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
商鞅的大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认识的,他当时是被推崇备至的大法家。
商鞅倡导的秦国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成功的改革。
改革是用专制强权推行的,且以强化专制为目的。在近现代,也有许多专制体制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在经济、军事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商鞅变法成功的经验,我看有三条:
第一,决策高度集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明君贤臣包揽一切。商鞅讲“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一句话打动了他的老板和后来所有的老板。变法或改革,都是少数人倡导,少数人主导,走的是精英路线。这样的变法不能简单地谓之脱离群众,变法和改革是不是大众参与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大众在改革中有没有受益。商鞅的变法一开始并没有宣传“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的诉求是富国强兵,也可以讲走的是军国主义路线。但是,秦国人民的利益和统治者富国强兵的诉求客观上是一致的,所以,人民自然地也参与和推动了变法,也分享了变法的成果,所谓“可与乐成”。
第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奖励军功。这一政策迅速使秦国转型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现在“大国崛起”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所有的所谓崛起,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领先的社会制度相混合而成的。秦国变法,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青铜时代行将结束,铁器时代即将到来。铁器让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也让战争的效率提高,这是形成统一大帝国的重要因素,就像电报轮船带来殖民时代,飞机和计算机带来全球化时代一样。这种技术的革命是悄悄发生的,谁主动变革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去迎接革命,谁就走在时代的前列。秦国主动迎接了这个时代。
商鞅就是那个时代先知先觉的伟大人物。魏惠王与他失之交臂,而秦孝公得到了商鞅,举国而听之,就等于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奖励军功,其实就是激励更多的民众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让“身份贵族”没落,让军功贵族崛起,利益迅速地重新再作调整,社会内部积蓄的力量被有序地利用和疏导。所谓“身份贵族”其实也是军功贵族的后代,祖上陪着帝王打天下,后代坐享荣华富贵,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这些既有的贵族,是不愿意他人染指自己的既得利益的。
中国的历史就是痞子造反变成贵族,贵族没落变成痞子的历史。
用扩张的土地奖励军功,形成了惠而不费的良性循环机制,吸引了其他诸侯国的“智勇辨力”之士,秦国以制度变革迎接了生产力、技术的变革,集聚了人才,于是强盛。
商鞅变法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都有深入的触及。“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其实已经是在实行郡县制度,同时“废井田,开阡陌”,相当于进行了土地改革,“更为赋税法”是改革税法……这些政策都激励了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和出征打仗的积极性。
第三,改革要成功,必须恪守信用。因为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对于民众来说,许多利益是在改革开始后,甚至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才能体现出来,这个利益是期票,就要用信用来保障。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用了一个非常娱乐化的方式: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宣称只要有能扛到北门者,给予十金,这么便宜的事没人信,于是奖金升到五十金,终于有一人可能是抱着被戏弄也无所谓的心态试了一下。一试,五十金到手了,于是,改革的法令被认真地执行了。
商鞅是伟大的策划师,也是一个超级大忽悠,他创意的这个方式,非常有利于老百姓口碑传播,秦国改革的信用以最低的成本建立起来了。
连一向保守的司马光在写完这段历史后,也禁不住赞道:“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