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六位国君，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弘的少数民族改革者。魏孝文帝因改姓元，又叫元宏。他在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族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矛盾激发，催生改革
人们说，冯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孝文帝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有一次，把他关在空屋里，天气很冷，只让穿单衣，三天不给饭吃，还打算把他废掉；又有一次，因为宦官说他的坏话，还“杖”了他几十下。
490年，冯太后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不进饮食，后来勉强吃一点，但也吃得很少。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要在“文治”上下工夫。他对祖母的“哀慕缠绵”，也许并不是由于悼念，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为进一步搞好“文治”做个样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冯太后的肖孙。这两个人的事业，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迁往中原，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
北方统一之后，实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北魏政权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适应当日形势的要求了。
100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讨论“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汉代学者的意见，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要和南朝争正统，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僻处平城，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去。
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了他。王肃出身江南高门，是南方士族的领袖，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颇有相见之晚之意。历史记载上说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孝文帝继冯太后之后，力图改变鲜卑旧俗，不仅对像王肃那样的人物相见恨晚，和南方交战，也屡次释放俘虏，说“在君为君，其民何罪！”还禁止掠夺，宣布犯禁的处以极刑。这些处处说明北魏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把都城迁到洛阳去将要提上议事日程。
■迁都洛阳，改革风俗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但鲜卑贵族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不赞成迁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这一年秋天，他率领步骑30万，到了洛阳。在洛阳，他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像古代东周贵族经过镐京（西周故都，现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宫阙那样伤心。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为西晋的灭亡而伤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中的诗句），一出由孝文帝扮演主角的迁都的好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洛阳秋雨连绵，文武百官对着惨淡的秋天，心情十分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当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往南进发。大臣都跪在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对着这些人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屡次阻挠大计。谁再说，就要治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发了。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在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色，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道：“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
这一出戏演得很出色，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迁都成了定局。在南伐和迁都这两件大事上，这些文武百官暂时选择了迁都。因为南北双方多次在战场上较量过，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
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平城只能用武，不适宜于文治。”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孝文帝郑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干啊，革去旧俗的日子，已经到了！”
另一位大贵族于烈，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孝文帝曾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陛下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一时很是震动。拓跋澄回去后，百般晓谕，众人不安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召集文武百官，晓以迁都的利害。
北魏汉化，经过的时间很长，道路很曲折。在鲜卑贵族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派；落后保守的势力，始终阻碍着汉化的进程。
西晋灭亡以来，荒废了170多年的魏（曹魏）晋故都洛阳，成了北魏的新都。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开始重建新都，直到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手上才建设完成。
迁都之后，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叫做“代迁户”，总数约有100万人；其中，勇士15万被编成禁卫军（羽林、虎贲）。洛阳附近的河阳（现在河南孟州西），设了一个新牧场，养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选马到并州牧场，让马习惯内地水土，再迁到河阳来。一部分拓跋部人民以及北边其他各族人民便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迁都后，摆脱贵族传统保守势力的影响，北魏汉化的改革更广泛，更迅速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服装，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代迁户”都在洛阳落了籍，死后葬在北邙山（在洛阳的北面）。有一次，孝文帝在洛阳街上看见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中，鲜卑族打扮。后来，在朝见群臣时，便责备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察不严，奉行命令不力。拓跋澄为自己辩解，说只有少数人这样打扮；孝文帝尖锐地问道：“难道要全部这样打扮才算督察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又转向史官说：“应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太和二十年（496年），又命令改去鲜卑姓，他自己改姓元，其他改姓长孙、穆、奚、陆、贺、刘……把鲜卑族的穆、陆等八姓定为国姓，和汉族大姓崔、卢、郑、王同等待遇，享受同样的政治特权。汉族大姓，叫做郡姓；郡姓之中，又分四等，最高的叫做甲姓。从此完全承袭了魏（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以贵袭贵，贱袭贱”，按门第高低来分配官职。但门第高低，皇帝可以左右，和南朝不同。这正如“三长法”和“均田制”的实行，代表中央集权力量的皇帝，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中占了上风。
孝文帝又通过婚姻方式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的联系。他自己娶了四姓（崔、卢、郑、王）的女子入宫，又为他的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范阳卢氏一家娶了三位公主。政治利益进一步把鲜卑统治者和汉族高门联结在一起了。
“文治”构成了汉化的核心。北魏的国家机器，随着封建化的逐渐完成，也更为完备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为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孝文帝和他的前辈什翼犍、道武帝、太武帝、冯太后一样，在鲜卑族汉化过程中，顺应了这一规律，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划分门第，平定叛乱
然而，事隔不到半年，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太和二十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地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苦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在宫禁之中杀死高道悦。
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守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召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100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
十二月，孝文帝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15岁，殓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都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二人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当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煽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词，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孝文帝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工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两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因此，于烈更加受到孝文帝的器重，后来被提升为领军将军。
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族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初一日，孝文帝于御驾亲征途中，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3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