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日文学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中日两国学者对双边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热度逐年递增。中日古典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拘囿于国别文学研究，自闭门户的研究越是精深就越为偏颇，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在参照系的框定下摆正位置，协同前行。一方面，日本古典文学离不开汉学典籍的滋养，离开对汉文学的领会来谈日本古典文学犹若高空建阁；另一方面，古典汉文学中的若干部分被日本人吸收改良后回流至大陆，成为汉文化文学有益的补充，《游仙窟》、《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乐毅图齐》、《西游记杂剧》等在中原绝迹若干年后又从日本回流的汉文学秀作枚不胜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实际上是在为日本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古典文学是通过一面镜子反观传统中国文学文化的国粹精华。迅速融入他国文学文化当中被他者吸收，并能滋养他国文学文化的汉文学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且饱含滋润人类心灵的养分。日本文学局部描写细腻，情感表达温婉、些微，感情基调平稳、含蓄且绵延，即便是描写激烈冲突与沉痛哀伤，均回避正面叙写，让一股情感绵绵地浸润、渗透在文本中，虽纤柔幽远，却具备很强的穿凿力。这一文学文化特色与我国中原文化中刚烈、壮美的“血性”文学文化意识相异。中日文学文化比较研究有着巨大的探讨空间。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都隶属于东方文学文化体系，都以古雅的民族语言构筑了真实而虚幻的情趣世界。曹雪芹重构明清时代充满中国风物情味的家族社会，大家族成员的一言一行、一事一物都集中体现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与民风民俗。紫式部重构日本平安时期宫廷贵族社会特有的风物人情，叙写平安朝贵族社会四代人的悲欢离合与言不尽的情怨哀愁。《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包容中国、日本封建社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基本层面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及日本贵族文学文化回顾与总结的浓缩艺术表现形式，是两国封建社会文学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社会和日本贵族宫廷社会的百科全书。两部作品的叙事技巧代表着当时文学撰写的最高水平，两部作品相似处良多，细窥之又可各分秋色，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价值良高。
写长篇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人的生活，虽然对于永恒与无限来说你涉笔的不过是一鳞半爪，一瞬一刹，但你毕竟力图从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去把握人，从空间与时间的坐标系中去把握人：这种综合性的思考，回味，特别是结构，不是仅仅靠敏感和灵气就能胜任的。[1]
《红楼梦》百万余字，《源氏物语》90万余字，进行如此连篇累牍、浩繁之作的对比研究，首要是对两部作品整体框架的把握，即从结构入手把握其宏观框架、整体脉络与演进肌理。时间与空间是小说结构之根本，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叙事学研究从时间走向空间，从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时间的空间化”使得时间作为空间研究的要素被忽略其独自的称谓与名声。叙事学中“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复杂化，使得以“时空”为文本叙事研究工具的学者们更是一头雾水。本研究的当下之急是厘清研究工具——“叙事学”中的时空关系，提出使用该研究工具的自身切入立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对时间之流意义的文学文本及其相关的文学生态状况进行拦截编排的一种努力。传统的文学史对此要求向来比较严格：它不仅要求有较稳定的叙述顺序，而且还要有经过时间沉淀的相对的物理距离。[2]
传统的文本叙事迥异于当代文本叙事，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完全可以摒弃当代文学叙事中复杂的时空关系处理手法。本书将研究框定在两书时空叙事对比研究中，将其时间叙事部分细分为线性时间和与之衍生而来的时间情态化叙事的对比研究，空间叙事对比研究框定在地志空间与文本空间的对比研究中。
一、研究缘起
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三十余年中，“《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比较研究”独占鳌头，“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美学思潮”比较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学者们擅长聚焦于某一情节、某一人物，甚至某一风格，疏忽将这些细节放置于全书整体结构中去把握与玩味。时入21世纪，学者们从园林园艺、性别归属、织锦、建筑等方面对两书进行对比研究，这些日臻纷繁复杂的研究课题开始聚焦文化艺术层面的某一独特领域，已开始偏离纯文学研究视角。汉语“结构”一词既有动词“构建”之意，又涵括名词“关系”与“构架”之解。就谋篇布局而言，在结构建构的过程中，情节推动组织结构的发展。篇章成形后，只有将情节和人物定着于其所依附的必然位置，视整部作品为一有机生命体，将情节和人物放置于整体结构中去把握玩味，才会全牛在胸，顺其肌理庖丁解牛，掌握全文要旨，才不会专注臆想于某一人物或事件，造成理解偏颇或过度阐释。本书从纯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对两部作品的主体构架进行对比。
一个艺术作品必须为完整的有机体，必须是一件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第一须有头有尾有中段，第二头尾和中段各在必然的地位，第三有一股生气贯注于全体，某一部分受影响，其余各部分不能麻木不仁。[3]
一件有生命的实体，必须整体结构严密，受控于某一神经中枢。整体结构由整体与部分、部分与层面、层面与脉络、脉络与附着其身的叙事小包节组成，只有厘清文本构成的各类复杂“关系”，找准交汇点，明确各个子系统在叙事结构中的不同功能及隐喻效果，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叙事意图。《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如是说：
原来故事小说，虽然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则又专选稀世少见的恶事，使两者互相对比。这些都是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各异。同是日本小说，古代与现代亦不相同，内容之深浅各有差别。若一概指斥为空言，则亦不符事实。[4]
紫式部所言虽然是小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但表明作者在撰文时对小说写作手法早就有了精心思虑，紫式部在小说结构的整体布局和逻辑关系处理上绝非任意妄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同样对小说的真实与虚幻在开卷做了一番交代：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5]
曹雪芹不仅隐晦谈到《红楼梦》创作中的真实与虚幻，还言及虚幻叙事中“梦幻”叙事手法。作家们文学叙事技巧在不断求新、求奇、求巧的同时，评论家们的评判立场亦随同时代的变迁在改变。《源氏物语》描写光源氏与十二位女性的情感纠葛，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学评论界对《源氏物语》中光源氏情爱主题的评价是：
绣幕深垂，名香氤氲，烛昏影暗，裙裳窸窣，这是《源氏物语》中描写的平安时期宫廷贵族男女窃窃私语的世界。在这种五光十色、浮华夺目的帷幕后面，不时传出男贵族们恣情纵欲的无耻欢笑声，也不时传出呻吟在宿命观下的贵族妇女的低低啜泣声。在这里，一切疯狂的权势追求，一切肮脏的政治阴谋，一切纸醉金迷的行乐，一切荒诞愚昧的迷信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披上了文雅风流的外衣，都围绕着男女贵族爱欲生活而展开。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平安时期的贵族妇女这样，成为统治者最无情最丑恶的政争工具；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时期的贵族妇女这样，成为最公开最无耻的玩弄对象。因此，透过《源氏物语》所刻画的贵族妇女形象这面镜子，不难看出平安时期整个贵族阶级腐朽的本质，不难看出这个阶级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6]
以上引文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对《源氏物语》评价的代表佳作，得到当时学界的肯定。时入21世纪，学者们的评价则与之截然相反。
《源氏物语》是日本“好色”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好色观具有唯美的倾向，与以道德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的好色观相对立。从中国文学中的道德的好色观到日本文学中的唯美的好色观，是从负面好色观向正面好色观的价值转换，这一价值转换是在剥离或淡化好色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中形成的。如果说中国文学的好色观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才有限地偏离了道德框架，那么《源氏物语》的好色观则相当地远离了道德与政治……总而言之，《源氏物语》以高雅的品位肯定了“好色”的正面价值，《源氏物语》之后好色观与好色文学继续向着正面价值演进。[7]
两篇我国《源氏物语》研究标志性成果论文相隔二十六年，老一辈学者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对文本进行了政治诠释，年轻一代学者从文艺美学的立场出发，从唯美的角度剖析小说魅力。事实上，两部小说蕴含的丰富意象使得读者产生丰富的主题认知，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很难从单一的认知视角对两部小说认知领域中的全部思想进行武断概括。更何况，随同时光流逝，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变化，导致认知内容的新发现。人们总是擅长用当下的价值标准与审美体系看待昨天的历史，道德上孰是孰非的判断尤是。两书的比较研究能否从更长远的目光，更理性的角度，利用更贴近数理的研究工具来展开，让评论本身不随波逐流，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与说服力，这是本书研究追寻的目标之一。
“世界就是宇宙，最有趣的地方是其时空流形：人们生活其中、时间流逝、事件展开”[8]，世界“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9]。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空间则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和把握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文学史上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支配地位，直至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提出“小说空间形式”，他认为空间形式是“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结构中的时间因素”[10]。弗兰克认为现代小说家将描叙的对象统一于空间关系中，而非时间关系，“空间形式”逐渐成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分析模式和判断标准。“后现代地理学的领军人物戴维·哈维、苏贾延续并发展了福柯、伯杰等人空间叙事的思想，他们以当代的社会理论和分析方法重申批判性空间的视角，试图解构和重构历史叙事，摆脱历史决定论的羁绊。”[11]历史与历时紧密相连，“解构和重构历史叙事”、“摆脱历史”意味着对线性历史时间的否定，学者们试图利用空间逻辑关系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约翰·伯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欧内斯特·曼德尔和亨利·勒菲弗的洞见，试图使传统的叙事空间化。”[12]学者们试图将文学叙事从“时间语言牢笼”中解放出来，叙事聚焦由传统叙事学的注重时间序列，转化为后经典叙事注重空间统领时间，实现叙事的“时间空间化”转向。
然而，情感与思想必须通过语言媒介来表达，语言是有序列的，语言的表达与理解完全归功于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小说首先是序列的表达方式的体现。确切地说，小说首先体现的是时间艺术，抛开时间叙事艺术，以空间取代时间，仅仅从空间叙事艺术来分析小说不妥当，尤其不能以现代小说的“空间性”做样板来分析古典小说。
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13]
空间为叙事情节提供境域、依托与铺垫，空间叙事为小说艺术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提供了可能和依据。同时，小说的空间叙事必须建立在时间序列的基础之上，从而建构叙事的逻辑和秩序。
构成现代小说空间形式的要件是时间，或者说时间系列。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写出伟大小说的条件，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14]
一方面，小说的时间叙事艺术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另一方面，空间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和叙事策略在中日小说叙事中很早就得到了广泛运用，是小说叙事形式与叙事观念自然演变的结果。地志空间与文本空间有很大区别，很多探讨空间叙事的学术论文将地志空间与文本空间混为一谈，最后导致读者不知所云，例如：
“章回体小说”是空间叙事的典型形式，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特形态和主要叙事形式……明清小说中的空间叙事应该视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化的追求，小说中空间的安排、故事发生地点的设置都匠心独运且寓意丰富。历史演义小说把故事发生的场域作为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叙事在空间之上铺展延伸。[15]
引文中五次出现“空间”一词，第一处“空间”指小说文体形式“章回体”，指代文本空间，第二、第三处“空间”没有明确交代指代何物，第四处“空间”缘其前面有“故事发生的场域”做约定，由而指代地志空间，第五处同第四处。像这样充满歧义的指涉在叙事空间学的研究中俯拾皆是，叙事学中“空间”一词巨大的伸缩性使得“空间形式”理论本身充满歧义，作为文本丈量的工具，缘其广阔的覆盖场域，学者们更是对其丈量的精确性难以把握。由此，研究过程中必须明晰其覆盖域场，框定一定的研究范畴，才能更好把握叙事学中“空间”工具的丈量性能。本书将叙事空间对比研究划分为两个部分：①故事发生的地志空间，即故事发生的地域、场景、建筑、摆设等外部客观环境的对比研究；②文本空间研究，涉及文本的整体结构、主体构架、叙事系统、文类模型，等等。还涉及，在虚拟的文本空间创造故事空间，甚至在虚拟空间中再创梦幻、神话、传奇、神谕等二度虚拟空间的对比研究。
二、研究现状
中日两国文学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对日本文学文化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甚为罕见，《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异曲同工的部分更是见证了中国文学文化思潮自古以来已经深深嵌入日本文学文化当中，成为当下日本“和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比较研究滥觞于1985年的两篇期刊论文，这两篇论文在两书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思想、撰文艺术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比较。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对两书的比较研究视角开始转向文艺审美，不乏从爱情、物哀、性别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的秀作。从21世纪开始，两书对比研究摆脱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美学思潮、伦理教义的单一研究模式，新的研究主题有对外译介比较研究（2012）、园林园艺学比较研究（2011）、语用模糊比较研究（2011）。另一方面，近二十年间，两书对比研究的主题仍旧围绕女性，从女性人物群像对比研究（1996—2007），发展至母性母题对比研究（2008）、单个女性人物形象对比研究（2011）及女性崇拜神化历程对比研究（2012）。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白居易诗歌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影响之比较》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新研究范式的成立，学界开始使用统一杠杆（例如白居易诗歌）作为工具来“丈量”两部作品，强调中国古典典籍对两部作品的深远影响，从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着手，对两部作品的互见性进行观察。迄今，对比研究成果日臻圆熟，尚存缺陷。①研究内容单调重复，刻意求同，忽略同中求异。常将“泛爱多情”、“厌世宿命”冠于两书中的男主人，反复对黛玉与紫姬的艺术形象和性情展开讨论，仅有零星论文对两书独特的叙事风格与手法、独特的文化背景、宗教思想进行对比。②比较研究覆盖对象不广，对某些研究价值高、难度大的课题浅尝辄止。研究学者大部分出身于中文专业，研究受到翻译成果及单一文化视阈的束缚。③国内没形成连续性、高层次的研究。国内与国际影响力不够，与该研究实际价值不符。
日本是《源氏物语》研究重镇，也是我国古典名作《红楼梦》研究的外国重镇。日本学者对“《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对比研究”兴趣滥觞于我国建国初期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16]。此前，日本学者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一直倾向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推举实证研究。1950年，益田胜实撰文《红楼梦论争与源氏物语研究》，对当时《朝日新闻》登载的《中国〈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报道提出两点主张：①实证研究对古典文学的重要性；②对《源氏物语》研究的沉闷现状不满。之后，日方将《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进行对比研究的论文不多，但研究具有先时性与持续性，且视角独到。1988年日本学者杨显义在《〈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一文中将人物形象进行比较。1993年日本学者韩棣在《〈红楼梦〉〈源氏物语〉：细节描写艺术论》一文中将两书“托物寄情，各标丰采”处一一比照。2005年谷中信一在《〈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恋爱》一文中对两书主题思想进行比较，探究隐匿在文本背后的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和民族魂。2010年我国学者陈熙中在日本山口大学异文化交流学部发表演讲《〈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异同》，受到日本学界欢迎。2011年12月《东京红学报告》（『東京紅学レポート』）学术期刊在“日本大学”创刊，创刊号中栗原顺子的两篇学术论文分别介绍了《中国“红学”研究动向》和《中国〈红楼梦〉研究专业期刊》。同年，“日中文学文化研究学会红楼梦研究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欧美东方文学研究学者从西方文化视阈分别对《红楼梦》、《源氏物语》有独到精深的认识，但缺乏两者间对比研究的学术成果。
三、研究内容
本书本体部分可细分为引言、线性时间叙事比较研究、时间循环叙事比较研究、地志空间叙事比较研究、文本空间叙事比较研究、结语六部分。研究力求做到各个部分内部条分缕析，各个部分之间层层递进、前后呼应。
第一章对比《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线性时间叙事技巧。“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恰好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用语言表现它们时，也就必须采取先说其中一件事，然后再说另一件事的形式；或者部分交替着说两件事。总之都需要变成线性形式。”[17]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基本时间结构具有历时性线性的结构特征，线性时间流变的秩序性、时序性尤为重要。中国古典文学时间历时性叙事特征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历史叙事→六朝志怪→唐传奇→话本小说→“四大奇书”。发展至“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其时间叙事技巧与先前大不相同，呈现出多样复杂性。确定的时间与不确定的时间，明晰的时间与模糊的时间，瞬间与永恒，过去、现在与未来，实在的时间与消亡了的时间，缠绕一处，不好区分。后经典叙事学强调小说叙事的空间性，强调小说叙事中占主要地位的事件，而非其发生、发展的时间，叙事完全可以打破时间顺序，时间不是小说的首要因素。然而，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之典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时间是首要因素。同时，《源氏物语》基于其编年纪传体的时间叙述特色，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史上开创了物语写作技巧的新纪元。《源氏物语》采用了单线发展的结构，以时间为序，却又不同于史卷明确标明年号的特征，在紫式部人生故事讲叙的长河中自然流淌出事件时间运动轨迹，是纵向的绵延。在日本古典文学中时间历时性叙事特征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中古文学（《宇津保物语》、《落窪物语》）→记纪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日记文学（《土佐日记》、《蜻蛉日记》）→平安时期贵族宫廷小说（《源氏物语》）。源自中国古典线性时间叙事系谱为——中国古代史书（《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日本古代史书（记纪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日本日记文献（《宇多天皇日记》、《醍醐天皇》、《村上天皇》、《重明亲王》）→日本日记文学（《贞信公记》→《土佐日记》→《蜻蛉日记》）→平安时期贵族宫廷小说（《源氏物语》）。记纪文学是中日两条线性时间叙事发展脉络的交汇点，日本古典文学在线性时间叙事特征上既保持了和文学的传统，又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源氏物语》线性时间叙事是直线的单一绵延，不枝不蔓，“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18]。《红楼梦》时间叙事技巧向现代小说靠拢，但不能因局部时间的切割、打碎和穿插，否定主体叙事时间的连贯特征。《红楼梦》叙事时间不及《源氏物语》明确，但所言之事如丝以待，丝于络成之后，方知作茧之精，与《源氏物语》略显板滞的时间叙事技巧相比，《红楼梦》时间叙事技巧更为灵活多变，是清朝小说时间叙事艺术迅猛发展的标识。本章第一节梳理两部小说的承继线性时间叙事系谱，在历史渊源上找出交汇点，第二节从朝代纪年、世代时间、纪传时间三方面着手对两书的线性时间叙事技巧进行对比。
第二章对比两部作品的时间情态化叙事技巧。《源氏物语》虽采用了单线发展构架以时间为序，又不同于史卷明确标明年号的叙事特征。《源氏物语》以四季流变为标尺，某些章节仅拘囿于某月或某季发生事件的细部描叙，文中时间流变、四季景致无穷无尽的循环与生命运程的轮回、复沓情感的起跌交相辉映，在时间情态化叙事手法上《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时间循环叙事与线性时间叙事最大的区别是线性时间叙事的时间走向是直线形，不可重复，不可逆转与回溯，季节时间叙事的特点则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重复。四季的变换与生命的生、老、病、死以及事物的兴、旺、盛、衰密切相连。文学是艺术作品，其场景情节勾画必须与自然紧密相连并保持统一，这样才能确保文本未言之潜台词与文本前台词在逻辑关系上的一致与统一，必须借助人类情感的共感契约来保持对其潜台词认知的一致，才能达到对文本前台词及作者潜台词认知的一致。四季交替构成《红楼梦》贾府内外及《源氏物语》宫廷内外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和空间关系，对主题和人物都有不可忽视的深化作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时间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理现象，还是一种心理现象，这种文化传统使得古代小说叙事时间带有人情化特征，写男女情欲多置于春季，写人物心情焦躁多放在初夏，写“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多置于秋季，写萧条、死亡、凄寒多置于冬季。从具体层面看，春夏秋冬对应花开花落、百草茂盛、北雁南飞、冰天雪地，等等；从抽象层面来看，春夏秋冬对应温热凉寒的气候变化。用自然的寒暑易变隐喻社会的冷暖无常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常规；日本古典文学更擅长用季节的变迁与对仗，隐喻生命的无常。《红楼梦》整体结构亦如此这般：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开端写春；到最后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结尾写冬，全篇结构四季循环且首尾呼应。《红楼梦》整书由春夏秋冬一组大循环构成，《源氏物语》则由两组大循环构成，非但如此，其间还夹杂若干组春夏秋冬季节小循环。《源氏物语》的五十四回中几乎每卷都有随同时间流失季节自然变化的描绘，故事情节亦依据周围的自然景物变化描绘。《源氏物语》春夏秋冬第一轮季节大循环从第一回至第四十一回，讲叙光源氏从出生至遁世之间五十余年的事，第二轮季节大循环从第四十二回至第五十四回，讲叙光源氏的第三代十余年间的故事。
从时间角度切入研究小说的叙事流程是古典小说研究的经典方法，如果只按时间罗列，有泛泛空话之嫌。“空间”是小说叙事的重要元素，涉及小说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审美趣旨渲染诸多方面，本书空间叙事对比研究部分主要聚焦于地志空间与文本空间对比研究。空间叙事对比研究使得两部小说的隐性叙事多维空间框架更为清晰明确，本部分研究注重空间与时间、横向与纵向、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联系与区别，从地志空间、文本空间两方面切入进行对比研究。地志空间比较研究包括现实场景与象征场景，现实场景拘囿于物理空间镜像，如从“花园”意象视阈出发，将“六条院”与“大观园”两处物理镜像进行比较研究。象征场景研究探讨的是两部小说春夏秋冬四时意象比较，及月、雪、花的意象比较研究。
第三章地志空间对比研究主要探讨文学作品中园林植被布局及背后的隐喻，从形象诗学的审美立场剖析，山水再妙，没有植被的精妙配置，也缺乏其诗意化的韵味。东方园林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意境的营造，园林中的建筑、山石、水体、花草树木互为搭配呼应，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又各具特色的韵味，“文笔园林”是两书有别于其他典籍作品的重要叙事特征。大观园植物配置显著的特点是因人、因景设置植物，以不同植物烘托人物性格，塑造环境，渲染气氛；《源氏物语》在景色描写上具有浓郁抒情特色，这一抒情特色既涵括“客观”、“原始”、“现实”、“笼统概括”的散文精神，也具备“主观”、“情绪”、“审美”、“细腻内向”的诗歌特色。《源氏物语》的抒情特色与散韵兼备的文体书写形式联系紧密，文本回避了食、性、经济生活等相关生活的露骨描写。《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故事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这一空间的布局既写实又写虚，写实是指空间地理环境的构成模式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况，是当时社会真实的写照，写虚指地理空间布局必须适合文本的需求，起到配合情节与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作者用语言文字构建了一个现实空间，又非普通的生活空间，已是浓缩了人类情感且具有特定人文色彩的叙事空间。同时，作者用生动的语言赋予了花园空间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象征意味，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发挥重要艺术机能。花园意象既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又借助客观物理镜像表现主观情感，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大观园承载着中国大家族的传统，设计上是江南园林和帝王苑囿的结合，是一处世外桃源，亦是小说中虚构的“文笔园林”，其修建目的暗含“享乐与夸耀”，六条院是平安中期皇家私家园林的典型代表，模仿皇家园林建造而成，日本皇家花园往往以中国皇家花园的式样为样本，院内筑有假山、池塘、人工水渠、水景，园内遍植花木，四季如春。六条院的布局与配置集中体现平安中期日本人的建筑审美意识，园林的布局适合文本叙事需求，它虽不是文本的主体部分，却是映衬故事情节、人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章从建筑、山石、水体、植物四方面对大观园和六条院进行比较，细考两园植物景观描绘的空间意象。
第四章文本空间叙事比较研究分为叙事结构比较研究和叙事空间比较研究。《红楼梦》的叙事主线争议繁多，切入视角及赏析角度的差异造成各式审美取值及价值认同，本书认为不宜从单一视角出发，应透析出各个叙事分枝单维的面，这些叙事形态各异的面互为参照、明暗相间、紧密结合、同步共进，在交错展开的过程中搭建有机的叙事空间。《红楼梦》叙事结构主要由家运、神瑛与绛珠草恋情（宝黛爱情）、宝玉运程三大叙事系统构成。《源氏物语》主要由冷泉帝构想系统、明石姬构想系统、女三宫构想系统、紫上构想系统四大叙事系统构成。两书相同叙事技巧的使用是不谋而合或是后者对前者的模仿，还是早已暗中牵连，在本章第一节叙事结构比较研究中深入探讨。本章第二节叙事空间比较研究分为拟实空间和虚幻空间比较研究两部分，拟实空间分为预叙式总纲文类模型、“情史与恋爱模式”文类模型、神谕与预言文类模型、“皇权”文类模型的比较研究。《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不仅存在一个现实的叙事空间，还存在一个超现实叙事空间，所谓超现实叙事空间在本章第二节的讨论中定义为虚拟叙事空间，涉及两书的“神话与传奇”文类模型、“梦境”文类模型。《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现实叙事空间与超现实叙事空间互为交织，协同前行。
If we are to make any sense at all of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education and of criticism itself we must, as Frye argues, assume the possibility of"a coherent and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literature, log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organized, some of which the student unconsciously learns as he goes on, but the main principles of which are as yet unknown to us"[19].
作者译：如果想让文学教育与文学批评的过程更有意义，我们必须假设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正如弗莱所说：“——存在一种前后连贯又较为全面的文学理论，它逻辑清楚，组织科学。这一理论的某些部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无意识地习得，但其最主要的原则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
我们也可以假设世间存在这样一种原则或思想，它们最初的形态不分疆域、国界与民族，它能牢牢贯通、建构与掌控巨幅文本。对这一原则与思想探知与把握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