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文有古义或狭义,是明清时代为应科举考试而作的八股文。这里用今义或广义,只是以四书中语句为题的一篇小文。这题目来自《论语·子路》,语句是:“(孔)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我之想作四书文,应该有个来由。是有个来由,总说是眼见耳闻一些时风,心里有些不安,于是就想借题说说心不安的情况以及不安的理由。
总说粗略;想较清晰地看看时风的面貌,就不能不具体一些。但小文篇幅有限,也不宜于有闻必录。折中之道是有事实为证,但划定个范围。这范围是一日的由日出到日入,目之所见(不计耳闻)。所见有直接的,如街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间接的,是报纸上所印,电视上所播。这,十二时之内,仍嫌太多。不得已,只好用一斑以显全豹法,单说一点点印象最深的。计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种。大是报纸上所印,有些区域,因为开放加开发,腾飞了。中是电视上所见,连高等院校也出现了市场,名曰“跳蚤”;又报纸上所印,有技术的人纷纷“跳槽”,因而自己和所跳之处都发了财。小也是报纸上所印,并配有漫画,是女青年择偶有条件,是金什么要纯,存款不少于十万,住房要三室一厅,等等。表现万般而精神则一,不过是为富,或说为钱而红了眼。这好不好?问题很复杂,但是,至少我看,总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如果这样顺流而下,就会使人放心不下。
何以会有这样的杞忧?由问题复杂说起。富比贫好,人要活,并活得如意,都不能不承认。因为其反面必是饥寒。富是饱暖的条件,是活得舒适的条件,所以求变贫为富是应该的。应该求富,是为了温饱,为了舒适。这样说,富是手段,温饱、舒适之类才是目的。这是深追一步会发现的事理。还可以更深追一步,人生的目的,或说价值,只是温饱和舒适之类吗?如果不仅仅是,应该还有什么?
古人,至少一部分贤哲,认为富之外,或说富之上,应该有某种更有价值的什么。《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说,知礼,知耻,要以富足为必要条件,必要,不能舍,但有更高价值的却是知礼和知耻,即有高尚的品格。上引《论语》那段话也是这样,谈到治国,主张庶(人丁兴旺)之后应该求富,富之后应该“教之”,用现在的话说,即提高人民的教养。总之,都没有把富看做目的,而只是把它看做治平(与个人的立身处世不尽同)的“一种”条件。
目的,或说有价值的生活,应该是什么,难说。原因之一是,如我在别处所常说,人生是一,人生之道则无限;原因之二是,任何这方面的主张,都不能找到究极的理由来证明它必不错。不得已,我们只好舍玄理而接受常识。这方面,有些是应趋的。其中有的可称为“德”,如有伯夷叔齐之舍生取义是,陶渊明之不慕荣利是,以至一般人,能够如佛家所说之慈悲喜舍,儒家所说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德不易,无妨降格以求,用力于“致知”,如斯宾挪莎所说,“最高的享受莫过于知天”,或者小之又小,研究蝼蚁,甚至病毒,也好,人生一世,得个明白,纵使是很小范围的,总比不识不知好。此外还有多种“文学艺术”部门,能够钻进去,即使不能创作,能够尝尝也好。常识方面还有应避的,是把发财享乐看做目的,钱和享受之上,还有值得追求的什么,就茫然无所知。
我心不安,是感到时风的大势所趋,已经使绝大多数人把发财看做目的,于是紧接着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贪污,抢劫,诈骗,等等,就无所不为了。绳之以法是必要的。不过,如果视发财为目的的人生之道不变,法的力量能有多大呢?所以还是应该深入想想四书文,“既富矣”,更重视“教之”,以求目的能够更上一层,那就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