争权的时候，张静江只顾着经济建设，为了筹集资金，他想尽了所有办法：如发行“建设公债”1000万元；筹建农业银行，发行债券50万元；筹办自来水公司，发行债券250万元等等。
张静江主浙期间，还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博览会——西湖博览会。
为了办好该博览会，张静江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从展馆的设置，到展品的选定，场地的搭建，奖项的评定，以及展区内的交通和抽奖的细则等，均做了详细的安排。筹备委员会还向全国征集会歌，收到作品无数，南京中央大学的文学系教授吴瞿安荣获头名，歌词是：“熏风吹暖水云乡，货殖尽登场。南金东箭西湖宝，齐点缀，锦绣钱塘。喧动六朝车马，欣看万里梯航，明湖此夕发华光。人物果丰穰。吴山还我中原地，同消受，桂子荷香。奏遍鱼龙蔓延，原来根本农桑。”张一见大为倾心，亲批条子：“送稿酬一千！”那时候，一个银行职员的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张主席居然开出如此高的稿酬，足以让世人侧目。
1929年夏秋之交，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召开，宗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
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取《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陶朱公）经商致富的典故，书题“恢张蠡策”四字，祝西湖博览会能带动全国工商界大力发展。“国民政府主席”主席谭延闿题词“振刷民生”，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的题词是“不宝远物”。
博览会会场周长达4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展馆、展厅、展室和商店有上百个，参展展品1476万件，来自全国各个省市。4个月的展销，参观人数达2000余万，洽谈商务的海内外代表团有1000多个，总收入约51.76万元。
张静江借着西湖博览会成功召开的机会，在体育方面也搞了两项当时轰动全国的活动，一是举办“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请武林各派高手同台献艺，提倡国术；二是承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聘请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参赛者来自全国22个地区，男女运动员1630人。
“我不吃他的饭！”
张静江在浙江省干得风风火火，却让蒋介石很不舒服。
张的政治理想是走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道路，他认为只要全力发展资本，国民党的统治即可巩固。蒋介石急于调集财力人力解决地方军阀，每次电召张静江前来南京议事，张均是爱理不理。
此外，张静江在浙江省政府内也四面树敌：浙江省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杭州民国日报》社长胡健中对张“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不满，在报纸上攻讦，张气恼之余将其逮捕，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的电斥；民政厅长朱家骅因不满张的独断专行，也被其免职。更重要的是，张静江与蒋介石的新贵宋子文、孔祥熙等因为经济建设问题矛盾不断。
蒋介石觉得大哥很不给自己面子，借嵊县一股土匪抢劫富户的案子，对浙江治安加以批评，并将他的“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读了之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当即提出辞呈，秘书拟稿中有“请辞去本兼各职”字样，张淡然道：“蒋说我不擅长管理，我辞去浙江主席的行政职务便行了，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绝对不辞！除非他将我撤职！”
昔日亲如兄弟的两人，因张静江辞职一事闹得分歧越来越大。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展开了中原大战。张静江在戴季陶的劝说下，到河南会见正在前线督师的蒋介石，以消弭“误会”。
当张静江拖着残腿来到总司令部时，蒋介石却要他在外稍候，待陈立夫汇报完毕，才让他进去。陈立夫出来又多说了一句话：“张老，您进去态度可要好一点，委员长原来不想见你的！”
张静江相当气愤，一见蒋就怒不可遏：“你现在架子可真大，我从前去见孙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久！”蒋介石正为军情烦心，也很大声喝道“你现在也不得了！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说罢即转身离去，二人不欢而散。
蒋介石显然不愿意大哥给他添乱，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时通过一项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交各部接管”，于是铁路交给铁道部管了，电厂交给电力部了，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缩小。不久，南京政府又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建委会彻底架空，张静江仅仅剩下一个虚职。
张静江主持建设委员会十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仅领公款十余万，而为国家创造财产达5000万余元，为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只是，这个执着的老人已经不被义弟所器重，经济上的事情几乎都是宋子文、孔祥熙说了算。张静江对蒋介石也完全丧失了信心，曾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像蒋介石这种人，只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只知为己，不知为人，而且毫无信义！”
淡出政坛后，张静江以书画养生，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其账房先生在清账的时候，发现应收款项内有很多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闻之只是淡然道：“都是些烂账，全部勾销了吧！”
1936年8月，印光法师（对振兴佛教净土宗居功至伟，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印光对张静江耳语数句，张“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
这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南京一片混乱，何应钦主张武力征讨，宋美龄大哭“无疑是逼死先生！”陈果夫、陈立夫情急之中提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于是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
此时的张静江已经身患眼疾，对蒋介石也没了多少好感，完全是为了“消解兵祸”才去了南京。后来蒋介石平安回来，对大哥张静江深表感谢，张只是淡淡说了句：“回来就好。”遂告辞。
七七事变之后，张静江全家先是避往武汉，后来又转去香港。尽管蒋介石多次派人请他去重庆，他都婉言谢绝。
在香港的时候，张静江还因一件小事与宋子文发生不愉快。
那时张静江正患眼病，宋子文来看他，专门请了医生到张家为其看病。宋子文特意关照医生，所有医药费由宋支付。一周后张静江的病情有所好转，便问医生花了多少钱。医生具实相告，说宋先生吩咐了，一切开支算他的。张静江闻言很是不满：“分明是看不起我，咱就穷到这份上了？”立马叫来账房先生付款。
1938年8月，张静江一手筹划创建的“建委会”被彻底撤销。他对蒋介石已经极度失望，在得到一笔“照顾费”后，打算赴国外治病。离开香港的前一天，张静江对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说：“此一去恐怕尸骨难归了！”李力经问“先生此去，要不要电告蒋？”张静江一下子变了脸，生气地说：“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第二天上了船后，前来送行的弟弟张澹如又问他：“此去有无电报给蒋介石？”张静江非常愤怒：“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
适时，中国人民的抗战已经坚持了一年，侵华日军横行江浙，张静江当初呕心沥血主持兴建的许多实业项目大半毁于战火。“淮南铁路”被日军拆截了轨道；“杭江铁路”受敌伪“清乡”、“扫荡”，设施摧残殆尽；“江南铁路”仓促弃工，资材废失无算……
故土难忘，张静江听闻浙江毁于战火，老泪纵横。
在纽约的时候，张静江努力联合游说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抗战，在他的多方奔走之下，1942年12月，首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于其寓所召开，该组织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法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
病魔却时刻缠着这位坚毅的老人，其病情不断恶化。1945年，张静江双目失明，只能靠广播和别人读新闻了解国内抗战情况，日本投降的时候，张静江喜极而泣：“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抗战胜利！”见者无不落泪。
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生命岌岌可危。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他虽然晚年备受冷落，死后却极一时之哀荣。已经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发来唁电，大放悲声：“中正患难之交，情谊尤深，噩耗传来，曷胜悲痛……”并汇寄治丧费。
9月16日，台湾“国民政府”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自主持追悼会，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以表悼念。6年后（1956年），在张静江80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亲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也许，这是蒋对大哥一份迟到的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