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备受殖民帝国侵占，但是对日本尚有余威。直到10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曾占据世界GDP头把交椅至少有3000多年，甲午战争时，清朝的GDP还数倍于日本。难怪有人感叹道，中国超越日本不是奇迹，日本当年超越中国才是奇迹。
1871年，中日两围谈判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清朝中前期，要求西方公使如同中国藩属国使臣一样，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以致双方长期以来僵持不下。1873年，清同治帝载淳大婚亲政，日本大使副岛固执己见，率先以三揖之礼在紫光阁觐见，西方各国于是也步日本后尘，由此改变了数千年华夏礼仪“旧制”。甲午之战中，日本大获全胜，一跃成为东亚霸主，并逐渐参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
1871年，清朝大臣李鸿童认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大患。”1889年，日本提出《征讨清国策》，决心先夺朝鲜，打败中国。
1891年，李鸿章令北洋舰队主力开赴日本的下关、横滨等海港示威。日军全力侦探，还借势夸张清军威胁，掀起了扩张海军军备的狂潮，海军军费膨胀到国家预算41%。天皇一天一餐，节省开支，每年捐款30万日元，皇后捐出首饰和脂粉钱，文武官员捐出薪金，百姓踊跃购买公债。
反观北洋水师。1892年，清王朝提前两年筹备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户部以万寿庆典需筹款为由，让海军停购舰艇二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1300万两白银，修建颐和园。李鸿章家产5000万两白银。亲信用300万两白银购买定远舰、镇远舰，贪污60万两。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即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排行全球第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英国一艘速射舰被北洋水师拒绝，日本买下，命名“吉野”，在中日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十年内，北洋海军一舰未添；舰龄老化，舰速慢，速射炮少，炮弹低劣，官兵吃喝嫖赌，素质低下。即便如此，北洋水师还号称世界第8，远东第1，日本海军世界第16.
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赞叹：“日本面临着占压倒优势的西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威胁，这时没有一个日本人出于个人目的而与外国人合作去反对本民族的利益。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临着日本曾经经历过的危机和灾难，但它们的领导人却以牺牲国民的利益为代价，在国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样干过。”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在西方看来，清末的中国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日本则不然，它赢得了欧美支持，被看做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日本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挑战邪恶的庞大帝国的勇士。
1889年，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
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艰。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当时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甲午战争前后，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深入分析了中国的腐败问题是何等严重。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两银子左右，民间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4倍，但是“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
1894年夏，甲午战争爆发，天皇御驾亲临大本营，昼夜操劳无眠，皇后赴医院慰问伤员。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此时，慈禧太后60岁大寿庆典在颐和园隆重举行，文武百官观看京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合演的《龙凤呈祥》，喝彩声、叫好声不断。硝烟味与酒肉味，炮火与红烛，交织在一起。
在日本威胁要占领北京的情势下，1895年3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朝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日本借此建立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体系，加入西方列强行列。
当时，日本人在中国销售清快丸“药。据说，慈禧因药名听着像”清快完“，还大哭一场。日本的确加速了清朝完蛋。一个年富力强、野心勃勃的明治天皇领导的日本，轻松地打败了一个年已花甲、弱不禁风的慈禧太后领导的气数将尽的清朝。慈禧当初拿军费十分为难，而赔款割地却痛痛快快，”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建陵墓耗资5000万两白银。像万历皇帝一样，她生前一手遮天，死后只能任人摆布，尸体被辱，墓内珍品被洗劫一空。明治天皇陵墓朴实无华，仅耗资154万日元。
1927年，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为了成功地占领东北，不惜工本，煞费苦心。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在这种超常生产的情况下，东北的工业飞速发展。
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东北煤产量、公路、铁路占中国一半，工业产值占85%，钢产量占90%。到抗战末期，东北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31年的26.9%增加到59.3%。东北工业生产总量甚至超出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
日本奈良、京都仿照唐朝长安、东汉洛阳而建。日本侵占东北后的殖民时期，仿照古都奈良、京都模式，并结合大陆风格规划建设“日满合璧”的傀儡政权所在地伪皇宫和“王”字形的“总理府”，使作为伪满首都“新京”和关东军大本营的长春，成为中国唯一由外国人设计的城市，最先存亚洲普及管道煤气、抽水马桶，并建有号称亚洲最坚固建筑的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和哑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后来250多名日本电影人生产了新中国第一批影片，组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1934年，长春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长春被认为“近代亚洲唯一一个一度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长春解放后许多市民使用当年日本老房子，有煤气上下水，上海北京也比不上。东北城市化水平1942年达到23.8%。
日本还在东北投入使用当时最高时速120公里、世界最快的亚细亚号列车，呼啸着掠过茫茫旷野。一时间，吸引了日本的上层人物、欧洲冒险家纷纷前来体验。
不过，我们应该搞清开发和殖民的关系，不应忘情地赞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富，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略者洗劫一空。
根据《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披露：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面对着上述一连串带着血泪、辛酸和生命代价的数字，我们的心在流血。
从1938年3月开始，日本陆军为配合军事侵略，还从事所谓“经济谋略”，“登户研究所”第三科伪造带有孙中山肖像的5元、10元等中国纸币。据说，当年这里的印刷机有的时候是24小时运转。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里共制造出总额约为45亿元的中国伪钞，相当于国民党政府几年的货币发行量。大约有30亿元伪钞在中国各地被使用。
根据台湾省学者许介麟提供的资料，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年，中国货币——法币的发行额为14亿8千万元，1938年为23亿1千万元，1939年为42亿9千万元。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国民政府战费只有10亿至15亿元，而国家行政经费则只7亿元而已，合计不过17亿至22亿元。按照重庆国民通讯社的报道：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1938年是24亿元，1939年28亿5千万元，战费为每年18亿元或24亿元。由此可知，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两三年的中国战费。如此数量之多的伪钞投入到中国，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难以想象。
1945年战后留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反共的日本老兵也使用伪造的中国纸币。陆军少尉稻叶绩1948年被分配到了反共特务机关，启程前往活动地区前就领取了伪造的国民政府纸币以作为活动经费。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外聘讲师渡边贤二指出：“日本制造伪钞的首要目的是搞乱中国经济，但也被用于在中国采购物资或支付士兵薪水。没有这种伪钞，那场曰中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的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至其败亡的14年。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3500万中国同胞死伤。近4万名中国人到日本做苦役，超过6800人被折磨致死。邓小平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危害，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严重阻碍，也由此导致中国实力开始加速度落后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