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慢慢开放。台湾禁书的主流是党外杂志，从《自由中国》《文星》，一直到《美丽岛》《八十年代》，终于迎来第三波高潮。各个党外派系纷纷推出自己的机关刊物，宣扬理念。那时候，党外杂志的水平相当高，而且内容非常有趣，不仅仅是抗议而已，有时候会有一些介绍劳工、社会主义等左派思想的文章，也有很多是老外省人研究蒋家和国民党历史的一些内容。而有党外杂志，自然也有很多为了反制党外人士言行的“反党外杂志”，至于是谁支持的，就心照不宣了。另外还有些根本就是报道政坛内幕小道消息的劣质捞钱杂志。天降大雨一样“哗”一下来了，百花齐放，当局有点措手不及，抓不胜抓，这段时间，可说是警备总部最忙碌的时期，要一直到解严之后才稍稍平静。
我第一次看到所谓的党外杂志，是在家里的抽屉瞄到的。我一页一页翻，既震惊又痛苦，“政府”那么好，党外这些人太坏了，专门攻击“蒋总统”。我真的无法相信爸爸居然会去看这种反政府的东西，那时候有种人生观就要崩塌，却又还没崩塌的感觉，那种剧烈冲击只有一直到国中第一次看到色情书刊才可比拟。可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没隔多久，我就已经帮忙去书店买党外杂志了。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他说自己小时候帮忙买党外杂志的经历：他都先跟老板偷偷说要“那个杂志”，这时候老板会很例行地问：“你知道小朋友不能看吧！”默默地点点头，老板不从玲琅满目的杂志中找出来，反而从柜台书桌下面拿出一个已经用牛皮纸袋装好的杂志递过来。可是，因为怕人看到，所以不能单买杂志，还要搭配一下其他东西，这时就可以趁机用爸爸的钱来买些彩色画册。为什么要小孩子去买呢？因为不太会被注意，小孩子也乐意去买。听完之后，大家赫然发现，小时候好像都有这样被“利用”过的经验。
当年查禁党外杂志的项目叫“春风”，那时候，很多事警总已经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了，可编辑们还是要跟警总玩捉迷藏，搞得好像是阿富汗山里的塔利班分子一样。每一期，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印，连社长都不知道，整个杂志社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负责监印的人。各地的印刷厂都有代号，每个电话号码都是代号，只有监印的人看得懂，知道那代表些什么，好像在演谍战片，神秘得很。
依照出版法，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一本书要等装订好后才算正式出版，这样才可以查禁。所以警总的人常常就守在印刷厂门口，书一装订好，就可以查扣。而为了反制警总，党外杂志送印时，也会派人到印刷厂“监印”，其实就是“护镖”，警总来查扣杂志时，双方常演出拉扯推挤叫骂对峙的场面，印刷厂变PK场，双方都在抢书。
有些比较“敢”的警总人员，就干脆便衣行动，直接冲进印刷厂，抢走未装订好的杂志、样板和底稿，所以印刷厂也会多准备几套版，如果这个厂的版被抢走了，还有其他印刷厂正在秘密地印着，这样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又或者警匪片看得太多了，记好车牌，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飞车拦截，搞得党外杂志也要利用当时台湾盛行的高速公路黑车来送书。
那时候的党外杂志社门口，几乎都有一个用来烧金纸的桶子，那可不是祈求平安用的，而是专门烧作者底稿用的。这些邀稿常都大有来头，报社记者肯定都知道很多内幕，可是外面报纸又不给登，于是就有不少记者在外面写稿子，他们不想曝光，所以有的用笔名，为了不让他们的真名和笔迹被认出来，因此要把底稿烧毁。还有那些印刷厂，印这些党外杂志常常会被查扣，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老板其实也是支持党外的人士，有理想才能这样搞。
毕竟警总人力也没办法一直负荷这越来越多的杂志，在多次交手后，两方也有一定的默契存在。常常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私底下，其他厂继续印，他们就不管，有时候双方也会谈判讲条件，各退一步，抽掉所谓“涉嫌煽动叛乱”的“不妥”词句，或者说，如果预定发行1万本，通常会多印1000本给警总人员查扣。他们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好。因为不打不相识，偶尔还会出现与警总人员混熟，双方在动手前先敬烟，聊聊近况，展现出很有爱的温馨场面。咳！你说做一个鹰犬容易吗？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鹰犬，还要会街头干架，真是吃力不讨好，慢慢地，查禁工作就交给地方警察去做。对于警察来说，抓杂志又不是他们的本职，还不如去抓嫖娼简单，如此这般，警察在执行这些工作时，常有些阳奉阴违。
这专案名称取得也真够好了，“春风”，真是春风吹又生，党外杂志就在不断被禁又不断借壳还魂的状态中循环出现。
基本上党外杂志从印刷到发行的流程，都跟当时不合法的黄色书刊差不多，这种猫捉老鼠的行动，一直持续到解严后几年。小的时候偷偷卖党外杂志的书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摆得琳琅满目，我那时问老板卖得如何，他只摇摇头苦笑：“唉……不比以前偷偷卖。”再过几年，政论性杂志也越来越少。现在台湾政论性杂志，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大概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去了。
那十年，对于台湾人来说是难忘的回忆，当初办杂志的人，有人仕途平步青云，也有人下海经商致富，当然也有人不得意，遂回家种田。还有一种人，为了坚持理念，生命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解严前后，也是两岸终于开始有接触的时候，对于大陆出版的书籍，借着学校学术交流研究需要之名进口，警总对这种事也已经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很多在台湾上学的香港学生也专做这种掮客的生意，赚些零用钱花花。在大学图书馆里，以前大陆书跟禁书都会在“限阅”区，也慢慢都移到一般分类里，本科生、研究生书架上有几本大陆出版的学术书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1991年5月初的某天清晨5点，在台湾清华大学，调查局人员趁着天刚亮，突破校园的层层保安机制，直接闯进学生宿舍押走了一位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清晨时分，宿舍灯光突然大作，风声鹤唳又鸡飞狗跳，吓坏所有研究生宿舍里书架上有大陆书的学生，藏的藏，收的收，还有很多人干脆直接把书往窗外丢，白花花的纸片像雪一样落地，学校的气氛变得严肃紧张。过了两天才知道，这次行动不是针对大陆书的，那这就还说得过去，要是学生手上有大陆学术书就被抓的话，那全台湾文史科系都可以关门大吉了。
原来调查局认为这位历史研究生参加叛乱组织，手上会有叛乱书籍，所以就决定抓他。这次偶发事件，却意外引爆了轰轰烈烈的“废除刑法一百条（思想叛乱罪）运动”（详见61页），这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最后一道槛。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