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明星艺人不仅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受到年轻追星族的热烈追捧。然而在封建社会，艺人的地位却低贱得可怜。人们绝不容许他们与上流社会的人结成婚姻。于是便有了千千万万类似杨月楼这样的冤案。
名伶杨月楼
杨月楼（1844～1890）是清朝末年著名的京剧演员。他名叫久昌，派名久先，字月楼，安徽怀宁人。杨月楼的父亲杨基旺是一位卖艺拳师。清咸丰年间，年幼的杨月楼随父到北京天桥卖艺，并在北忠恕堂拜徽剧名角张二奎为师，学习武生。在张二奎的众多弟子中，杨月楼排行第二，与陆玉凤、沈玉莲、俞玉笙（俞菊笙）同门。后来，杨月楼随剧班到上海搭班演出，隶属于丹桂园，出演了《安天会》等猴戏。表演时，他动作灵活如猴，有“杨猴子”之称。后来他回 到北京春台班演出，清光绪二年（1876）又到上海开鹤鸣园。不久，他回到北京，在三庆班演出，得到了“京剧鼻祖”程长庚的器重。清光绪八年（1882），程长庚临终前将三庆班托付给杨月楼。杨月楼接掌三庆班之后，曾为慈禧太后演出，盛名享誉京、沪。杨月楼嗓音洪亮，唱、念讲究字韵，在宗奎派（张二奎）基础上，又兼具程派（程长庚）、余派（余三胜）两派之长。文武皆能，猴戏尤被赞赏，有“美猴王”之誉。并以武戏文唱著名，形成“老杨派”的艺术风格。清光绪十四年（1888），他进入宫廷升平署，为皇亲国戚演出，他还担任精忠庙首，兼领三庆班。他在春台班直至去世，兼领三庆班近10年之久。他文武兼长，尤以演孙悟空出色，擅长《芭蕉扇》、《五花洞》、《蟠桃会》、《长坂坡》等戏。从杨月楼的生平来看，他在艺术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就在他的艺术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卷入了一场案子，遭受到人生最大的打击。
杨月楼案经过
同治年间，杨月楼在上海租界的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令沪上男女为之倾倒。他们不看一般的京调，只看杨月楼表演。同治十二年（1873）冬天，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对广东来的韦姓母女连着看了三天他的演出。这位17岁的韦姓少女名叫阿宝，对杨月楼由痴迷产生了爱慕。当她回到广东后，就写了一封信，向杨月楼表达了思慕之情，并打算与他订立婚约。她将这封信连同年庚帖一并派人交给了杨月楼，约他相见。杨月楼对这件事有些疑惑，也有些害怕，不敢赴约。这名少女备受相思之苦，竟一病不起。由于少女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经商，所以母亲便顺从女儿的意愿，将此事告知杨月楼。杨月楼这才相信，并前往与少女相见。双方请了媒人，订下婚书。杨月楼还送去聘礼，开始准备婚事。
可是，偏偏在这时，韦女的叔父得知了此事，他以良贱不能通婚的礼法对这件婚事强加阻挠。无奈之下，韦女的母亲找到杨月楼，他们秘密商议仿照上海民间的旧俗，进行“抢亲”。韦女的叔父认为抢亲就是拐卖、盗窃，于是把杨月楼告上了衙门。就在杨月楼在上海的新房里举行婚礼的当天，上海县衙的差役和巡捕突然闯到，把杨月楼、韦女以及陪嫁的七箱衣物、首饰押解公堂。这一事件引来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沿途观看。凑巧的是，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也是广东人，因此他更加痛恶杨月楼，在公堂之上对杨月楼施以敲打胫骨150下的重刑。而韦女则更显得坚决，她不仅没有反悔之意，还自称“嫁鸡随鸡”，对杨月楼绝没有异心，也遭到了掌嘴200下的重罚。随后，杨、韦二人被关押起来，等待韦女的父亲回来之后再行判决。
良贱不婚的礼法
一位如此有名的优伶竟然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这场良贱通婚的案件很快就被传遍了街巷，舆论轰动，杨月楼也红极一时。那么，当时的人们究竟怎样看待杨月楼的婚姻呢？韦女的父亲是一位茶商，他通过捐钱买官得了功名，是上层社会有身份的人。而杨月楼被称为戏子、优伶，操持的是一分贱业。他娶良家之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越分之举。韦女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名誉，私下向优伶请婚，也是违礼之事。总之都是违背了通行的“良贱有别”的道德礼法。“良贱不婚”这一封建社会正统礼法准则，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所以，此案一经发生，一般的议论都是对杨月楼和韦女采取否定的态度，甚至有许多人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辱骂性的议论。上海的《申报》报道当时人们议论用的是“不堪入耳”这个词。
该报的主笔，在事发之初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也是习惯性地从道德礼义观念出发，附和传闻，顺乎成说，对杨月楼和韦女多有贬斥之词。在案件审理的初期，《申报》所刊登的关于此案的报道用了“杨月楼诱拐逃案发”、“拐犯杨月楼送县”的标题，正文中也多有“拐盗”、“诱人闺阃”、“恶贯满盈”等带有污蔑色彩的词句。无论是出自自身利益考虑的韦氏乡党，还是以维持风化自任的上层社会名流，都是顺着这一思路，以“良贱之别”的传统身份观念和道德礼法为最高准则，对杨月楼和韦女的行为给予完全否定和道德谴责。为了维护道德礼法，他们主张对杨月楼从重惩罚。
同情的声音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采取敌视的态度。同情派认为杨月楼和韦女是受了母亲之命，请了媒人，具备婚书和聘礼的，一切程序符合明媒正娶，因此是合法的。而至于违反“良贱不婚”的责任，则应由主持婚姻的家长——韦母承担。此外，同情派还强调了人情天性，来辩驳重惩派所讲的道德礼法，因为肯定人性也属于传统的观念。孟子说：“食色，性也。”一名优伶，忽然有人将美人许配给自己，如果不愿意，难道不违反人情吗？他们对于韦女不顾身份而执意嫁给杨月楼，并在公堂上喊出“嫁鸡随鸡”、“誓不再嫁”的行为给予了赞赏，称赞她能不嫌弃所爱之人的微贱身份，愿同生共死，气节很高。
重惩派与同情派的争论
围绕杨月楼一案，重惩派与同情派在《申报》上展开了近一个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愈争愈烈。《申报》主笔一改初期反对杨月楼的姿态，转为同情派的代表。他们写的文章锋芒直指官府，且言辞越来越激烈。由于《申报》发行广，影响大，造成了很大声势。上海地方官恼怒，对《申报》发出威胁。为避免事态扩大，《申报》不得不在十二月七日宣布拒绝所有来稿，就此结束了这场笔战。关于杨月楼最后的结局，传说最后出来为他们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此案后经淞江府复讯，仍维持上海知县所定的“拐盗”之罪，杨月楼被判充军，韦女则被遣送善堂，重新择偶许配。多年以后，杨月楼忧愤地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