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大好”是个新名词，而且应当是革命大词典里的条目。虽说我是在老解放区长大的，但当时并未听到这种说法，全国解放后，才渐有耳闻，第一次听到是哪年哪月哪天，失考。但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是在1962年全国大饥馑、浮肿病蔓延、不少人被活活饿死时，我在上海听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报告，他居然连续三次说“形势大好，空前的好”，实在令我大惑不解；二是十年动乱时，报刊上没有一天不说形势大好，我在“牛棚里”，见到老棚友写的思想汇报，总是要写上这几句：“当前全国形势大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其实，棚友们心里很清楚，此新式“革命”八股也。按正面文章反面观的原则，谁都知道：打倒成风、揪斗不止、武斗酷烈、经济瘫痪，就是所谓形势大好的注脚，事实胜于雄辩。
如此看来，似乎“形势大好”又是极左分子与“四人帮”的专利，至少也是他们用以欺世惑民的法宝。这究竟是咋回事？同样令我有些纳闷。
其实，形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形势大好还是形势大坏，历来因人而异，“横看成岭侧成峰”。譬如北宋末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社会秩序动荡，盗贼蜂起。《水浒》中的好汉之一（此时尚未上梁山泊入伙）杨志，就曾经实事求是地对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说过：“……今岁途中盗贼又多……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他知道是金银财宝（按：指押送‘生辰纲’的财宝），如何不来抢劫？枉结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一言以蔽之：形势严峻，或形势不好。大官僚梁中书倒没认为杨志是污蔑大好形势，因此同意杨志采取的安全措施，杨志这才“便委领状”，监押生辰纲——十一担金珠宝贝——上路。但上路后，梁中书家老婆帮的要员“奶公”谢都管，依仗自己的特殊背景，倚老卖老，反对杨志的安全措施。究其因，是对形势的估计，与杨志截然相反。每当杨志强调“途路上千难万难”，“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老都管即痛斥他：“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显然，在老都管的眼睛里，天下太平，形势大好。正是由于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严重干扰了杨志的保安措施，终于使生辰纲在黄泥岗被劫，杨志差一点跳岗自杀。这里，且不论吴用等所劫的生辰纲，是贪官梁中书搜刮的民脂民膏，仅就对当时国内的形势分析而言，老都管分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千金小姐不会当奶妈，奶妈的老公十之八九是乡曲愚民。因此，老都管说北宋末年形势大好，是由两个字造成的：愚昧。这类人物，如果换一个场合，明明形势不错，他也会说形势一团糟。我在杂文《九斤老头考》（见拙著《牛屋杂俎》）中即曾指出《儒林外史》中替大乡绅看坟山的老人邹吉甫，吃肉骂娘，十分留恋洪武年代，把比洪武时期强多了的永乐年间，一贬再贬，要言之，也就是形势不好。以是故，我给邹吉甫戴了一顶帽子：“九斤老太”式的“九斤老头”。至今未见有人出来为他鸣不平，想来我绝对没有冤枉他。
当然，从历史上看，如果有谁认为只有谢都管、邹吉甫这类无文化者，才会错误估计形势，那就未免太天真。苏东坡，大笔杆子也，但他反对王安石改革，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还不是把王安石主政后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糟？明代攻击张居正改革最厉害的人，不是小民百姓，也是某些政治家、大秀才。由此可知，谢都管、邹老人辈又何足道哉，倒是那些以政治家、大文人面目出现的歪曲大好形势者，引经据典，蛊惑人心，“曲儿小，腔儿大”。但是，鼓噪声中千帆过，黄河毕竟东流去。历史从来就是这样前进的。
8月7日于牛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