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明（1878—1944）是晚清民国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大学教授，但因种种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仅限于介绍其生平、其交友、其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而对他的藏书思想、版本目录学思想、教育思想等涉及不多，更很少有专文或专著研究他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而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在清季民国的藏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私人藏书风气的变迁与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之转移紧密相连，纵览私家藏书的衰落和公共图书馆的兴起这一近代藏书的总趋势。作为第一本系统研究伦明《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的专著，本书（《〈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研究》）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为视角，通过探讨其记载的众多私人藏书家丰富的藏书思想和文化特色，以揭示近代藏书文化和学术传播的互动关系，推动和深化中国近代藏书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弥补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之不足。通读全书，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伦明生活在晚清和民国，尤其是他的知识系统的形成是在清末民初。这是一个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伦明出生之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尤其是清王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再次惨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有了进一步加深。伦明出生之后，西方列强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其中比较大的战争就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每次战争都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这也是一个社会和思想急剧转型的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张灏先生称1895至1927年为中国思想过渡之时代。我在拙著《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一书中，将清末民初概括为“社会的进一步变迁和文化进一步转型”的时期。比如，经济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后，这一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呈现出进一步解体的趋势；政治上，先有戊戌变法，后有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及辛亥革命，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从以前的思想宣传进入到初步实践阶段；文化思想上，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尤其是政治学说开始全面传入中国。以西书翻译为例：1840—1895年间，翻译的西书中70%是自然科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只占30%。那么到了1895—1911年间，翻译西书中的70%是社会科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只占30%，与1895年前比较，正好调了个位置。教育上，新式学堂、学校开始大量出现，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之后。伦明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年代，他自出生之日起，尤其是自他开始读书之日起，便不能不感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影响，感受到社会大转型时代的脉搏跳动。因此，本书第二章“伦明和他生活的时代”，在考察伦明的生平和思想时，特别是考察他的知识系统的形成时，把它与时代的变化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揭示出伦明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原因。这是通读本书后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其名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史学思想，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只是现象，它的背后没有思想，而历史则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比如，他举例说：一场地震可以死掉多少万人，但地震只是自然现象，其中并无思想可言。一场战争也可以死掉多少万人，但战争并不仅仅是现象，它从头至尾还贯穿着人的思想，它是思想的行动，人们发动战争是受思想支配的。又比如，一个人由于自然原因死了，医生只需根据外部的现象就可以判断致死的原因，是死于疾病，还是意外事故？但是布鲁塔斯刺死了凯撒，史学家便不能仅止于断言凯撒是被布鲁塔斯刺死的，还必须追求这一事件背后的思想，包括布鲁塔斯本人的思想，布鲁塔斯为什么要刺杀凯撒，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受某一政治集团的指派？以及凯撒的死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如此等等。所以就此而言，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或现象，还不如说是历史事实或现象背后的思想活动。我们可以对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譬如说他过于夸大了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思想背后的物质力量，但他对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之重要地位的强调，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应该注意和着力解决的问题。本书在研究伦明的生平和《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时，并没有停留在对伦明的藏书活动和撰写《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的一般事实论述上，而是将藏书史研究方法与思想史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挖掘伦明的藏书活动和撰写《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所蕴含的藏书思想和文化内涵，并把它与清季民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变迁相结合，以其活动证思想，又以其思想证活动，从而说明伦明的藏书活动和撰写《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在清季民国藏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通读本书后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象。
刘知几认为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学诚后来又加了一个史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史德列位第一，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所谓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17—20页）而要“忠实”，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真正做到“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有十份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则不说话。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应该是藏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界浮澡之风盛行，一些人不看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就在那里高谈阔论，动辄写出洋洋洒洒少则万字、多则数万字，甚至数十万字的论文或著作来。当然，不看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所发表的高谈阔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相，值得怀疑。与此种现象相反，该书所引用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十分丰富。正因为该书是在占有大量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所得出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就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这是通读本书后给我留下的第三个深刻印象。
除上述这三个印象外，本书还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抗日战争时期，伦明因生活所逼，曾先后担任过日伪“广州市立图书博物馆”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和日伪“广东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兼教授。对于伦明担任这两个伪职一事，很少有研究伦明的学者提及，就是提及，也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而没有给予任何的谴责和批判。对此，本书则明确指出，“这不是一个严肃学者应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论何种原因，伦明出任伪职“都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这关乎民族大义，丝毫含糊不得，不能因为伦明是著名学者，是东莞的乡贤，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所以，本书不仅客观公正地记述了伦明担任伪职的过程，而且还把他与一些同样担任过伪职的学者作了比较，其他一些“学者虽因生活所迫在日伪广东大学当了教授，或担任了其他职务，但他们对自己的言行有所取舍和声明”，如物理学家、南海人任元熙，在应聘日伪广东大学教授之时，曾很庄重地声明：“古时王猛当秦符坚的宰相，许衡出任异族，做元朝的官吏，均是不得已之事。我来大学，只教我的书，所有开会、演讲和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我决不参加。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而“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看，伦明没有发表过类似声明”。这种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治学态度，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
以上是我通读该书之后得出的一些印象，对错与否，读者自有判断。但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位年青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实属不易。当然，“金无全赤，人无完人”，再好的文章或著作也有进一步提高和深化的空间和必要。比如，本书虽然着力于挖掘伦明的藏书活动和撰写《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所蕴含的藏书思想和文化内涵，但有的地方理论分析不够到位，一些章节是叙多论少，流于平淡。又比如，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说姚明高，是他和我们这些人比较才显得高，如果就他一个人，也就不存在高和矮的问题。我们说范冰冰漂亮，也是和一般人比较她才漂亮，如果就范冰冰一个人，她再漂亮，即使美如天仙也感觉不到。所以我在指导学生写作学位论文时，特别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如果本书能辟一章对伦明和同时代一些著名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及其思想作一比较，这或许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伦明的藏书活动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
我和本书作者刘平认识于2004年。此前一年，我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时被湖南师范大学聘为该校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特聘教授。当时刘平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读博士，有次我应邀到岳麓书院作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的提问环节，刘平提了一个很有学术内涵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从此记住了她的名字。2008年，她博士毕业后留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又进入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博士后流动站，并选择我为她的合作导师。经过三年的努力，她克服了边工作边作博士后的困难，顺利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王闿运学术思想研究》。2013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东莞图书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招收博士后人员，她征求我的意见，想去进一步深造，从她图书馆工作的需要出发，我积极支持她的想法，但也提醒她，她的硕士、博士和第一个博士后学的都是历史，现改换专业，从事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困难肯定不小，尤其是她在湖南长沙工作，而博士后流动站在广东东莞和北京，这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做到工作与学习两不误？况且她的孩子还只两三岁，需要她的精心照顾，这对她来说是不小的考验。但她的决心很大，并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在规定的时间内又顺利写出了博士后出站报告《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研究》，得到参加她博士后出站报告评审会的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本书便是在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她的这种不怕困难、敢于挑战自我、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屈指算来，我和刘平相识相交10多年了。我对她的印象是：为人热情，善良淳朴，和老师、同事、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尤其是她处处肯为他人着想，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2010年底，我在学科的支持下，准备申报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当时我组织了一个近20人的课题组。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课题组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会议室开会，由于是星期天，没有工作人员烧水和送水。另外，也有个别老师家住得较远，没吃早餐就赶来开会了。看到这种情况，刘平向我请假说有事出去会，不久她便搬了一箱矿泉水和一袋各种点心回来了，解决了大家喝水和个别老师没吃早餐的问题。这件事曾得到参会的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负责人李育民教授的称赞，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问问你的弟子刘平愿意到师大工作不？我们调她过来。刘平做事也很用心，你交待她做的事，你尽管放心好了，她肯定会尽力做好。正因为刘平关心人、帮助人，做事又特认真，所以老师、同事、同学有什么事都喜欢找她，我就请她帮忙查阅整理过不少资料，校对过不少文稿，她从来都没有推托过。这次她的著作要出版，希望我给她写个序，我当然也不能推托，尽管我从事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从来没有接触过伦明和他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对于图书情报与文献学更是一窍不通，我只能从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为刘平著作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更希望她能再接再厉，持之以恒，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以回报关心她、爱护她的人们。
郑大华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2017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