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兰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1995级基地班的学生,毕业后直接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任教,2004年报考了在职博士研究生。我是她的硕士和博士指导教师,和她有多年的师生情谊,她的每一个进步我都由衷地高兴。
可能与从事的工作有关,依兰的博士论文选择研究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并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入手。形象学研究范围很广,中外文学史中所表现的异域形象都可列为形象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与其他比较文学研究一样,依兰的形象学研究也需要划界。鉴于当代比较文学对文学中的美国形象关注较少,她的选题决定采用“东方”反向言说“西方”的方式,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当代小说中的美国形象,主要审视和探究华人作家在文学中是如何言说美国形象的。而由于华人作家身份复杂,不仅国内作家与海外作家的经历和视域有差异,而且就海外华人而言,大陆移民作家与台港澳的移民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文化积淀也有很大区别,因此,又经过反复斟酌,她将当代华语小说作家身份主要限于大陆本土作家与20世纪80年代后从大陆移居美国的华人,这两类作家在描述美国形象时往往各有侧重并能相映成趣。至于研究文本则主要包括在大陆公开发表或出版发行的华语作品,时间范围为1980—2005年,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国门再度打开,并带来了华语小说创作的兴盛。
这本书稿是在依兰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应该说,研究华语小说中的美国形象,是一个有一定挑战性的课题。长期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两国关系出现过急剧变化,并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伦理等方面的冲突。本书选择的文本既有大陆作家对来华美国人的描述,又有海外作家置身美国所感受到的美国人品行,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群像。这些人物形象中有真挚的美国友人,也有虚伪狡黠的美国政客和投机者,他们或向往东方文化,或表示轻视乃至鄙夷,此外还有一些玩世不恭的犬儒之人。当然,本书中的美国形象还包括美国城市等空间形象和社会形象。这些丰富复杂的美国形象为国人了解美国文化提供了具体形象的参照。
如何梳理和研究这些复杂现象,这是中国形象学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该书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依兰将这一时期华语小说中的美国形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1980—1989),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1990—1999),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5年(2000—2005);并系统分析和概括出这三个阶段美国形象类型的发展历程,即“政治模式化”—“社会全景化”—“文化多元化”的演进历程。这一宏观的描述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对把握当代中国文学美国形象类型的脉络和轨迹有认识价值。当然,例外总是有的,这是比较文学的宿命。
如果仅仅通过对美国形象的梳理以增进对他国文化的了解,这还不足以突显本书和形象学的价值,对美国形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用来反观中国社会自身,反思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潜意识。从本书字里行间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作家情感的复杂性,他们对美国形象憎爱参半,既有心仪之处,又颇有腹诽,就像人们眼中的“纽约”一样,“美国梦”、“天堂”、“地狱”等等,这些话语实际上承载着中国社会的集体想象。透过这些作家描绘的美国形象,我们可以发现中华传统价值的渗透,对异己“乌托邦”的追寻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我批判。并且通过这些美国形象,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幻景”以及“白人拯救东方女性”神话被解构后的清醒。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如今的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两国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有了更多的交流,中华民族需要在发展中重拾民族的自信。从文化冲突到文化共存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旋律,关于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共鸣和超越的研究是本书的另一重要理论价值所在。
依兰在写作期间曾到美国堪萨斯大学孔子学院执教2年,这使她对中美关系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本书的出版将对于丰富我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和改变中国比较文学中对美国形象研究的不平衡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形式上该书思路清楚、表述流畅,故与其他理论书相比有较强的可读性。由于依兰的书稿是在承担大量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撰写的,这一方面说明撰写之艰辛,同时也使其存在一些缺憾。书稿中挑选的作品还可以更经典一些,对有些美国形象还可以做更深入细致的文化分析,书中的个别观点也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应该说,有关中国作家笔下的美国形象毕竟还是开端,随着交流的频繁,将有更多涉及美国形象的优秀作品问世,形象学研究的道路也将会越来越宽广。我相信,假以时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范式将在中国学者手中得到进一步充实和扩展。
在我的学生中,依兰属于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得很好的一类。现在她家庭幸福,工作顺手,小孩也读小学了。这样的一个时期正是女性的第二个学术青春期,依兰人聪明,有实力,希望她认定目标,继续往前走,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上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胡亚敏
2014年7月23日于华大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