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尚未出现专门研究规范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的专著或博士论文，但也有不少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内容侧重点的不同，近几年国内外对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的研究可分为政府各主要行为及其作用、政府投资冲动或行为动机、政府行为制约因素、投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另外，近年来，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取得进展，为本书开展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这里也对它的研究现状作简单介绍。
1.2.1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和作用研究现状
对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政府各种行为和作用，学者们分别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财政投资、政府储蓄和投资、政府金融管理、国有经济投资、投资宏观调控、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何大安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市场投资决策机制正在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但政府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两部分所占比例的大小不仅表明投资制度安排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可以用来解释造成投资运行摩擦的某些症结。中国现阶段投资制度安排由市场安排型、非市场安排型、行政市场混合型组合而成，行政市场混合型安排制度的存在是中国投资制度安排与成熟市场体制相比的变异之处何大安。市场体制下的投资传导循环及其机理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02(3)。。
在财政投资方面，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较高的资本形成，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但这同时带来了高投资的长期宏观成本，这种成本是政府为追求高增长而激励企业进行高投资的结果，政府必须权衡粗放式高增长的宏观收益和成本，以制定相应政策来约束低效率的投资行为”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4（4）；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经济研究，2004（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研究，2005（10）。。郭庆旺、贾俊雪认为“从我国1978—2003年的年度数据看，政府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很强”郭庆旺，贾俊雪。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05(4)。，“如果把政府公共资本投资分为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种投资形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6（7）。。张海星把政府公共资本投资分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并对它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张海星认为“三种公共投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也不相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张海星。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财贸经济，2004（11）。。刘国亮认为“在整体上，公共投资比非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更大，公共投资中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项目的作用最大，社会服务项目的作用不明显，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项目的作用为负。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的意义也许会体现出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投资增长对非公共投资的引致作用巨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意义也更大，但随着公共投资积累规模的扩大，其增长的边际意义可能会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对中国而言，公共投资扩大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刘国亮。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改革，2002（4）。。娄洪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认为“政府投资政策的研究重点不应当是政策的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效果，而应当是其推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经济研究，2004（3）。。
在政府储蓄和投资方面，James Riedel、金菁、高坚认为“评估政府作为储蓄者和投资者的作用，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是很困难的”，“在评估政府对增长的贡献率时，区分政府向生产私人产品的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和向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产品进行的投资至关重要”，“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很好地发挥了它在提供基础设施及其他主要公共产品的服务上的基本作用，但遗憾的是，通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情况来评估政府对增长的贡献极其困难”，“分析政府支出对增长影响的更好办法是，集中分析政府资本性支出对私人产品部门的投资回报率的影响，一般来说，公共资本（如政策框架、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产品和要素市场）构成了广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它们决定了投资的效率，从而决定一国储蓄引发的增长率”，“必须指出，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和创造收益型的基础设施资本不是一回事，公共资本的价值是以生产它的成本而不是以社会可以从中获得的收益来衡量”，“就中国而言，尽管一些研究实证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但未能提供一个依据来判定从政府资本性支出中获得的收益是否足以抵消由于公共投资挤出私人储蓄和投资所造成的损失”。［美］James Riedel，金菁，高坚。中国经济增长新论：投资、融资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6—51.
在政府金融管理方面，李扬、殷剑峰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必然会产生高储蓄和高增长，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投资效率的下降）是我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增长方式的内生结果，关键是要管理好与高投资相伴的金融风险”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5（2）。。
在国有经济投资方面，张军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则又典型地表现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的工业化过程，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90年代以来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可以由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来解释”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转轨的特征。经济研究，2002（6）。，“这种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源于1989—2001年间中国经济出现过度投资或资本深化，与当时经济增长率下降相伴随的是投资效率的下降，这种投资效率的下降为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了危害，而国有经济投资效率的恶化是投资效率下降的原因”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在投资宏观调控方面，夏杰长认为200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而投资过热的源头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他从政治周期、GDP偏好、财税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是如何推动经济过热的，提出了制度创新是遏制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引发的经济过热的根本出路夏杰长。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过热的重要因素。改革，2004（5）。。周振华认为2003年以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方式仍然是以投资推动型为主，但和以往的以工业化投资推动为主导的方式不同，它是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投资推动为主导的周振华。政府选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郭庆旺和贾俊雪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冲击的一般作用机制，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行政查处力度来有效遏制投资过热，但面临着力度不够则调控效果不佳，力度太大则经济‘硬着陆’的两难困境”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管理世界，2006（5）。。沈坤荣和孙文杰从金融发展视角分析了资本形成水平、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他们认为“90年代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增强，但金融体系对投资效率和储蓄转化效率的改善极其有限；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市场主体（包括地方政府）的‘理性预期’与‘学习效应’使宏观‘微调’产生逆向反应而收效甚微，于是迫使调控部门采取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带有过度的行政色彩，从而加剧经济波动”沈坤荣，孙文杰。投资效率、资本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6）。。他们还认为“一般而言，针对不断升温的宏观经济，中央政府采取温和的‘微调’措施，发出经济应该放缓的信号，力图能够实现‘软着陆’。但是，这些温和的‘微调’措施往往得到逆向效果，出现中央喊停，各地经济反而冲刺的现象。为了能在中国有特色的经济周期波动中获取最佳的发展空间，各级地方政府往往在经济紧缩前进行最后的冲刺，而这种行为往往都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比如可以在下一轮经济启动时占有先机，可以先将项目突击审批上马而后向上级政府进行融资的‘倒逼’等，而最后政治上的‘进步’就是对这种经济成功的‘肯定’。为此，中央政府必须采取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一刀切’式的行政手段也就在所难免，这样的宏观调控就像抗生素类西药，尽管不能增强机体的内在素质，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宏观经济也就随之潮起潮落，显示出特有的周期性特征”。何大安分析了投资传导循环后认为，在市场体制下，投资的运作过程是投资主体遵循市场规则参与投资决策的过程，其投资决策、收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由投资主体决定而政府在投资运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用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手段来诱导、协调和规范投资活动的边界；在市场体制下，对投资制度安排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投资决定机制，而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手段则是由政府规定的何大安。市场体制下的投资传导循环及其机理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02（3）。。进一步地，何大安还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要依投资传导循环的阶段性及其机理特征而行，但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会导致投资选择的交易成本，现实投资容易偏离宏观调控”何大安。投资选择的交易成本——一个从宏观调控层面的分析。经济研究，2003（12）。。
在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认为，与包括巴西、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印度在内的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投资环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基础设施、政府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等因素决定了这一成功世银盛赞中国投资环境是“无可争议的领先者”。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2－04.。胡鞍钢认为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我国还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基于优惠的政策转向基于规则的政策；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建立使人人受益的更好的投资环境；改善投资环境是一个变革的过程，政府要率先自我变革，进一步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公信力、自我约束力，政府应从源头上治理寻租、腐败现象，特别是解决国家捕获问题；还应改善劳动环境，使人民普遍受益，还要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环境胡鞍钢。如何改善投资环境，使人民普遍受益。转引自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序。。任淮秀认为尽管国内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与国际通常的评价标准尚有距离，还要按国际惯例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司法体制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任淮秀。投资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付晓东和文余源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投资环境管理的主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提高其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和发展力，政府对投资环境的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作为一个强政府社会，有长期政府干预传统，政府控制着太多的权力资源和影响渠道，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它们既可以为投资环境的创新与建设破冰开道，也可成为投资环境变革与发展的阻力和障碍”付晓东，文余源。投资环境优化与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对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郭庆旺和贾俊雪认为，“正是在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选拔制度下，面临竞争压力的地方政府为了通过追求本地经济的更快增长来获取更多的财政分成及更好的政绩，争相出台吸引投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而企业的寻租行为和地方政府存在的财政腐败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利用违规优惠政策吸引国内民间和外国资本的行为”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管理世界，2006（5）。。
上述文献分别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各种政府行为，类似的文献资料不少，但笔者没有发现针对这些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最近，杜两省等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投资方式变革的关系时，把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和对投资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考虑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方式杜两省等。有效经济增长与投资方式变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这是我国理论界研究思路的一个新动向，与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中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思路有相似之处。
1.2.2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投资冲动或政府行为动机的研究现状
在政府投资冲动方面，吕炜认为“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投资饥渴和预算约束，它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以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2）。。汪海波分析了我国转型时期仍然存在的投资膨胀机制，他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膨胀机制主要是以指令计划形式体现的赶超战略和财务预算软约束形成的，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中，中央政府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居于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主要是由追求利润和竞争压力形成的，并且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我国转型时期的投资膨胀机制主要是由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和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构成的，并由各种复杂的、相区别的原因形成”，进一步地，汪海波认为“地方政府不仅保留着旧体制留下的财务软约束，还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和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承担着重大责任，并且实际上拥有支配重要资源（资金、土地）的权力；在事实上以经济增长率为考核干部的主要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仅在发展经济方面存在强大动力，也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压力；在国有经济控制的垄断行业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远没有市场化的条件下，客观上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政府官员面临着强烈的寻租诱惑力。这些共同构成了地方政府内在的投资膨胀机制”。汪海波。当前亟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兼论地方投资膨胀机制的治理。经济学动态，2006（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用产权逻辑来诠释2003年以来的投资膨胀，他们认为“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土地和信贷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给出市场定价，客观造成了巨大套利空间的存在。当经济景气时，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共谋土地和贷款这两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从而导致投资的非理性膨胀，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带来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从根源上讲，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本质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经济研究，2004（9）。。
在政府行为动机方面，何大安认为转型时期政府行为方式受到国家政策规定和利润驱动双重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国现阶段的投资制度。他认为“中国现阶段投资制度的构成是市场安排型、非市场安排型、行政市场混合安排型的组合。例如，目前私人投资的制度安排就属于市场安排型，公共产品的投资属于典型的非市场安排型，而处于改制过程中的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则属于行政市场混合安排型。行政市场混合安排型制度的存在导致了中国投资制度安排与成熟市场体制相比的变异。我国现阶段的投资主体结构大体可划分为政府（中央和地方，包括国有企业）、机构和个人，机构和个人的投资行为理应属于市场型投资制度安排，政府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则应属于非市场型制度安排，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有着明显的政府利润青睐倾向。这是因为在转轨过程中，无论是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还是其作为国有企业股权代表的间接投资，始终要受到市场信号的引诱，会受到利润驱动机制的影响，总是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那些短期内利润丰厚、见效快的产业和部门。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方式不仅受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的规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投资决定机制的左右”何大安。市场体制下的投资传导循环及其机理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02（3）。。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政治晋升和财政激励的角度讨论出现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原因。周黎安利用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竞争的博弈模型，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及其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他认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是导致我国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和合作。经济研究，2004（6）。。冯涛和乔笙认为，现行政绩考核制度诱致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积极性对区域内的商业银行进行控制，以扩大本地区的投资规模，争夺更多的金融资源冯涛，乔笙。通货膨胀中的地方政府金融行为分析。财贸经济，2006（2）。。
1.2.3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制约因素的研究现状
学者们分别从财政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财政投资管理、地方财政投资效率、地方竞争等方面加以分析。
在财政分权和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陈抗、Hillman和顾清扬研究了从“援助之手”向“攫取之手”转变的诱因，探讨了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内在联系，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可以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来影响它们的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投资水平和经济效率产生影响”陈抗，［以］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2（1）。。朱恒鹏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扭转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为出发点，有较明显的财政集权特色，但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分权趋势，这种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财政激励效应，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积极性追求地方经济发展”朱恒鹏。分权化改革、财政激励和公有制企业改革。世界经济，2004（12）。。Young通过考察各地区国民收入构成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中三个产业相对比重的演变，提供了我国地区间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趋同化的经验证据，并认为地方财政激励和扭曲的价格体系是我国产业趋同化和地区间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Young，A。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p。115.。Jin，Hehui，Yingyi Qian和B。R。Weingast在市场保护的联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市场发展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带来的财政激励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Jin，Hehui，Yingyi Qian，B。R。 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Chinese Style。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01。
对于地方财政投资管理，李一花从公共财政学的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的理论依据及其职能作用、地方政府的融资和投资适度规模、地方政府投资结构优化，并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管理李一花。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张雷宝研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效率，他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来综合分析效率和非效率问题，认为“从规模上看，非效率分为公共投资过度型和公共投资不足型；从结构上看，结构非效率和地方财政职能相对于市场经济要求的‘越位’和‘缺位’有联系，而结构非效率是地方财政职能‘越位’、‘缺位’的反映”。张雷宝还借助博弈论工具，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博弈形成的机理，并从管理制度方面探讨了提高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效率的各种制度改进措施张雷宝。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刘大志和蔡玉胜分析了地方竞争与中国资本形成机制的关系，他们认为“我国资本形成的主体机制仍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不相配合，资本形成格局的动态演进正经历着一个滞后的、迟缓的二元阶段”，“目前对中国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多从货币金融体系、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外贸汇率机制等纵向方面入手，或对储蓄决定、投资结构以及资本形成的要素贡献等进行实证分析，而对影响资本形成机制与格局的重要因素及由其所形成的横向方面——地区差异和地方政府行为——重视不够”，应该“从地方政府行为的横向角度出发来解释和探究我国的资本形成状态与经济增长绩效，进而发掘其中的政策含义”。刘大志，蔡玉胜。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与资本形成机制分析。学术研究，2005（3）。
1.2.4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现状
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杨瑞龙把1978—1998年投融资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70 年代末期至80 年代中期的投资主体不变条件下的投资决策权下放阶段、80 年代中期至90 年代初期的行政性投资主体的转换与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引入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阶段”，杨瑞龙指出，1998年以后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将“在以微观主体为主导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投资决策分散化、融资方式多样化和市场化，以及政府对投融资调控的间接化”。杨瑞龙。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与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演变。教学与研究，1998（10），（11）。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联合编写组则把20多年的投资体制改革历程分为探索阶段（1979—1983年）、扩大改革阶段（1984—1988年）、深化改革阶段（1991—2003年）、改革新阶段（2004年后），该编写组认为“《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前的20多年，各项改革措施对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渠道、项目建设市场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投资体制改革缺少一个整体战略部署、缺少相应的配套体制、缺少适用的调控手段、缺少有效的执行监督体系、缺少严格的约束机制”，该编写组还认为《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有助于改进政府投资（财政投资）的管理，但该编写组也明确指出“投资体制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联合编写组。2005中国投资报告。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114—124.
在政府财政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张长春等研究了我国政府财政投资体制演变过程，比较了世界上几个典型的政府财政投资管理体制，提出完善政府财政投资管理体制的目标、我国政府财政投资管理体制的总体框架、近期改革重点与促进措施，提出“政府投资管理的价值取向是追求公共利益”。张长春等。政府投资的管理体制。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在投资主体与投资体制关系方面，杨继瑞和史向东认为“投资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投资活动具有规定和约束作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的投资体制能促进投资活动的进行，并为取得投资效益提供保证，反之，则会抑制投资活动；投资体制的实质是政府各级投资管理部门与各投资主体之间，以及各投资主体之间权利划分的体制总和，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国家投资管理制度，有对社会总投资的管理和对资产市场的管理两方面，二是投资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他们还认为“现代投资经济应该同资产与要素市场的完善、政府投资与投资管理职能的分离、政府投资管理方式的转变、产权关系的明晰和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建立有密切的联系，而投资经济按投资主体分类有：政府投资、企业投资、个人投资、政府宏观和微观投资管理”杨继瑞，史向东。对构建现代投资经济理论体系的思考。四川大学学报，1997（3）。。
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张卫国认为“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投资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积极进行城市建设投资，并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扩大本地投资水平，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缺乏严格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其效率总体上来说并不高，难以拉动起更多的民间投资，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小，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作为直接投资行为主体的角色应不断淡化，各级地方政府应把其对经济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下放给企业，而专注其公共管理的职能”张卫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转型期中国经济的深层制约因素。学术月刊，2005（12）。。任淮秀则认为“转型期的我国投资主体结构和投资主体行为存在较大的变异，政府和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仍是非常重要的投资主体，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身兼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出资人两种功能，经济利益成为政府现实投资中追求的目标，有悖于市场体制下政府仅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职能定位”任淮秀。投资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周骏、张中华和张东认为“对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加大相关配套改革，其中要加大政府改革力度，转换政府职能，把政府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角色和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角色分离”周骏，张中华，张东。投资与资本市场：2005年中国金融与投资发展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刘正山等在研究固定资产投资的运行规律和机制中，突出研究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并在宏观经济的角度上，讨论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活动进行管理的规律，但是假定了政府不再具有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双重职能，而只是单纯作为行政管理者对社会投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刘正山。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刘小玄和赵农研究了中国公共部门的合理边界，他们从中国公共部门(主要是提供私人品的公共部门) 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研究了其中存在的政府失灵，认为“其根源在于政府目标的错位，在于缺乏公共需求对公共供给的决定机制和信息互动反馈机制，由此导致了以政府目标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的边界经常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从理论上提出“社会效益目标最优化所决定的公共部门边界的基本命题，以此作为评价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依据”。刘小玄，赵农。论公共部门合理边界的决定——兼论混合公共部门的价格形成机制。经济研究，2007（3）。吴敬琏认为我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体现，要转变这种增长方式，重要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从体制上消除政府的投资冲动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行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转型过程是一个权力结构剧烈变化过程，国家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它与经济的关系，还表现在它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公共服务提供者”；“中国改革过程逐步将国有企业从行政体系分离出来，并且将原先由企业承担的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职责转移给相应的地方政府”；“转型至今，中国政府推动了五次行政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集中在四个方面：改变政府角色、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解决冗员问题和提高公共行为效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治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认为，转型过程中，中国“国家角色转换及其组织结构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不彻底的组织变革给部门间协调带来巨大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治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1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提出，政府治理问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重新定义政府角色，使公共管理模式更为现代化，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间的关系，巩固制度框架以适应市场动作，这四点正是中国政府治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1.2.5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现状
从上述文献资料，人们可以知道，我国投资领域体制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行为方式的调整。这就涉及公共管理学理论，涉及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领域。
在部分学者看来，政府职能转变是规范投资领域政府行为的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什么？吴敬琏给出的答案是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那么，具体到投资领域，政府的职能又是什么呢？一般地，政府职能要通过政府行为来体现或通过政府行为来履行，政府行为应体现或履行政府职能，那么，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如何衡量政府行为体现政府职能程度或有效履行政府职能的程度？衡量政府行为履行政府职能的标准是什么？仅用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引入公共管理学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共管理学逐渐兴起。公共管理学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是一门综合地运用各种学科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它的目标是促使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13.。经济学以其针对经济事务的直接性和分析方法的实用性明显地弥补了传统行政学的不足，成为公共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过去，国内外理论界对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著作很少。近年来，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学科交叉问题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影响较大的国外学者是简·莱恩和格罗弗·斯塔林，研究成果体现在其合著的《公共部门管理》［美］简·莱恩，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陈宪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国内学者有上海财经大学的庄序莹，研究成果体现在其《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分析》和《公共管理学》两本著作上庄序莹。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分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庄序莹。公共管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庄序莹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提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经济学（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工商管理学和政治学（包括公共行政学），其中现代经济学理论起主导作用”庄序莹。公共管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4—34.，庄序莹还认为“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为了实现社会公众利益，提升公共部门绩效和公共品质量以应对不断高涨的公众需求和期望，而加强治理结构的一系列决策制定、执行、监督、控制、评价、协调和沟通等活动，它注重结果及管理者的个人责任”庄序莹。公共管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8.。在其著作中，庄序莹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政府履行职能的途径和工具选择、政府间关系等，但没有提出政府职能的决定因素，没有给出衡量政府行为体现政府职能的标准，也没有指出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行为与不规范之间的关系。
由于经济学科与公共管理学学科交叉研究刚刚为人们所重视，不仅研究成果尚未能推广应用到投资领域，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有待加强。这就是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学科交叉研究现状。
1.2.6简要评论
从相关研究现状看，对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人们主要从财政投资、投资宏观调控、政府改善投资环境的行为、储蓄转化为投资中的政府行为等四个方面来考察。对这四个方面的政府行为，国内外经济学者们已经在行为动机、单一行为的作用、行为的制约因素等问题上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当前，理论研究新动向之一是把财政投资和投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分析政府行为方式，但是，对于这四个方面的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发现专门的研究成果。
这四个方面的政府投资行为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公共管理问题。当前，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可以为研究这四个方面的政府行为及其关系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过，对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还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至少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论创新：政府行为如何体现政府职能、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行为不规范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中投资领域四个方面的政府行为之间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等。
只有实现这些理论创新，人们才能进一步分析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