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自一八四九年到上海工作，就是受聘于英国教士麦都思，在墨海书馆担任“校理秘文”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 Press）担任工作，就其与亲友书信以至行文叙及，多谓佣书上海或墨海。惟日记中亦有多处提及日常到墨海之事。兹举王氏手稿：《茗芗寮日记》（又名《瀛壖杂记》），咸丰二年六月三日（1852年7月19日）所记云：“清晨，至墨海馆中校理秘文。”。而更确定之实际工作，应为当时校订中文译本《圣经》之刊印，已如前述。这套《圣经》之翻译，同时由五六位教士，受委托从事，而麦都思只是集稿人，故推测其翻译工作，未必全出于王韬一人之协助。早期在墨海书馆担任工作的人，其犹可考者，尚有浙人费廷培，死于咸丰二年十月《瀛壖杂记》（手稿本），咸丰二年十月二十日记：“往北关唁廷培之丧，送重槥至四明会馆。廷培姓费，在墨海为最久。”又，关于“代表本”《圣经》的翻译，工作创始于1847年，《新约全书》为：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等人所合译。《旧约全书》为：文惠廉、麦都思、裨治文、施敦力约翰、美魏茶、淑未士（Jehu Lewis Shuck）等人所合译。参见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i，1867），p.35．。但是中文《圣经·新约》之译成，在1850年，《旧约》之译成，在1853年。《新约》之印刷出版在1852年，《旧约》之印刷出版在1854年，适均在王韬受聘于墨海期间。王韬以秀才身份，在当时工作人中，自为翘楚，其为中文《圣经》之译校与出版，当必负重要任务，乃可断言Paul A. Cohen（柯保安），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74）， pp. 21-22．。此种中文《圣经》译本，号称为“代表本”（Delegates Version），或“委办本”，在当时基督教传播工作上是最通行的版本，不到十年光景（至1859），就发行到十一版。而其持续发行，一直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0年代）同上，页22…
在翻译校印《圣经》工作之外，王韬自咸丰五年（1855）起，又承担中文译本《赞美圣诗》的修订，他使得圣诗更达到中国诗韵的优美，悦耳动听同上，页23…
自1849年以降，王韬在墨海从事基督教文字译校工作，接触频繁，濡染日深，自必有所解悟。至于何时倾心闻教，何时真正皈依，自是有意义之问题。世传王氏刊行之著述，甚难追寻踪迹。惟其早年手稿，留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丰五年（1855）之日记，收为《蘅华馆杂录》六册，则可略见痕迹，至堪珍视。在此数年间之日记，时断时续，而道光三十年（1850）及咸丰元年（1851）者则全年缺略。惟可注意者，自咸丰三年（1853）六月至咸丰五年（1855）二月，其有听讲圣道之记载共十四次。偶而并记领受“主餐”之事。显然可见，大抵逢星期日即礼拜听道，足以考见王韬从教活动之痕迹王韬手稿日记：《沪城闻见录》：
咸丰三年六月：“应雨畊名龙田，直隶人，籍本浙江金华府。六月初旬从海外来，持其居停威君（Thomas Francis Wade）札，谒见麦公（都思），谓将入教，服膺耶稣。嗣是每日来读圣书。正斋亦来合并。麦公为之讲解，娓娓不倦。”
《蘅华馆日记》：
咸丰四年八月初十日：“晨至会堂听英人说法，讲者操彼处土音，不甚可辨。”
八月二十四日：“是日赋闲，至医院聘英人说法，受主餐。”
九月初八日：“晚往洪容斋所读《圣经》一章。”
九月十五日：“是日礼拜，予至会堂受晚餐。”
九月二十九日：“是日礼拜，至会堂听英人说法。”
十月初七日：“至礼拜堂听麦牧师讲解圣书。”
十一月十二日：“至医院听书。”
十一月十九日：“礼拜，至讲堂听讲圣书。”
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午后入城，听英人说法。”
二月初一日：“是日礼拜，至五老峰听英人讲解圣书。”
二月八日：“是日赋闲，至医院听英人讲贯圣书。”
二月十五日：“至会堂受主餐。”
二月二十二日：“是日赋闲，至会堂听圣书。”。
尤有趣味之事迹，则为咸丰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初四日（1854年10月17日—10月25日），王韬伴从麦都思和慕维廉两位牧师，出外至松江府和洞庭山一带，旅行布道。王氏连日均记载其活动，清楚反映基督教在华传教初期的实况。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乡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所散放的圣书，受到热烈的争取，他们布道讲解，乡民亦群集围观，可说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旅行布道。王氏这九天日记，真是弥足珍贵《蘅华馆日记》尝记连日布道情形：咸丰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是日麦、慕二牧师特至云间、洞庭。今予从之往游。于申杪，解缆启行。”
八月二十七日：“清晨微雨，晓雾溟濛，村舍都不可辨。己刻，日色隐隐，渐即开霁。午刻抵闵行镇。维舟上岸，分送圣书。是日风色甚顺，约行百里，薄暮抵松江，不及入城。夕泊泖河口。”
八月二十八日：“申刻至屯邨，从麦、慕二牧师上岸分书，彼都人士，竞来听讲，所携之书，顷刻都尽。暮泊同里。”（转下页）。
至于王韬在从教之外，是否变为一位基督信徒？并在何时承受洗礼？当必为可以追寻的有意义的问题。王氏个人已刊未刊之著述，已无法考知其详，至其亲笔所记，能在教堂领受“主餐”，当为已受浸礼之信徒在礼仪上必然践履之行为。而就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六十一次总会的报告中了解，可知王韬实在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三日（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英文的名单是用王兰卿（Wang Lan-king）三字。当然王韬应为中国早期的基督徒，实无若何可疑（接上页）九月一日：“是日礼拜，麦、慕二牧师登岸讲书。予同坤官游山。”
九月二日：“晓即解缆，午后至吴江城外，人来聚观者不少；东西两岸如堵墙。舟行吴江塘，处州兵丁，沿途询察。申刻，至平望分送书籍。有宁波人到舟来谒，能效英语，自言旧岁二月，领勇来此。夜泊平家塔，饭后麦、慕登岸散步，同村人闲话，此乡人情，亦颇不恶。”
九月三日：“舟行如驶，风帆十幅，竟抵茸城（即松江）。申杪从南门入，至普照禅寺讲书，是夜刚值潮退，舟顺潮而下，至闵行镇始泊。”
九月四日：“顺风扬帆，直抵黄浦，波浪奔越，舟甚颠倒，余觉头晕目眩，不能起立矣。己刻至上海，芷卿（利贞）舍弟从生田来已四日矣。”
①Paul A. 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pp.20-282.。
王韬大致久居上海，偶有返里之行，也为时很短。在上海生活活动，不外为墨海书馆担任译校工作。在此环境之下，除了华人同事，日常交契颇深。而其时上海教会中人，亦往往多所接触。虽未必全为交好，但当有少数彼此熟识。其中关系王氏来沪关键最大者，则为英国麦都思教士麦都思，乃汉泽正名。又有华名曰华陀，字显理。1796年生，1856年逝…麦氏为王韬长期居停主人，直至咸丰六年（1856）八月回国之后故世。王韬对他悼惜感念很深《弢园尺牍》，卷三，页8，《寄应雨耕（名龙田）书》：“丙辰（咸丰六年）秋间以张君至粤之便，曾附一书，不识可作殷洪乔故事否。嗣患足疾，门不出，遍谒良医，罔能奏效，药饵所费，箱箧一空，跬步之地，不能自主。几无复有生人之乐。丁己（咸丰七年）四月，养疴返里，不遇折肱之良技，将作凿齿之半人。自分槁饿穷乡，沦落朽壤，九死余生，无所冀望。然白发高堂，红颜弱妇，皆今生未了之缘也。况复米珠薪桂，家食殊艰。不得已重来沪上，作旧生活，幸遇西医合信，特出良剂，冶此顽疴，数月之后，霍然若失。殆天犹未欲死我欤。居停麦君，于丙辰（咸丰六年）八月返国，冬尽得抵伦敦，至仅三日，溘焉而逝。闻信骇悼，潸然出涕，此海外一知己也。衔悲刻骨，抱痛铭肌，精契所在，存没无间，人琴之感，幽显回殊。”。
麦都思之外，王韬与英国慕维廉牧师亦早有相识。并随同他二人旅行布道。其在墨海书馆，亦颇受慕氏关照，王韬日记手稿，并有提及《蘅华馆日记》（手稿本）：咸丰五年三月十一日：“是日慕牧师（William Muirhead）馈予庐橘一枚，礼意殷优。”。
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除与麦、慕两牧师为契友外，其文字姻缘之关系最深者，则有艾约瑟（艾约瑟又名艾迪谨）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二人。两人都长于西方科学。伟烈亚力为李善兰居停主人，两人合译不少历算书籍，李氏固为王韬好友，伟烈关系似觉略逊。而艾约瑟与王氏则关系颇深，观王韬手稿日记，可知在麦都思在上海时，王氏工作已与艾氏有关。麦氏去世之后，王韬即为艾氏工作，二人并在咸丰八年（1858）合译《格致新学提要》。此外在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1861年3月11日），曾随同艾氏访问当时太平军的天京（即南京）。同时并到了汉口，前后为时一月之久《弢园尺牍》，卷七，页16，《与法国儒莲（Stanislas Julien）学士书》：“韬昔至上海，获交于艾君约瑟、伟烈君亚力。继旅香港，获交于理君雅各、湛君约翰（John Chalmers）。此四君子者，皆通达渊博，好学深思之士。时时称述阁下，盛口不置。则阁下之穷经嗜古，壹志潜修，可知矣。”又，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三号，页1—5。引王韬咸丰十一年二月朔日记：“英国牧师艾君迪谨（约瑟）招余同作金陵之游，不获辞。金陵久为贼窟。丙午秋试曾一至，今屈指十六年矣。”又，《能静居日记》，页522，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记：“王兰卿来。兰卿自汉口返，言绕城外有官兵，而黄州已失，武昌方纷纷移徙。伊去时过江宁，曾进城，城中街市繁荣，绝不盘诘。贼渠伪干王之子出见夷酋，意甚畏之云。”。
墨海书馆傍邻，教士们同时亦创设有医院，名为仁济医馆，当时又称为施医院。主持者初为雒颉（即雒魏林，中国官方记录称其人六吉）。后继者有合信（Benjamin Hobson）。王韬与此两人均有来往，尤与合信关系更深。合信为管嗣复居停主人，两人同译西方医书不少。管氏亦王韬好友。咸丰六年王韬患染足，不能行动。七年四月返里治疗，百医无效，金钱用尽，生活艰难。终于再至上海，经合信为其治愈；复行在墨海书馆工作。合信对王韬既有再造之恩，故王氏信札中，每每言及其人《瀛壖杂记》，卷六，页12。又，《弢园尺牍》，卷三，页6，《与郁泰峰书》：“自患足疾，闭门日多，罕与通人名士相接。性本拙懒，不善竿牍，故于当世名公巨卿，不敢妄有攀附，以希获见颜色。即长者之门，亦未敢数数进见，惧渎也。因病坐废，颇得留意诗词。今夏暑归里，息影故庐，殊有闲静之致，尝自嘲云：半人将作习凿齿，恶疾几同庐照邻。遍谒名医，皆成朿手，阮囊钱尽，剩欲鬻书。不得已重来沪上，作旧生活，幸遇西医合信，细加疗治，渐复痊可。然行二三里辄欲小憩，虽难涉远，不致跛行，亦姑听之而已。”。
此外，王韬与西洋教士有显著之来往者，尚有英国牧师戴雅各（James Hudson Taylor）。戴氏后改名戴德生，即为著名的“内地会”（China lnland Mission）创始人。王韬手书日记，曾数度提及与戴氏之来往《蘅华馆日记》：咸丰四年八月十二日：“潘氏（潘研畊）旧宅，近于北城。是日，有红巾（即小刀会）四五十辈至其宅取物，其仆奔告余，予特同英人戴君驱逐之，暮往潘氏室。”
九月二十日：“至牧师戴雅各（James Hudson Taylor）斋中。”
咸丰五年二月十四日：“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桮，交相注易，顿复变色，名曰化学，想系磺强水所制，又出显微镜相视，一发之细，几粗如拇指，皎白有光，呈巧献能，各臻其妙，洵奇观也。”。戴氏之外，又有美魏茶。王韬初至上海，即曾与其人相见。且为从事翻译《圣经》，当必续有接触。美氏之外，又有宋美（George Smith），亦名四美，系英国圣公会驻香港主教。当因公务关系有所接触，自非真正交往情形。王氏手书日记，亦曾提及《蘅华馆日记》：咸丰四年九月十一日：“午后同星垣诣宋美牧师处。”
九月十二日：“晨，同陶星垣诣宋美牧师处。”。
王韬早年在沪，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同治元年（1862），前后约十四年之久。主要工作均在西洋教士之下，从事文字译校，多为基督教义之传布效力，虽不免因谋生活所使，而如此长久居停，实亦恃其忠于工作，当可逆料。至于当时礼拜，听讲道理，多载入日记，当可见其坦言无隐，持信无疑。至于接受洗礼，转为信徒，更可为明证。当然，后世学者议论，吹疵索瘢，不免有所诋讥，实则仍大有辨析余地。此文正面叙述，不欲泛议王氏生平，或可留供好学深思之士，以作参考，俾有所探讨澄清之依据而已。
本文撰著动机，原来出于偶然。而能够写作完成，尤当感谢董挽华小姐。先是在1974年8月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特约吕实强先生撰写王韬的生平与思想。吕先生在准备之中，即嘱我为其阅稿。接着九月间董小姐约我撰一短稿，预计1975年元月内完成交稿。为了准备校阅吕先生之稿，不能不先读一些王韬著作，因此一举两得，就打算在这方面做点拾遗补阙工作。吕先生大著在1974年12月完成，经笔者首先拜读。当吕先生缮清全稿之时，笔者也开始撰写本文。而在全文即将结束之际，吕先生与笔者同时在本月（1975年1月）16日收到美国好友柯保安先生寄赠其新著：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对于王韬的研究，柯保安先生在此方面致力最勤，前后从事十余年之久，最有成就。本文之写作能够参考到柯保安先生之及时寄到之新著，是要表示谢意的。（接上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