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1935—2015），南非当代著名作家、批评家、社会活动家，现任南非开普敦大学荣誉教授。其诗文、小说、戏剧以及翻译作品多产惊人，文学声名与库切、戈迪默等人相当，曾为南非社会政治以及南非小说的现代化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主要作品有小说《打量黑色》（1974）、《风中一瞬》（1976）、《风言风语》（1978）、《血染的季节》（1979）、《余音袅袅》（1982）、《瘟疫墙》（1984）、《紧急状态》（1988）、《恐怖行动》（1991）、《魔谷》（1998）、《沉默的反面》（2002）、《祈祷的螳螂》（2005）、《蓝门》（2007），随笔集《重建新大陆》（1996），回忆录《岔路口》（2009）以及这本小说研究著作《如何阅读小说：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1998）。《风中一瞬》和《风言风语》曾获布克奖提名，《沉默的反面》于2003年获英联邦作家协会最佳图书奖。此外，布林克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和“法国荣誉骑士军团勋章”。1992年，布林克因大胆向外界揭露南非当局施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的曼尼斯曼尼人权奖。
一
1935年，布林克出生在南非自由省弗雷德市一个具有良好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是弗雷德市治安法官，母亲是教师，夫妻俩都酷爱莎士比亚戏剧和狄更斯的小说。布林克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与早年的家庭熏染、教育不无关系。此外，父亲任治安法官期间，常因执法公务之需，举家迁徙，从一个市镇移居另一个镇，这使布林克有机会得以较早接触、了解广泛的社会生活。布林克回忆说：“大约从十岁时起，我常常偷偷地溜进法庭，坐到法庭的后面，听父亲审理各种案件。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布林克的童年看似风平浪静，和传统的白人家庭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但从童年起，他就对白人虐待黑人的种族歧视行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布林克智慧早熟，9岁时就在一份儿童杂志上发表过诗作，并因此而获得过半个克朗的稿费。初学英语时就萌生了要当作家的不凡抱负，12岁时就写成一部300来页的小说。1952年，布林克进入波夫斯托姆大学学习，先后修习英语语言文学、南非荷兰语和荷兰文学。大学期间的布林克以特立独行、思想自由而闻名，创作激情勃发。他回忆说：“大学一年级时，我发表了一篇小说，得了十英镑的稿费。后来，我就是这样靠发表小说和诗歌而得来的稿费完成了大学学业。”但年轻的布林克意识到，单单靠用南非荷兰语从事文学创作，将来恐难养活自己，于是他决定将来从事教学生涯。于是，布林克后来在获得三个学位后到位于格雷厄姆斯顿的罗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在这所大学工作期间，由于学术研究工作出色，不久升任教授，并担任该校南非荷兰语及荷兰文学系主任。1991年，布林克加盟开普敦大学，目前仍在给该校研究生讲授文学创作课程。
20世纪后四十年是布林克的文学创作旺期。1959至1961年，布林克获得资助，携第一任妻子爱丝黛拉·诺岱前往法国留学。留学之前，他已正式出版了三部作品。到了法国后，他就读于巴黎大学，主修法国文明史。在巴黎，他和具有良好文化教养、能流利地讲法语、英语的黑人同学交往密切，同时徜徉于法国的山水名胜，对法国饮食、法国戏剧更是情有独钟。年轻的布林克热爱法兰西，热爱法兰西的一切。也正是因为如此，其他留法同学学成后纷纷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继续游学，而布林克既没有去荷兰，也没有去英国，而是选择继续留在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是布林克在开普敦大学的同事，在布林克转入开普敦大学前，两人就曾于1986年合作编写过一部南非文学选集，书名叫《与世隔绝》。库切曾回忆说，布林克留法期间没有去英国，主要出于对艺术追求的考虑，因为布林克和布莱顿·布莱顿巴赫、戈迪默等作家一样，都“正确地认为，60年代初期的英国文学闭塞保守，从中学不到什么东西。向欧洲大陆，特别是向法国文学学习，是1960年前后的南非文学区别于其他英国前殖民地文学的主要特征。而在这方面，布林克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留学法国期间，对布林克后来的创作思想和人生取向影响重大的是加缪、萨特等人的著作，此外，法国人的自由恋爱观也给布林克极为深刻的印象。数年的留法经历使布林克得以用欧洲人的眼光打量自己的祖国南非，使他对南非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南非成了一个暴行肆虐，社会极其不公的国度。1960年3月，南非当局曾在南非东北部城镇沙佩维尔血腥镇压示威的黑人群众，导致70多人被无辜杀害。这一事件给布林克以极大的震惊，使他打消了学成回国的念头。但由于资助留学的奖学金到期，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他所痛恨的南非。回到南非后的布林克就像换了个人，他与家人，乃至与周围的所有人在思想和情感上都格格不入，总觉得身在南非，连自己的思想意识都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包围着、左右着，毫无自由可言，他用南非荷兰语写的一些作品也总是遭到各方的干扰和审查。
深受欧洲文化熏染的一个南非白人，如何才能在南非这片土地上安身立命？这个严肃的问题一直折磨着布林克等一大批20世纪60年代南非持不同政见的白人作家。回国后，布林克很快发表了《生命的代价》。该书出版商库斯·胡曼回忆说，这部作品“基调与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所写的东西很有实验创新意识。我当时一眼就看了出来，作品出版后定能引起轰动，后来事实确实如此。作品发表后不胫而走，于是随即又加印了一次。这部作品的发表促进了当时南非白人文学的复兴。”而布林克本人在回忆自己早年的创作经历时曾解释说，他前期创作的一些小说，气质上仍未摆脱当时南非白人文学阴郁沉闷风气的影响，创作方法基本以19世纪欧洲自然主义的描写为主。
二
1963年，布林克开始担任《60年代的作家们》的主编。这是一份文学杂志，是一批年轻作家发表自己文化宣言的重要阵地。此间，由于布林克在作品《生命的代价》中有一些情爱场面的描写，作者遂招致教会人士的严厉批评，这也部分连累了其他60年代的文学青年。保守的教会人士指责这批青年作家“对人体腰带以下的部分”太感兴趣。而布林克则反驳说，他们这样的写法，其目的在于为南非白人文学寻求一种新的语汇。“就拿写情爱来说吧，”布林克解释道，“以前的南非荷兰语所用的词汇要么是从公共厕所的墙上抄来的，要么用的就是词典上的那些浮夸不实之词。因此，我们必须自造语汇，我们或者从其他民族语言借用词汇，或者运用大众日常使用但无人敢将其写进文学的词汇。其实当时的哲学也在发生着类似变化；我们当时还努力使存在主义哲学本土化。”尽管《60年代的作家们》只办了两年，但这份杂志以及围绕杂志的一批青年作家们，为当时南非白人小说创作的现代化，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起初，这份杂志上并没有发表多少公开批评南非政府的作品或评论，但到了1967年，重访巴黎归来的布林克，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作家游刃有余的创作空间。因此我们这批批评家几乎立刻与当局发生了矛盾。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发展到公开对抗的地步”。
由于布林克的大部分小说作品旨在批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加上他本人与当时的反对党、流亡海外的非国大成员联系密切，他的作品不时遭到南非当局的查禁。官方乃至许多白人称他为“颠覆分子、人民公敌”，布林克的人身自由曾受到极大的限制。南非当局正式开始实行出版审查制度是在1963年，1973年布林克的小说《打量黑色》正式遭禁。作品写一白人妇女和一黑人男子之间的情爱关系，因此触及了当时南非文学创作的一大禁忌。这一事件后，布林克养成了同时用南非荷兰语和英语进行创作的习惯。这一习惯使戈迪默等许多作家都颇感惊讶和钦佩。布林克通常会同时草拟好几部作品，有时草拟的作品竟多达14部，而完稿时，南非荷兰语文本和英文本竟可同时推出。这样，即使南非荷兰语文本在本国遭禁，英文本也可在欧美世界赢得众多读者。《打量黑色》遭禁后，布林克在大学里的几位好友开了一家地下出版社，通过事先认购的方式出版了布林克的另一部作品——《风中一瞬》。1979年，布林克的另一部小说《血染的季节》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血染的季节》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黑人男子，官方得知有关消息后，作品也毫无例外地遭到了查禁。这部作品后于1989年被改编成电影，由马龙·白兰度主演。
面对审查、监视、跟踪及其他形式的迫害，布林克一向显得十分坦然、豁达。他在谈到自己在国内外受到监视跟踪的经历时，曾不无风趣地说：“不管怎么说，有人监视、跟踪你，无疑说明你很重要，这让你很有成就感。当然，成天让人跟着、盯着，也挺烦，它让你精疲力竭。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帮白人作家所冒的风险，远没有黑人作家大。我们这帮人活得固然不容易，但黑人作家们面临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我们。”和其他南非作家一样，布林克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布林克不仅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同时还是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库切曾回忆说，1970年代的布林克“能连续好几个星期，不间断地给用南非荷兰语出版的报纸周末版写书评，他的这些书评写得很有见地，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将整整一代的南非白人读者带入了一片崭新的文学天地。”
布林克以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批评著作培育了整整一代南非青年，包括白人青年，使他们得以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黑人。在这个意义上，第一届南非民选政府的成立，非国大得以执政以及南非社会政治、艺术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中都有着布林克的贡献。为此，布林克付出了不小的个人代价。据库切回忆，布林克“有段时间，几乎天天得与出版审查机关交涉，人身也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这种迫害只能说明政府气量太小，令人颇感心寒。尽管当时我和他还素不相识，但他面对政府强权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正直操守，值得每一位知识分子学习。”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内丁·戈迪默也曾说，布林克“既是位杰出的作家，更是位好朋友，好战友。”
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时，布林克认为，自己当年努力创作，不遗余力地批评时政，并非勉强为之，而是时世造就的。他说：“假如当时既可以用直露的笔触写情爱故事，也可以积极投身政治形势的心态来从事创作，我想后者会显得更为紧要。当然，如今人们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这种写作自由来得很不容易。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年代里，人们要想买到某本书必须趁早，否则一旦遭到查禁就买不到了。这种买书的热情如今已有所消减。不过，说穿了这也很正常，因为如今人们买你写的书，不是由于你在书中赞成谁、反对谁，而主要看你所写作品的质量。”布林克以上这话，透露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民选政府成立以来他在小说创作上的转变。布林克的同事、南非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主任、诗人斯蒂芬·华生教授在评论布林克近年来出版的作品时说，布林克仍在致力于复兴、创造一种新型南非文学，“这是一种艰苦而了无尽头的壮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和内丁·戈迪默一样，仍写作不辍，对正处于历史关头的南非有着一种极其敏锐的感觉。自1994年初次实行民主选举以来，他所努力创作的小说已不再一味地宣传鼓动，形式也不像以往那样粗疏，而总是试图给人一种新鲜的历史感。”
三
试图通过自己近年的作品给读者一种崭新的历史感，这可说是布林克自20世纪末以来一贯的美学追求。他在作品题材的开掘、时间跨度的处理、人物心理的刻画以及小说叙事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较前期作品有更大发展。
早年的布林克曾经以写白人和黑人跨种族恋情和婚姻而著称，而且写得非常得心应手，这在民选政府成立之前无疑有着极其明显的社会政治启蒙色彩。民选政府成立后，布林克仍有类似题材的作品问世，但他更多地借此类题材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深度挖掘。作为一位男性作家，布林克对女性心理始终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好奇，对妇女社会地位问题也曾做过深入的探讨。他曾说：“除了种族压迫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在当今的南非，迫害妇女的事件无论是在黑人社区、还是在白人社区或印度人社区，都还时有发生，这类事件从来就没有断过，而迫害的形式也五花八门。这使我始终难以释怀。”《在我忘却之前》中的主人公米纳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作家，他回忆自己丰富多彩的情爱经历，其中所折射的则是布林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程和亲历的政治动荡。这部作品颇具自传色彩，因为布林克本人也曾结过四次婚，并从早年起就以极其坦诚率直的笔触来写性。
通过小说创作来揣摩、描写女性心理，是布林克小说中的一个始终一贯的主题。这使他的第四任妻子玛瑞莎·德·比尔颇感不以为然。玛瑞莎是位心理学家，1990年和布林克结婚。她不太赞成晚年的布林克还像年轻时那样乐此不疲地描写性。“她认为，像我这样年龄的男人不该再对性那样着迷，”布林克说，“但我认为性生活在人的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不能假装正经，好像它不存在似的。但我在写书时同样也有个企图，我会先利用读者对性描写的好奇和期盼，来诱使他们把作品读下去，然后我就会着手使他们的期盼一步步落空。”一方面是对男女情爱描写的执著，另一方面则是借情爱描写为诱饵，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作品的结局却往往出乎普通读者的意料，这是布林克后期写情爱故事不同于一般浪漫传奇故事作家的地方。从近年来的相关作品，如《欲望的权利》来看，布林克写类似故事时处理的历史跨度较大，并引入了奇幻、悬疑乃至鬼故事的成分，所用的情节结构手法也更多地吸收了后现代小说的成分。
在布林克近十几年来的作品中，历史与神话往往相互交织，作者对人性中潜藏着的恶的一面也多有探索，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个人身份焦虑现象也给予了较大程度的关注。这类作品以《魔谷》（1998）、《蓝门》（2007）和《别样的生活》（2008）为代表。对深不可测的人性始终保持一颗既敬畏又好奇之心，敢于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始终一贯地去接近、窥探人性，这应该说是一个作家应有的一项重要品质。
四
作为大学教授，布林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不仅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能给人一种新的历史感，而且由于教学之需，他对小说的语言和叙事形式也更多地从小说这一体裁的历史沿革角度来加以探讨。于是，小说语言的游戏性、小说对语言和叙事的自我意识等后现代文学理论话题，在布林克的批评著作中也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比较明显而集中地表现在《如何阅读小说：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这部著作中。
探讨语言的自身叙事功能和特性，一般被认为是具有实验性质的现代、后现代小说的一大特征，但布林克认为这一特征绝非为现代、后现代小说所独有。在布林克看来，小说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具有实验性质，而探索、挖掘语言的叙事性始终是小说这一体裁的首要任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林克认为，所谓后现代小说不仅不反传统，恰恰相反，在语言、形式、技巧等方面，更多地是在继承、弘扬传统。这就是布林克在《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中所力图表达的主要理论观点。
为阐明上述观点，布林克选取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西方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十五部，对这些作品的语言运用和叙事策略作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他说自己选择作品的标准有二：一是个人比较喜爱，二是能够说明问题。布林克本人在本书导论部分的结尾有一段话，颇能说明他的选择标准，现抄录如下：
若问严肃的文学读者，突显语言的后现代小说产生之前，重要的英文小说都有哪些？他们大概都会首先想到斯特恩和乔伊斯，其次是詹姆斯和伍尔夫等人的作品。但是，正是由于这类选择太过司空见惯，因此，（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对这几位作家的作品还是不予处理。作出这样的决定并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是从本书研究的性质来看，还是研究一下语言地位乍看不那么明显的小说文本，要更为有意义一些。我想，若是篇幅允许可能会更好，那样的话，我本可以更为从容地讨论更多的19世纪的小说，特别是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小说。但是，我认为，阅读奥斯丁、福楼拜和艾略特的作品，对于重读狄更斯、萨克雷、梅瑞迪斯、哈代、巴尔扎克、左拉、乔治·桑以及勃朗特姐妹等人的作品，还是有指导意义的。即使在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你也找不到一部作品可以让你说其中的语言就像传说般的透明，仿佛是一幅画中的窗户，读者的视线可以由此任意逍遥，一无遮挡，看透故事所织就的风景背后的意义。恰恰相反，他们的作品中，对语言媒介的自我意识往往给读者提供令人惊异的新发现，挑战着读者的智力。
布林克正是想“研究一下语言地位乍看不那么明显的小说文本”，并以此研究为各别个案，来凸现语言与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对十五部小说作个案分析中，布林克旁征博引，对许多20世纪西方重要思想家、文论家的观点都有比较精到的引证和阐析。海德格尔、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福柯、拉康、巴特、德里达、巴赫金等人有关语言的理论思想，都被布林克加以消化吸收，恰到好处地用来阐述自己对小说的语言和叙事的整体看法。布林克曾经说：“我这个人读书贪多务得，而教书这一职业使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使我读书有了一种方向感。使我不得不细心思考所读的东西，并将思考所得写进自己的作品、著作里。我强迫自己使自己思考所得的东西有条理，由此获益匪浅。因此，我写作时，一向三思而后行，总是推敲来推敲去。”布林克的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真实可信的，这从目前这部严谨的小说批评著作中也是可以清楚看得出来的。书后所附参考书目长达十多页，而其中所列每一部著作都是布林克研究过程中实际参看、征引过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布林克不仅是一位写有近三十部小说的国际知名作家，更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文学教授。
阅读本书不仅能使我们对书中所讨论到的十五部作品的艺术特质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更能使我们从中学到一种细致的小说分析方法。当然，布林克精通多国文字，故能深入所论每一部小说的语言肌理，将原著与译本加以对照，指陈译本的讹、舛、误、夺之处，这大概是一般人所学不来的，他表现在书中的渊博学识也非常人所及。特别是书中的有关结论，由于涉及哲学理论，特别是语言哲学之处较多，因此，若无相关基础知识和理论素养，读这本书恐怕会遇到一定困难。但这不是布林克的目的，他著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正如本书导论的最后一句话所言：
在当今的时代，连快感都成了学术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不管我的研究学术味有多么浓，我都希望把小说阅读经验中的真正快感，透过本书的有关章节，部分地传达给读者。
五
最后，将本书的翻译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参加本书初稿翻译的有（以所译章节先后为序）：汪洪章、任战、罗瑜、耿秀萍、钟志华、荣慧、吉磊、陈缘梅、秦琴、陈志英、丁妍、柏栎、彭薇、张琳敏、陈希珠、曲春燕、赵舒静、向丁丁、张楠、武泽明、宋梅。翻译缘起于我所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欧美小说艺术研究，时间是2004年秋季，修读课程的学员有复旦外文学院英文专业研究生和部分高校英语教师班的学员，另外还有两位分别是复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当时我们将布林克这本书的英文原本用作主要教材，此外，布林克在书中讨论到的十五部作品也都要求学员尽可能每周阅读一部（以前读过的，要求带着问题重读），英语国家的作品要求读原著，非英语国家的作品可以读布林克讨论到的英译本，也可以读质量较好的汉译本。课堂上的作品讨论则结合布林克的有关小说语言和叙事的论述而展开。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同学们学得都很认真，课堂讨论也很热烈，发表的各自观点虽不一定都很成熟，但毕竟把他们自己阅读作品时的体会说了出来，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布林克小说批评思想的不同理解。我本人也从这门课程的教学中获益匪浅。为使学生们能深入理解布林克这部著作的有关章节，当时我要求他们除导论（由我自译）外自选一章，将其试译为汉语（可两人合译一章），作为课程的期中作业提交给我，同时要求他们撰写课程期末论文时，也能针对所译章节涉及的具体作品和相关小说理论批评问题来命题。我在阅读同学们作为期中作业提交的译文时发现，由于各人的学历背景和英语理解及汉语表达水平不一，同学们的译文质量也颇为参差。有两三位同学在学期间曾独立发表过一部甚至两部译著，翻译经验较为丰富，因此提交的有关章节译文质量较好，此次出版前我基本未作较大改动；而不少同学的译文由于对布林克英文原文的理解误差较大，加上汉语表述不够通畅、精准，所以做了较大规模的校订；也有不少同学的译文在英文理解和汉语表达上都存在太多、太大的问题，校订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此次出版前只好由我另起炉灶，重新翻译。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校订、重译这本书虽曾占去我的不少时间，但由于个人英、汉语修养及小说理论水平都很有限，译文中一定还存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汪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