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蓄意挑衅，引起两国战争，中国战败，而于二十一年（1895）三月由李鸿章在日本签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刺激全国人心。条约中订明“日人在中国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此条即将攫取中国工业命脉，中国势将丧失利权。
远在内陆穷省之陕西，虽在偏僻之地，亦备受威胁，利源虽薄，亦难保不被侵夺。陕西农产不丰，惟靠杂粮棉花尚为民间依恃利源。而今日本要在中国口岸制造工艺，其中必以纺织为大宗，势将廉价倾销，足以夺取手工妇工命源，自是严重威胁。对于维护地方利权，陕西官绅反应疾速而强烈。自地方绅士启念，想出筹措资金，创办机器织布局的构想。起始发议于陕西举人邢廷荚、成安，生员孙澄海、张象咏等人，联名呈报陕西巡抚张汝梅、学政赵惟熙，申陈鸠集股分，合资二十万两，计在省城开创机器织布局，聘雇洋匠开工生产洋布，可以直接采用当地棉花，以期价廉省费，足以抵制洋布倾销。在此同时于织布局近处设立格致实学书院，招收生徒，研习西学、天文、历算、格致、重学、化学等科目，以为熟习机器基础。其禀呈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为陕西巡抚张汝梅、学政赵惟熙联名奏报朝廷，并奉到谕旨允准。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辑，下册，1986年6月印，页357—360。
此议之原创启念，出于举人邢廷荚等人之禀呈，兹引举其原始论旨：（拟）自行鸠股，创设织布机器局，于格致实学书院之侧，购置机器，招募外洋名匠以董其事。则既可以收利权而资民用，而士子等学习制造汽机各事，即可借此为入门之径。是机局为书院之本根，书院即机器之羽翼。《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页360。
邢廷荚等人禀呈，既经陕西巡抚张汝梅奏报朝廷。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上奏，而很快在五月初七日（1896年6月17日）为清廷批准。惟因学政赵惟熙忙于陕省岁科考试，七月后方回西安省城，其时新任巡抚魏光焘到任（光绪二十一年任，由张汝梅暂署）。遂得于二十二年秋后，筹划开建格致实学书院之事。此事原与刘光无关，而经赵惟熙经划，乃选定原味经书院旁侧官地，辟建室号，作为格致实学书院之所。由于刘光久任味经书院山长，遂即商定聘请刘氏兼任山长，具正式定名为“崇实书院”。书院斋舍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建成，并由陕抚魏光焘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7年12月16日）奏陈朝廷。同上，第一辑，下册，页358—359。
刘光在陕西省城，历主泾阳、泾干、味经诸书院，陕士多出其门墙，地方官绅，向多仰重。今当国势阽危，国人醒觉，地方绅民为挽救乡土利权，呈请集股开办机器织布局，亦预计配合新开崇实书院，亦将织布局建置就近，以利学子实习。光承此属命，引为己任，遂亦热心为之奔走辟划，乃分别呈致任官门人，呼吁共襄盛举，虽为贫穷书生，亦以全力呼唤乡人。吾人所采，在其立言志趣，经营用心，自不可以空言求告待之。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经陕西巡抚魏光焘奏明创办机器织布局并兴设崇实书院起，而自此年即为陕西地方因应甲午战争之世变，展开其自救行动，刘光虽以在野之身，而实表现积极、热心奔走，其所呼唤所辟划，自当重视而暴表之。
光绪二十三年陕西地方既有定议，如此穷困之省，醵金设局，实费周章，自然之势，使刘光不能不求告任官之门人，乃即致函时任京宫郎中李岳瑞，与之熟商开办机器织布局之事。起议于防制日本之入侵内地设厂，攫取中国利权。权衡国势，论析缜密。兹举所言：中日和约内，有准运机器在内地制造货物、售卖一节。吾意内地制造等字定指洋布。何也？洋布一项，用机器制造，其利甚丰，而成本不多。东洋线已盛行南省，然运棉花出口，运线入口，尚有关税运脚，尚获利息。若在中国制造，无关税运脚，岂不更获利益？乃不曰通商口岸，而曰内地，盖通商口岸多近水际，其利已为西人所据，彼自知不能与之争，而上海、天津、湖北，中国已自设机器织布，余利未尽为外人所夺者，惟湖南、山西及陕甘。陕西近日广出棉花，惟有自设机器织布局，以占先着。拟集股百分，无论官绅商民均准入股，每股一千两，其章程别纸抄寄。此事务须竭力办之。成则于大局甚有关系。请为吾侄言之。布行岁往湖北买布，须银二百余万，洋布又须数百万，是每岁漏银于外者四五百万。此局若成，则陕每岁无四五百万之出，一利也。银既不出，布可自造，运售甘肃，并可及晋、蜀、河南之边，所入必巨，二利也。棉花有销路，其价必涨，于农亦便，三利也。中国人自谋利，故势散而力不敌。今藉此事合之，足开风气，四利也。器，形而下者，苟见其器，虽极巧妙，学之必易。陕人从此可窥机器之妙，五利也。自收利权，可杜外人窥伺，为朝廷留一干净土，六利也。陕中之弊，官绅商素形隔阂，今既同利，自易同心，七利也。官民同心，诸凡富强之策，皆可渐图，八利也。此事办成，有利无害，祈深思远虑，为陕预伏转贫弱为富强之机。则功德无量矣。《烟霞草堂文集》，卷五，页18—19。 若刘光虽是举人出身，一生在乡土任书院山长，未尝有机与闻国家庶政，但遇国家丧乱，则能盱衡世势，度测外力倾挤，实察乡民财力，地利土产，出入会计，外耗漏洞，防堵实力。经营之建策，措施之步骤，均能揆度乡情，勘估实力。以为逐步进展之法。绝无顽冥固陋，坚僻自是之情，应具经世牖民之眼光，即使僻居内陆，而能与时势脉息相通。故其信函所道，俱切实情，不涉大言。
在此进行时期，刘光适有奉到昔日学政柯逢时（光绪十四年陕西学政，为开味经书院时聘刘氏任山长）来信，相论当时国家艰危。刘氏乃有后书，以表所见：中国诸事，俱败于“不朴诚”三字。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手一足所能挽回。意今日当先聠其散涣，合朝野上下，同心同力同财，以图富强。十年之后，或可自保种族。故不避出位之嫌，以购机器织纺，为陕保此利源。而自前岁议办，大声疾呼，应者寥寥。当事初起，原为仿行西法起见。以为今日急务，不在专法西学，而在遍设小学。黜虚文而尚实事，少记诵而多讲求。中国兵、吏、农、工、商均不知学，而国家所以富强者，其事皆此五等人为之。微论士习虚文，无经世之略，既有之，发为条教，而奉而行之者，皆瞢然罔知之人，其能与外洋无人不学者敌乎？来函谓宜先设小学堂一二于珂乡，意在斯乎？《烟霞草堂文集》，卷五，页22。
此函可见出刘氏观点实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士大夫高谈阔论，完全浮言虚矫，高蹈圣哲，空谈仁义，只是自欺欺人。彼此虚文相应，全无实际。不如向下反求诸兵、吏、农、工、商，以为能致国家富强者全在此辈。但在中国，兵、吏、农、工、商俱不知书，怎能与西洋各国絜长较短？因而主张普及下民办小学以启诱之。由根基做起，乃实为谋国入手之道。立旨不免卑微，而笃实可靠，其效可期。这封信应该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所写，是在正月收到头年十一月柯逢时的来信而裁答。在此函中已可看到陕西穷省兴作之艰难，是即招股开办机器织布之事，绅民反应并不热烈，足知集资之不易。
刘光致书官方友人，原有不少政路，呼求指引与协助，若最先与当国重臣张之洞，立为首要请益对象，即为陕省谋划机器织布，亦是密集寻求协助者。惟经光绪二十二年倡议诸人努力奔走，至二十四年初，与柯逢时信中已透露出响应者寥寥。大约应在光绪二十四年初致书乡人门生中最高位京官刑部左侍郎赵舒翘。以信中口气称赵氏为弟，应是保持师生关系。惟刘氏在科名上得举人反而晚过赵舒翘之中进士（同治十三年进士）。当甲午战争爆发之时，赵舒翘已是浙江布政使，不久晋升江苏巡抚。随之又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调京任刑部左侍郎。至二十四年八月又升为刑部尚书。一般推测，就刘氏信文语气，其信函当发于光绪二十三年冬间，表达最高期望，尚可见出同时京官的努力奔走，绝非纸上谈兵。
去岁中日和后，兄日夜徬徨，寝食俱废。日一小国且得志于中国，西洋各国，其谁不生心？而吾乡官场泄沓如故。赵芝山学使（赵惟熙）谓发愤图强当自振兴人才始。乃以变通文武试入告，留中不发。兄乃以集股购机器织布，汇设书院藉求西学。遍告同乡官绅，均以为可。惟与弟函未达，近已入奏准办。而集股为难。又议借款先办，陆续归还，李岳瑞、宋子钝在京师议借豫丰泰银号银二十万两。诸事俱定，须人作保。兄以函求员梧冈，倘能答应，此事即成。已定七月初三日使人来鄂来沪，并到节下面受方略。此事办成，其利甚大，此即兄所以助弟也。何则？陕之商务以布为大宗，岁获银四五百万，近不及百万，皆为洋布所夺，今自织布，保全利源，一也。中国人心涣散，藉合股联之，同财必易同心，二也。与西国战必须精利器械，亲见织布之汽机，其他制造，必易推测，三也。事成获利，用以购电化各学之器，自习制造，四也。中国人才不如外洋者，非吾圣人之教不如彼也。中国尚虚文，外洋重实事，虚不如实，故逊于外洋也。今以士子研求机器，矫虚文空谈之弊，五也。机器若成，调入学习者皆以敌国外患近在眉睫，当卧薪尝胆，思保种类，则预养战士之气，六也。保此利源，以养人才，一旦有事，义兵义饷不劳再集，七也。故以他日兄以一身助弟，何如以全陕之人才财力助吾弟；以全陕之人才助吾弟于他日，必今日弟先为吾陕保财力养人才。此集股购器织布一事，所以重有望于吾弟也。《烟霞草堂文集》，卷五，页24—25。
刘氏此信之外，尚有续函致赵舒翘，亦并反复与赵惟熙通函，商计筹办陕省机器织布办法，用心至深，喁望亦切，一穷儒出头张罗，为陕民利源谋保障与开发。然虽热心奔走，集股终乏来者，此宗借款最后亦未成功。陕局之困，陕力之薄，已至捉襟见肘。加上不久遭遇戊戌政变，一切新机，俱被斲丧。戊戌新政之挫败，不但断送谋求富强之路，同时更葬送清政权仅有的挽救危运之时机，除光绪皇帝有真正醒觉外，其他满人权贵真是在昏梦中。
四、自格致实学入手因应变局
前节已论及陕西内陆贫穷省份官绅学子之承受甲午战败冲击，痛悟国势阽危，以救亡之识，谋地方自保。绵薄之力，而于经营机器织布，挽利源侵蚀，千难万难，绌于赀财，喁望自救，如同画饼。不免令人惋叹忧心。惟以地方官学政赵惟熙（字芝山）的悉心筹计之下，乃自地方教育入手，先培训专门人才，即可为国为地方效力。赵惟熙自是深具远见，其措施方术，实优先于他省。
我近代史家同道，向时之熟论近代学制滥觞，必自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推为开先前导，自无异议。惟时代推移，进而承重大外力冲击，激发国人醒觉，思潮奔放，汇为新知之渴求，西学之引进，仍循教育之路，则自甲午战败刺激，使全国产生巨大震荡，与官绅积极行动，则创学会与办学堂只形成重要风气。世之前论，史家莫不看重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在省城创办之时务学堂为先驱，并亦延聘梁启超为总教习。似此史案，已成学者共识。今本文析论陕省之开新行动，则可修订故说，而举刘光与学政赵惟熙于光绪二十一年之春（1895），已在刘氏主持之味经书院附开“时务斋”以为倡导。由于资金不足，先设“时务斋”，以首录生员四十人受教，以备将来另创“格致实学书院”。
甲、时务斋
创议在陕省味经书院附开一个时务斋，自是陕西学政赵惟熙的构想，自然须由赵氏筹得一些膏火与奖金，为量非巨，可即时开办。在赵氏宗旨乃在正式创设一所“格致实学书院”，这个时务斋只是开首预备。此情可见之于刘光给味经诸生告谕：学使（赵惟熙）创设时务斋，为他日格致实学书院之本。欲选诸生肄习其中，以四十名为限。斋以时务为名，诸生必关心时务，讨论经史，期于坐言起行，可获实用。今日世界，已合五大洲为一大战国，世变为汉唐以来所未有。即救变之材，其学问必不能尽循汉唐以来之成迹。《烟霞草堂文集》，卷八，页17—18。
刘光分时务斋画分所学有经学、史学、经济、考据、艺学五门。学员各自专选一门，但刘光另有谕示，规定但凡能入时务斋，每人均须深研算学，定为共具基础。刘氏谕示指出：斋名时务，自治身心，正救时之本原，留心天下国家，尤救时之急务也。既而思之，今天下之患，不患文词之不正，而患政事之不修。儒生既未与天下国家事，而其所以治身心者，不外古之六艺。六艺当指礼、乐、射、御、书、数。同上，卷八，页18。
刘光除了三度示谕味经书院诸生，亦同时详拟创设时务斋章程，再三阐明立斋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