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歇的潮汐：我们。
——埃利亚斯·卡内蒂
一双短袜
[美国]威·莱·菲尔普斯
我见得太多了，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机械地干工作必然导致失败。
一个明朗的下午，我走在第五大街上，忽然想起得买双短袜。至于为什么我只想买一双，那是无关紧要的。我看到第一家袜店，就走了进去，一个年纪不到17岁的少年店员向我迎来，“您要什么，先生？”“我想买双短袜。”他的眼睛闪着光芒，话语里含着激情。“您是否知道您来到的是世上最好的袜店？”这我倒没有意识到，因为我是偶然走进这家商店的。“请跟我来，”那少年欣喜若狂地说。我随他来到店堂后部，少年从一个个货架上拖下一只只盒子，把里面的袜子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赏鉴。
“等等，小伙子，我只要买一双！”“这我知道，”他说，“不过，我想让您看看这些袜子有多美，多漂亮，真是好看极了！”他脸上洋溢着庄严和神圣的狂喜，像是在向我启示他所信奉的宗教的玄理。我对他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袜子的兴趣。我诧异地望着他。“我的朋友，”我说，“如果你能一直这样热情，如果这热情不只是因为你感到新奇，或因为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如果你能天天如此，把这种热心和激情保持下去，不到10年，你会成为全美国的短袜大王。”
我对这少年做买卖的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觉得惊异，读者对此应当不难理解。因为在许多商店，顾客得静候店员的招呼。当某位店员终于屈尊注意到你，他那种模样会使你感到是在打扰他。他不是沉浸在沉思中，恼恨别人打断他的思路，就是在同一个女店员嬉笑聊天，叫你感到不该打断如此亲昵的谈话，反要向他道歉似的。
无论对你，或是对他领了工资专门来出售的货物，他都毫无兴趣。然而就是这么冷漠无情的店员，可能当初也是怀着希望和热情开始他的职业的。年复一年枯燥乏味的苦差使他无法忍受，新奇感也被磨掉了，只在工作之余，他才能找到一点欢乐。他成了一个傀儡，变得无能，他看到那些工作热情比他高的年轻店员晋了级，超过了他，他感到愠怒。他已走到最后一站，他不再有用了。
各行各业都有许许多多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走下坡路，意志消沉。我见得太多了，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机械地干工作必然导致失败。一些学院和学校里面的教师，几乎比他们最迟钝的学生还要呆板，他们也进行教学活动，但就像一台台电话机一般，他们没有一点人情味。
行动中创造
[法国]罗曼·罗兰
巨大的播种者散布着种子，仿佛流泻的阳光，而每一颗洒下来的渺小种子就像另一个太阳。
生存何足道！要生活，就必须行动。你在何处，我在向你呼吁，箭手！生命之弓在你脚下横着。俯下身来，拣起我吧！把箭搭在我的弓弦上，射吧！
我的箭如飘忽的羽翼，嗖地飞去了，那箭手把手挪回来，搁在肩头，注视着向远方消失的飞矢。而渐渐地，已经射过的弓弦由震颤归于凝止。
神秘的发泄！谁能解释呢？一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于创造的刺激。
万物都期待着在这刺激的状态中生活。我常观察我们那些小同胞，那些兽类与植物奇异的睡眠——那些禁锢在茎衣中的树木、做梦的反刍动物、梦游的马、终身懵懵懂懂的生物。我在他们身上感到一种不自觉的智慧，其中不无一些悒郁的微光，显出思想快形成了：
“究竟什么时候才行动呢？”
微光隐没。他们又入睡了，疲倦而听天由命。
“还没到时候呐。”
我们必须等待。
我们一直等待着，我们这些人类。时候毕竟到了。
可是对于某些人，创造的使者只站在门口。对于另一些人，他却进去了。他用脚碰碰他们：
“醒来！前进！”
我们一跃而起。咱们走！
我创造，所以我生存。生命的第一个行动是创造的行动，一个新生的男孩子刚从母亲子宫里冒出来，一切都是种子，身体和心灵均如此。每一种思想是一颗植物种子的包壳，传播着输送生命的花粉。造物主是一个劳作了六天而在安息日休憩的有组织的工人。安息日就是主日，那伟大的创造日。造物主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日子。如果他停止创造，即使是一刹那，他也会死去。因为“空虚”会张开两颚等着他……颚骨，吞下吧，别作声！巨大的播种者散布着种子，仿佛流泻的阳光，而每一颗洒下来的渺小种子就像另一个太阳。倾泻吧！未来的收获，无论肉体或精神的！精神或肉体，反正都是同样的生命源泉。“我的不朽的女儿，刘克屈拉和曼蒂尼亚……”我产生的思想和行动，作为我身体的果实……永远把血肉赋予文字……这是我的葡萄汁，正如收获葡萄的工人在大桶中用脚踩出的一样。
因此，我一直创造着。
自我介绍
[黎巴嫩]纪伯伦
我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写作和绘画之中，我在这两种艺术中享受到的乐趣超乎一切娱乐之上。
人的一生，最妙不可言的就是：灵魂仍然翱翔在流连忘返的地方。我就是这样一个忽视时间与距离，仍然记住这些地方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梦幻，我也不会让它随白云飘向远方。正是对于昔日的怀念，唤起了我的永恒记忆。
但是，假如让我在悲伤和欢乐之间作一抉择，我不愿用我自己的心灵的悲伤去换取全世界的欢乐。
让我用帷幕挡住过去，讲一讲我目前及今后的事情给你听吧。我知道，你喜欢听一个你所喜欢的男孩说的事情。听着，我给你讲述纪伯伦故事的第一章：我体质很差，却很健康，因为我从来不去想它，也没时间想它。我喜欢抽烟，也喜欢喝咖啡。如果你现在来看我，一进房门，你就会发现我隐身在浓浓的烟雾里，烟雾里混合着亚满尼特咖啡的香味。
我嗜工作如命，绝不能容忍不干活让时间白白流逝，哪怕是一秒钟。一旦我发现自己变得迟钝或者懒于思考，那日子真比奎宁还苦涩，比狼牙还锋利。我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写作和绘画之中，我在这两种艺术中享受到的乐趣超乎一切娱乐之上。我感觉得出来，体内情感的火焰想籍墨水和钢笔表达出来。但我不能确信，阿拉伯世界是否还会像三年前一样友好地对待我。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已经有敌意的迹象显示出来。叙利亚人称我为异教徒，埃及的文人墨客拼命诋毁我：“他是公正法律的敌人，家庭纽带的对手，传统的叛逆。”他们讲得都不错。我不喜欢人为的法律，又蔑视我们祖先留下的传统。仇恨源自那神圣而崇高的仁慈的爱，这种仁慈是尘世一切法律的源泉，因为仁慈是上帝在人身上的影子。我知道，我赖于写作的原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心灵的呼声，因为精神的独立倾向之于生活，就像我们的心灵之于肉体，是独立的……我这些说法是会被阿拉伯世界接受呢，抑或像影子一样渐渐隐去，最后消失？
纪伯伦能使人们的眼睛从脑袋和荆棘转向光明和真理吗？或是纪伯伦像其他庸人一样从这个世界走向天国，而不留下任何表明他存在过的东西呢？我不得而知。可我觉得心灵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躁动，一直想迸发出来，并且总有一天它会在上帝的帮助下迸发的。
每一天的决战
[日本]池田大作
对眼下能做的事情不付出全力的人，是没有资格谈未来。
人生如梦，而生命是永恒的。转瞬即逝的生命比所有的财宝都珍贵。将如此宝贵短促的生命无所事事地轻抛是可耻的。
对人类来说，没有比为使命而活着更可贵的了，同时也没有比不知为何生存更空虚的了。彷徨的人只不过在别人眼中是自由的，对不得不彷徨于路的人来说，他没有了生存的根基，打发着一个个充满不安和内心空虚的苦恼日子。没有使命感的人生犹如彷徨的人生。
即使在今世看来比较理想的人生观，若站在上一级宇宙的高度来考察，就会产生疑问：这是正确的人生观吗？这就成为一个极其艰深的问题。必有一个宇宙至高的，或者说代表生命本源的法则，所谓命运，不就是人们从法则那儿得到的报应吗？
人类生命中有一个像最大公约数一样的共同基础。那是生命的支柱，在这个基础之上，人们的才能、天分得到发挥。若失去了做一个人最本质的基础，再杰出的才能也会枯竭，甚至会耗尽生存的力量，不得不走向衰亡。人类生命中这种必备因素是与生俱来的，熟知人的本质基础之后，才能去寻找可充分发挥个性的合适场所。
“既然是人就要竭尽全力生存。”把这一条当做焦点来观察一个人，就会发现，外表的不同都是枝节。去掉这些枝节，只会剩下赤裸裸的人类生命的胴体。要判断他的人生价值，这是唯一的基准。
人生就是建设，一旦建设停止，人生就失败了。
对自己眼下能做的事必须点燃起你的热情。对眼下能做的事情不付出全力的人，是没有资格谈未来的。首先得稳稳地站住脚跟，才能进行下一个大飞跃。
想想看，一天只有24小时，利用交通工具，跑得再快，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样说来，不管在哪里，不管怎样做，只有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的。怎样充实这个自我呢？这就看你怎样充实每一天。甚至是否能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是否能在社会上拥有主动权，关键也在于每一天的充实。有利的环境本身是单调的，如果你设法利用这些有利因素，使自己的人生变得充实起来，这种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
人们每一天都在决战，昨天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今天的胜利，昨天的挫折不一定就导致今天的失败。每一瞬间的实干才是重要的。所有的实干加在一起，它的本质就是你的机会和才能，这才是你一生的总决算。
我的生活
[美国]亨利·门肯
我所做的恰好是自己想做的事，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感兴趣。
我远比大多数人幸运，因为我从童年起就能靠工作谋得优裕的生活，我所做的恰恰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要是不给我报酬，我照样会干，而且还很乐意。我相信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不会很多。千百万人不得不为了生活而从事他们不感兴趣的工作。至于我，除了也曾遭逢人生难免的不幸之外，一直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因为我在不幸中仍享受到自由行动所带来的巨大满足。总的说来，我所做的恰好是自己想做的事，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感兴趣。我写文章、出书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正如一头母牛产奶不是为了使牛奶商获利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一样。我希望自己的大部分思想是健全的，但我其实并不在乎。世人可以对它任意取舍，反正我在构思它时已经得到了乐趣。
我认为，获取幸福的手段除满意的工作以外，就要数赫胥黎所谓的家庭感情了，那是指与家人、朋友的日常交往。我的家庭曾遭受过重大的痛苦，但从未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也没有经历过贫困。我和母亲及姐妹在一起感到十分幸福，我和妻子在一起也感到十分幸福。经常和我交往的人大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和其中一些人已有30多年的交情了。我很少把结识不到10年的人视为知己。这些老朋友使我愉快。当工作完成时，我总是怀着永不消歇的渴望去找他们。我们有着共同的情趣，对世事的看法也颇为相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爱好音乐，在我的一生中，音乐比任何其他外界事物给我带来更多的欢愉。我对它的爱与日俱增。
至于宗教，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我成年以后从未有过任何堪称宗教冲动的经历。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我面前都是不可知论者，虽然我小时候也曾被送进主日学校，接触基督教神学，但他们从没有命令我信仰宗教。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学习宗教知识，但他显然从未想到过要我信教。他真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我在主日学校的收获——除熟悉了大量的基督教赞美诗以外——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基督教信仰充满着明显的荒谬之处，基督教的上帝是反常、悖理的。从那以后，我读了大量的神学著作——也许远比一般的牧师读得更多——但我从未发现有任何理由要我改变自己的想法。
美国梦
〔美国〕德莱塞
唯一的志向就是要去达到一个地位，可以靠他们的财富进入并留居纽约，支配着大众，在他们认为是奢侈的里面奢侈着。
二三月间，春来欢迎你的时候，商业街的窗口拥塞着精美无比的薄绸以及各色各样缥缈玲珑的饰品，还有什么能这样分明地报告你春的到来吗？十一月一开头，它便歌唱起棕榈滩、新开港以及热带和暖海的大大小小的快乐。等到十二月，那么同是这条马路上又将皮货、地毯，跳舞和宴会的时装，陈列得多么傲慢，对你大喊着风雪快要来了，其实你那时从山上或海边回来还不到10天哩。你看见这么一幅图画，看见那些上流人物的住宅，总以为全世界都是非常繁荣、独特而快乐的。然而，倘使你知道那俗艳的社会的矮丛，那介于成功的高树之间的徒然生长的乱莽和丛簇，你就会觉得这些无边的巨厦里面并没有一桩事件是完美而沉默的了！
我常常想到那庞大数量的下层人，那些除了自己的青春和志向之外再没有东西推荐他们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日日时时将他们的面孔朝着纽约，侦察着那个城市能够给他们怎样的财富或名誉，不然就是未来的位置和舒适，再不然就是他们将可收获的无论什么。啊，他们的青春的眼睛是沉醉在它的希望里了！于是，我又想到全世界一切有力的和半有力的男男女女们，在纽约以外的什么地方勤劳地这样那样的工作——一家店铺，一个矿场，一家银行，一种职业——唯一的志向就是要去达到一个地位，可以靠他们的财富进入并留居纽约，支配着大众，在他们认为是奢侈的里面奢侈着。
你就想想这里面的幻觉吧，真是深刻而动人的催眠术啊！强者和弱者，聪明人和愚蠢人，心的贪馋者和眼的贪馋者，都怎样向那庞大的东西寻求忘忧草，寻求迷魂汤，我看见人们似乎愿意拿出任何的代价——拿出那样的代价——去求一啜这口毒酒，总觉得十分惊奇。他们在展示着怎样一种刺人的颤抖的热心。美愿意出卖它的花，德性出卖它的最后的残片，力量出卖他所能支配的范围里面一个几乎是高利贷的部分，名誉和权力出卖它们的尊严和存在，老年出卖它的疲乏的时间，以求获得这一切之中的一个小部分，以求赏一赏它的颤动的存在和它造成的图画。你难道没听见他们唱它的赞美歌吗？
同情百万富翁
〔英国〕萧伯纳
他要照管更多的钱财，要看更多向他告贷的信，难道这也是一种乐事？
在这个国度所有制造商的广告上，我发现什么东西都是为成百万人生产的，而为百万富翁生产的却什么也没有。儿童、少年、青年、绅士、太太小姐、手艺人、职员，甚至贵族和国王，他们都得到供应。但是百万富翁的光顾显然并不值得欢迎，因为他们人数太少。穷光蛋有他们的旧货商场，那是在猎狐犬沟的一个货源充足、生意兴隆的市场，在那里一便士能买到一双靴子。而你找遍世界，也找不到一个市场能批发50英镑一双的靴子，40畿尼一顶的高档帽子，骑自行车时穿的金线织品，值四颗珍珠一瓶的克娄巴特拉女王牌红葡萄酒。
因此，不幸的百万富翁对巨额财富要承担责任，而其享受却不可能高于普通的有钱人。说真的，在好些方面，他的享受高不过许多穷人，甚至比不上穷人。因为一名军乐队的指挥穿得比他漂亮，驯马师的马童常骑更骏的马；头等车厢向来要与服侍年轻太太小姐们晚间去兜风的勤杂人员共享；到布赖顿过星期天，人人都乘普尔门式火车的客车。一个买得起夹孔雀脑三明治的人，碰到只有火腿或牛肉供应，也只好徒唤奈何！
诸如此类不公平的情况，这里还远远没有说完。一个人每年收入25英镑，一旦他的收入增加一倍，他的舒服程度可以提高无数倍。一个人每年收入50英镑，一旦收入增加一倍，至少可以得到四倍的舒服。说不定每年收入高达250英镑的人，双倍的收入也意味着双倍的舒服。超过此数者，舒服程度的增长与收入增长的比例就越来越小，最后，他成了财富的牺牲品，对于凡金钱所能买到的任何东西他都感到厌腻，甚至恶心。你说人人喜欢金钱，就以为他多得10万英镑便会高兴，如同因为小孩子爱吃糖果，你就以为糖果店的小伙计乐意每天加班两小时一样。可是百万富翁究竟要那百万英镑做什么呢？难道他需要一大队游艇？要挤满海德公园骑马道那么多的马车？要一支仆从大军？要整城的住房？或者整个一块大陆作为他狩猎的林苑？一个晚上他能上几个戏院看戏？一个人能同时穿几套衣服？一天又能比他的厨子多消化几餐？他要照管更多的钱财，要看更多向他告贷的信，难道这也是一种乐事？穷人可以做黄粱美梦，可以坐下来盘算，如果哪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亲戚给他留下一笔财产时他该如何消受，以致暂时忘了自己的穷困，因为这种飞来横财总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百万富翁却用不着再做这种黄粱美梦，难道这也是件乐事？
享受
[德国]康德
生活情致上的这种节省由于推延了享受，实际上会使你更富有，哪怕你在生命的尽头通常要放弃对这些财富的使用。
能够最彻底、最容易地平复一切痛苦的手段是，人们也许可以使一个有理性的人想到这样一个念头：一般说来，生命在有赖于幸运之机的享受方面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只有在它被用来指向某个目的时才有价值。这种价值不是运气所能带来的，只有智慧才能为人创造它，因而是他力所能及的。谁因担心价值的损失而忧心忡忡，他将永远生活得不快乐。
年轻人！你要放弃满足（娱乐、饮宴、爱情等等的满足），就算不是出于禁欲主义的意图，而是出于高尚的享乐主义要在将来得到不断增长的享受。生活情致上的这种节省由于推延了享受，实际上会使你更富有，哪怕你在生命的尽头通常要放弃对这些财富的使用。把享受控制在你手中这种意识，正如一切理想的东西一样，要比所有通过一下子耗尽自身因而放弃整个总体来满足感官的东西要更加有益，更加广博。
奢侈是在公共活动方面，在带有鉴赏性的社交生活中豪华过度（鉴赏力是与这种过度豪华的享受相违背的）。但这种过度豪华如果没有鉴赏性，就是公开的放纵。当我们考察享受的两种不同结果时，奢侈就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它导致贫穷；放纵却是一种导致疾病的浪费，前者倒还可以与民族的进步文明（在艺术和科学中）相一致，后者则是一味地享受，最终导致恶心。这两者所具有的虚夸性（表面的光彩）都比自身的享乐性更多。前者是为了理想的鉴赏力而精心考究（比如在舞会上和剧场里），后者是为了在口味和感官上的丰富多彩。用反浪费法对这两者加以限制，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用来部分地软化人民以便能更好地统治的美的艺术，却会由于简单粗暴的干预而产生与政府的意图相违背的效果。
好的生活方式是与社会活动相适合的。由此可见，奢侈使好的生活方式受到损害，而有钱人或上等人所使用的“他懂得生活”这一说法意味着，他在社交享受中带着清醒的（有节制的）头脑精明地做选择，使享受从两方面得到增益，这是目光远大的。
我们的富足
〔美国〕弗洛姆
在林肯时代，巨大的社会区别存在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今天它存在于多余的富足和贫困之间。
本世纪中叶以来，许多人，主要是年轻人，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社会是不合格的。现在你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值得夸耀的伟大成就，我们的技术已经取得空前的进步。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已经证明它无力防止两次巨大的战争和许多局部战争。它不仅纵容了而且实际上促进了导致人类走向自灭的进程。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面临如此众多的破坏潜力。这一事实指出了任何技术成就都无法掩饰的可怕的无能。
当一个社会富裕得足以为你提供去月球访问，却不能正视并减小自身整个毁灭的危险时，那么——不管你是否乐意——这种社会就应被贴上无能的标签。它在威胁到所有生物的环境退化面前也是无能的，饥荒时刻威胁着印度、非洲，以及所有非工业化国家，但是，我们的反应仅是几次演讲和一些空洞的姿态。我们继续快乐地过着奢侈的生活，好像我们对这种生活后果缺少预见的智能。这是能力缺乏的具体表现。它已经动摇了年轻一代对我们的信任，并给了他们很好的理由。因此我感到，尽管我们这个指望成功的社会有众多长处，但这种对处理迫切问题的无能已经严重破坏了对家长制的权威主义秩序的结构和力量的信仰。
在我们对这种危机的后果做进一步观察以前，我想在此指出，即使在西方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部分富足的社会。在美国，几乎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事实上那里有两个阶层：一个阶层生活在富足之中，而另一个阶层，它的贫困许多人并不想知道。在林肯时代，巨大的社会区别存在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今天它存在于多余的富足和贫困之间。
我这里所说的一切，对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并不适用。他们还可能被这样的想法所迷惑：那些奢侈挥霍的人正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穷人只是帮助填满宽阔屏幕的临时演员，供富人们看着消遣。这对少数民族来说同样如此，在美国对非白人来说尤其如此。超出这个范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不适用。对整个人类的2/3也不适用，他们还没有从家长制的权威主义的社会秩序中获得益处。如果我们要为权威主义和非权威主义人口之间的关系画一个准确的图画，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富足的社会可能继续支配今天的世界，但它不仅正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传统，也面临着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并将继续感觉到的一些新的力量。
活着的死亡
〔英国〕劳伦斯
他们从没有活过。他们就像田野里的羊群，用鼻子在地上嗅着，期待着能增加一些食物。
对很多生活了许多年的人来说，已没有鲜花盛开这类事了。许多人像腐生植物一样，生活在旧时死亡的躯体中。许多人是寄生虫，生活在旧时衰落的国家里。更多的其他人只是些杂质、混杂物。这些日子里，许多人、大多数人靠死的冲动来到这个世界，结果发现死的冲动并不足以带领他们进入绝对。他们达到了物理生命的成熟期，然后就开始走下坡。他们没有力量进一步走向黑暗。他们先天不足，出生也只是随波逐流，根本不可能有第二次死亡。在他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的生命正在缓缓地流逝，内部正在缓慢地腐烂。他们倚赖的洪水是分解的洪水、腐败的洪水。他们就存在于这种洪水之中。他们像那些大大的、不会开花的卷心菜。他们获得了叶子的葱郁和脂肪，然后开始在内部腐烂。由于缺乏有效的创造的冲动，他们陷入了严重的肥胖。就像我们的家畜、羊和猪一样。它们为生命而欢快地跳跃，仿佛它们将要达到纯粹的境地。但是，潮水没把它们往那儿带。它们变肥了，它们生存的唯一理由就是为活着的有机体提供食物。它们只在最初的时刻生存过那么一会儿，然后便逐渐陷入虚无。让我们来吞没它们。
许多活着的人，特别是生活在所谓衰败时期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有嘴有胃，有他们自己的可憎的意志。是的，他们同样有多产多育的子宫，并由此带来日益增加的机能不全。但是，他们没有内在的创造萌芽，也没有勇气面对真正的死亡。他们从没有活过。他们就像田野里的羊群，用鼻子在地上嗅着，期待着能增加一些食物。
这些人不会理解，既理解不了生也理解不了死。但他们会机械地哀声哭诉生命和正义，因为这是他们挽回形象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眼里，虚无是狡猾的暴政。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叫活着的死亡，因为死亡包围了他们。如果一个人理解了活着的死亡，那么，他就是一个处在创造核心中的人。
创造核心能够包含死亡，但活着的死亡却是被包围的。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尸体吧。让活着的死人去照顾死去的人吧。创造又与他们何干？
活死人的正义是一种可恶的虚无，他们犹如草地上的羊群，吃了又吃，只是为了增大这种活着的虚无。这些人是如此之多，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他们虚无的否定力量榨尽了我们的生命之血，就好像他们是一群吸血鬼似的。多亏有了老虎和屠夫，这使我们得以摆脱这些贪婪而具有否定力量的羊群的可怕暴政。
地狱箴言
〔英国〕威廉·布莱克
人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足够”，除非他懂得了什么叫“过度”。
驱着你的车和犁，在尸骨上碾过去吧。谨慎明智是有钱而丑陋的老姑娘，她被“无能”追求着。有愿望而无行动的人，是瘟疫的滋生源。被犁断的虫原谅犁头。凡好水者，应把他浸入河里。傻子和智者见到的不是同一棵树。谁脸上不发出光明，他就永远不会变成一颗星。永恒的爱是时间的产品。钟能计量愚行的时辰，却不能计量智慧的时辰。一切有益健康的食物都是不必用罗网或陷阱捕获的。度量衡要在荒年制定。没有一只鸟会飞得太高，如果它用自己的翅膀飞升。尸体不会为伤害复仇。如果傻瓜坚持他的愚蠢，他就会变聪明。法律之石筑成监狱，宗教之砖砌成妓院。孔雀的骄傲是上帝的荣耀。山羊的淫欲是上帝的智慧。女性的裸体是上帝的创作。狐狸责备捕兽夹，而不责备自己。欢乐授胎，悲哀生育。让男人穿狮皮，女人穿羊毛。
鸟需巢，蜘蛛需网，人需情谊。水池蓄，喷泉溢。一种思想能充满无限空间。时刻准备说出你心中的话，卑鄙的人就将躲避你。每件可信之事，都是真理之像。上过你的当的人最了解你。愤怒的虎比善教诲的马聪明。死水有毒。人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足够”，除非他懂得了什么叫“过度”。勇气弱者诡计强。苹果树不问山毛榉如何生长，狮子不问马如何猎食。如果别人不曾愚蠢，我们就会愚蠢。懂得甜蜜欢悦的心灵永远不会被玷污。当你看见一只鹰时，你就看见了神灵的一部分。抬起你的头来！毛虫把卵产在最美的叶子上，牧师把诅咒加在最美的欢乐上。创造一朵小花，需要万年之功。诅咒使人激奋，祝福使人懈怠。酒是陈旧的好，水是新鲜的好。祷告不能犁地！颂扬不能收割！轻蔑之于卑鄙者，恰如空气之于鸟或大海之于鱼。茂盛即美。狮以狐为谋士，就会变得狡猾。怀着心愿而不实行，等于谋杀摇篮里的婴儿。
时髦
〔法国〕蒙泰朗
精神和道德的风尚是经过各方面共同酝酿创造出来的，就像妇女的时装一样，完全是由时装行业在确定的日期制造出来的。
拜伦对一个法国人说：“你们法国人，干什么事都是赶时髦。你们自以为喜欢我的诗，可是25年后，你们就会觉得这样的诗令人难以容忍。”后来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卢梭描述法国人说：“这个善于模仿的民族中大概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这些事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因为谁也不敢去做。应当随大流：这是当地表示谨慎稳重时的至理名言。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是最高的决定。……所有的人都在同样情况下、同时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一切都是有节奏的，就像军队在战斗中的动作一样。你可以说这是钉在同一块木板上，或是被同一根线牵动的木偶人。”（《新爱洛依丝》）夏多布里昂也说：“在法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果有人听见别人对他的邻居高喊当心传染病，他就会大叫可要了我的命啦！”（《墓外回忆录》）
凡此种种，人们还以为自己是思考过的，并且是以新的方式思考的。更有甚者，人们还以为自己已付诸行动。奇怪的是，我们法国人对于前一天自己还鼓吹的东西，第二天却都转过头去不再理会。说起某种生活方式，不论是美妇倩女还是文人学者，动辄斩钉截铁地宣称它已经“过时”，不屑一顾。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成长的，他们的一切都是靠这样的生活方式得来的。至于青年人，在他们一生的这个关键时期，都有一种特殊的病态：凡是在他们之前已经发明创造过的东西，他们都要得意洋洋、气势汹汹地重新发明创造一番。
精神和道德的风尚不是自然产生的。通常它们都是经过各方面共同酝酿创造出来的，就像妇女的时装一样，完全是由时装行业在确定的日期制造出来的。昔日的宫廷，现在的集团、报纸，甚至政府，都是制造精神和道德风尚的。民众随着一涌而入：他们的千年梦想就是与他人共同“思考”。可是，没有什么是比思想更具有个人特点的了，也没有任何两种思想是相同的，犹如没有两个指纹是相同的一样。民众虽然一涌而入，可是马上又退了出来。
大城市
〔德国〕齐美尔
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所以很容易在它习惯的稳定均衡中生长。
大城市的精神生活跟小城市的不一样，确切地说，后者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所以很容易在它习惯的稳定均衡中生长。相反，理智之所在却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灵表层，这里是我们的内心力量最有调节适应能力的层次，用不着摇震和翻松就可以接受现象的变化和对立，只有保守的情感才可能会通过摇震和翻松来使自己与现象相协调。当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使大城市人感到有失去依靠的威胁时，他们——当然是许许多多个性不同的人——就会建立防卫机构来对付这种威胁。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做出反应，而是用理智，意识的加强使他们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智。因此，对那些现象的反应都被隐藏到最不敏感的、与人的心灵深处距离最远的心理中去了。
这种理性可以被认为是主观生活对付大城市压力的防卫工具。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大城市向来就是货币经济的中心，因为经济交流的多样化和集中化，交流的媒介变得十分重要，而农村的经济交流贫乏，所以不可能具有这种重要的意义。但是货币经济与理性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和理性来说，对人和事物的处理的纯客观性是共同的，处理形式的合理性往往与坚决的不妥协性结合在一起。纯粹理性的人对一切特殊的个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一切特殊的个性所产生的关系和反应是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正如现象的个性不会出现于货币原则中一样，因为货币所关心的只是现象的共同问题，只是将全部质量和品质与价值多少加以平衡的交换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建立在人的个性基础上，而人与人之间的支付问题上的理智关系，在跟本身无关紧要的，只是根据其可以客观衡量的劳动有利益关系的问题上的理智关系，比如大城市的人与他们的卖主和顾客、与他们的仆人和可以进行社会义务交换的人之间的理智关系，则具有小范围的特点，在小范围内对个性的不可避免的认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富有情感色彩的关系，产生了纯客观地衡量劳动和报酬的和美气氛。
置身世外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每天我都好像是从另一座城市来到这里，每天我的心脏总会加剧地跳动。
对于城市的感受从来答复不了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地方，其原因就在于此。心灵的压力永远把城市推向远景描述的深处。那里，气喘吁吁地堆积着云朵，不计其数的炉火喷出的烟尘推开重云，聚敛起来，横悬在天空；那里，半坍塌的房屋的大门台阶竖在雪里，一排排地像泊在岸边的船只；那里，腐朽的、苟且偷安的生活在吉他醉醺醺的调拨中度过；那里，端庄持重的妇女，因为在酒瓶旁厮混得过久，脸色变得绯红，搀扶着摇摇晃晃的丈夫们走出门来，冲进夜晚拉脚的马车夫的汹涌行列，像刚刚爬出气腾腾的浴缸，走进澡堂散发着桦树叶味道的凉爽的穿衣间；那里，有人服毒自杀，有人在火灾中丧生，有人泼硫酸令情敌毁容，有人身着花缎走向婚礼圣坛，有人踱进当铺去典当皮裘；那里有我辅导的留级生，他们在等我来上课，摊开书本，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干瘪的嬉皮笑脸，彼此偷偷地眨着眼，充分显出低能的模样，像一棵棵番红花。那里还有一座肮脏的灰绿色大学楼，它那上百间讲堂一会嘈杂得像只蜂房，一会儿又变得鸦雀无声。
教授们从装怀表的衣袋里取出夹鼻眼镜，戴上，环视一下他的莘莘学子或者仰视一下讲堂的拱顶，学生们的头也跟着好像离开了衣领与绿色的灯罩成对地高悬在长绳上。
每天我都好像是从另一座城市来到这里，每天我的心脏总会加剧地跳动。如果那时我去看医生，他一定认为我是在打摆子。
这种不耐烦的慢性发作服用奎宁是不顶用的。我的这种突如其来的阵阵冷汗是我们这个执拗的粗糙的世界，是人们毫不掩饰的文过饰非所引起的。人们活着并走动着，搔首弄姿。要是把他们联合到一个居民点，那么就会有一架想象中的宿命天线矗立在他们中间。寒热病正是在这个臆想中的天线杆的底部冲击，这个天线杆输向另一极的电波发了高烧。在与远处的那根天才天线杆的交谈中，它呼唤那里的新的巴尔扎克来到它的乡镇。可是只需离开这根不祥的天线杆，这里马上就会降临平静。
成功的代价
〔英国〕罗素
问题的根子在于，人们过分地强调竞争的成功，以至于将它当成幸福的主要源泉。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率8%的风险投资，而不要4%的安全投资。结果是，金钱不断地丧失，人们为之担忧烦恼不已。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现代人，他们希望得到的则是更多的用来炫耀自己的金钱，以便胜过同自己地位一样的人们。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所有的势利意识，较之那些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而且尽管金钱本身很难使人声名显赫，但要达到声名显赫，没有金钱也不行。再者，一个人挣钱多少已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商水平的尺度。大款一定是聪明人，反之，穷光蛋就肯定不怎么聪明。没有人愿意被看成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人就会像年轻时代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我认为应该承认，破产所带来的真正的、虽然是非理性的恐惧感常常会进入商人的焦虑意识里。阿诺德·贝奈特笔下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多么富有，却总在担心自己会死在工场里。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童年时饱受贫穷折磨的人，常常被一种担心自己的孩子遭受同样命运的恐惧所困扰；他们还常常产生这种想法，即很难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在创业者一代中，这种恐惧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从来不知一贫如洗为何物的人来说，却很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他们只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例外而已。
问题的根子在于，人们过分地强调竞争的成功，以至于将它当成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意识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一定意义上，金钱能大大地助于增进幸福。而一旦超出这种意义，事情就不一样了。总之，我坚信，成功只能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之一，如果不惜牺牲所有其他一切因素以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劳作的乐趣
〔美国〕霍桑
我在菜园里辛勤工作，不仅满足我严格的爱美之感而已。
满山豆苗，穿土而出。或者一排早春的豌豆，新绿初着，远远望去，刚好是一条淡淡的绿线——天下没有比这更迷人的景致了。稍后几个星期，豆花怒放，蜂雀飞来采蜜——天使般的小鸟，竟飞到我的玉液杯琼浆盏里来吸取它们的仙家饮食，我看了心里总是十分快乐。夏季黄瓜的黄花总吸引无数的蜜蜂，它们探身入内，乐而忘返，也使我非常高兴，虽然它们的蜂房在何处我并不知道，它们采得花露所酿成的蜜我也吃不到。我的菜园只是施舍，不求报偿，我看见蜜蜂一群一群地吸饱了花露随风飞去了，我很乐于布施，因为天下一定有人能吃到它们的蜜。人生的辛酸多矣，天下能多一点蜜糖，总是好事。我的生活也似乎因此甜蜜一点了。
讲起夏季南瓜，它们各种不同的美丽形体，实在值得一谈，它们长得如瓮如瓶，有深有浅，皮有一色无花的，也有起纹如瓦楞的，形体变化无穷，人的双手从来没有塑造过这样的东西，雕刻家到南瓜田去看一看，一定可以学到不少知识。我菜园里的100个南瓜，至少在我眼里看来，都值得用大理石如式雕刻，永久保存。假如上帝多给我些钱（不过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定做一套碗碟，材料用金子，或者用顶细洁的瓷土，形状就模仿我亲手种植出来的藤上的南瓜。这种碗碟拿来装蔬菜，更有相得益彰之妙。
我在菜园里辛勤工作，不仅满足我严格的爱美之感而已。冬季南瓜虽然长了一根弯脖子，没有夏季南瓜好看，可是看它们从小而大的生长，也自有一种快慰之感：瓜初结时，仅是小团，花的残瓣还依附在外，曾几何时，成了圆圆的大个儿，头部还钻在叶子里不让人见，可是黄黄的大肚子挺了起来，迎接中午时分的太阳。我凝神注视，心里觉得，凭着我的力量居然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世界上因此增添了新的生命。别看南瓜那么蠢然无知，它们真有它们的生命，你的手可以摸得出来，你的心可以体会得到，你看见了心里就会觉得高兴。白菜也是这样——尤其是早熟的荷兰白菜，它的腰围大得可怕，最后常常连心脏都会炸裂的——我能够参与天地造物之功，栽培出这样大的白菜，心里不由会觉得自豪。可是最大的乐趣还是在最后：一盘一盘的蔬菜，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上，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萨腾大神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吃下肚中去了。
在乡下
〔德中〕海德格尔
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骏利的。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仅6米宽，7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3个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就是我“工作的世界”——由观察者（访客和夏季度假者）的眼光所见的情况。严格说来，我自己从来不“观察”这里的风景。我只是在季节变换之际，日夜体验它每一刻的幻化。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原始的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里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坡肃穆的单一——所有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是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
严冬的深夜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骏利的。那种将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猛烈的风暴一样。
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橇拖上山坡，扶稳橇把，堆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恍无所思，漫步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想深深扎根于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城市里的人认为屈尊纡贵和农民做一番长谈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夜间工作之余，我和农民们一起烤火，或坐在“主人的角落”的桌边时，通常很少说话。大家在寂静中吸着烟斗。偶尔有人说起伐木工作快结束了，前夜有只貂钻进了鸡棚，有头母牛可能早晨会产下牛犊，某人的叔伯害着中风，或者天气很快要“转”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扎根于黑森林，扎根于这里的人民几百年来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
为何生活？
〔美国〕亨利·梭罗
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
为什么我们应该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下了决心，要在饥饿以前就饿死。人们时常说，及时缝一针，可以将来少缝九针，所以现在他们缝了1000针，只是为了明天少缝9000针。说到工作，任何结果也没有。我们患了跳舞病，连脑袋都无法保持静止。如果在寺院的钟楼下，我刚拉了几下绳子，使钟声发出火警的信号，钟声还没大响起来，在科德附近田园里的人，尽管早晨说了多少次他如何如何地忙，没有一个男人，或孩子，或女人，我敢说是会不放下工作而朝着这声音跑来的，主要不是要从火里救出财产，如果我们说老实话，更多的还是来看火烧的，因为已经烧着了，而且这火，要知道，不是我们放的；或者是来看这场火是怎么被救灭的，要是不费什么劲，也还可以帮忙救救火；就是这样，即使教堂着了火也是这样。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在为他放哨。有人还下命令，每隔半小时唤醒他一次，并不为什么特别的原因；然后，为报答人家起见，他谈了谈他的梦。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在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拿我来说，我觉得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值得花费邮资的信——这是我几年前写过的一句话。通常，一便士邮资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一个人花一便士，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了，但结果你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玩笑。我也敢说，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一幢房子烧了，或一艘船沉了，或一艘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被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对于一个哲学家，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编辑和读者就只不过是在喝茶的长舌妇。
努力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当意识到空虚而不做选择，不加谴责或不加辩护时，我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是有创造力的。
为什么会有实现自我的愿望呢？显然，一旦意识到生命没有内容，那么，要去实现、要成为某种东西的愿望就会出现。因为我什么都不是，因为我是不足的、空虚的，精神上是贫乏的，所以，我要为成为某种东西而奋斗；要为实现自我——或外在或内在地按照一种人、一种事物、一种观念——而奋斗。填补空虚就是我们生存的整个过程。因为意识到我们是空虚的，精神是贫乏的，所以我们或是为聚集外在的事物而奋斗，或是为培养精神的财富而奋斗。什么时候对内在的空洞有一种通过行为、通过期望、通过获得、通过成就、通过权力等手段的逃避，那么，什么时候就存在着努力。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意识到我的不足，我精神上的贫乏，因而我为逃离它或填补它而奋斗。这种逃离、回避或试图去掩盖空洞必然需要奋斗、竞争和努力。
那么，一个人如果不做一种逃离的努力，会发生什么呢？一个人如果与孤独、空虚相伴，那么，在接受这种空虚的过程中，一个人将会发现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存在任何要靠竞争、努力去做的事情——的到来。只要我们试图回避内在的孤独、空虚，那么，就存在着努力，但是，一旦我们审视它、观察它，一旦我们毫不回避地接受自我，那么，我们将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在它那里所有的竞争都停息——就会到来。这种生存状态就是创造，而这种创造并不是竞争的产物。
当对那个空虚的和内在不足的自我有两种认识时，当一个人与那种不足以及对那种不足的充分认识相伴为生时，具有创造力的现实、具有创造性的努力就会产生，而只有这种现实和努力才能带来幸福。
因此，正如我们所知，行为其实就是反应，它是一种不间断地使自己成为某种东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对自我的否定和回避。但是，当意识到空虚而不做选择，不加谴责或不加辩护时，我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是有创造力的。如果你在行为中意识到你自己，那么，你将认识到这一点。在你行动的时候观察你自己，不仅能看到外在的东西，而且能看到你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动。一旦你意识到这种活动，你就会看到一种思想过程，它也是感情和行为的过程，但它是基于一种要成为某种东西的观念上的过程。一旦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要成为某种东西的观念就会出现，而当一个人意识到内在的空洞时，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到来。
自然权利
〔美国〕艾德勒
真正的善是靠我们的自然权利得到，而不是靠有利的外在环境。
我们能向社会要求的唯一的自由，是正义限制范围内随意行事的自由和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作为环境制约自由的变态形式的政治自由。
我们有无政治自由和在多大程度上拥有随意行事的有限自由，这些即使不是全部但也要大部分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社会体制、社会组织、政府形式和法律。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有权得到随意行事的有限自由？第二，为什么我们有权获得政治自由？什么人有权得到这种自由，是每个人都有权，还是只有一些人有权得到这种自由？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找出自然权利的基础。所谓自然权利，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社会给我们以保障权，因为这种保障是我们天生就赋有的权利。我们说它不可过度，是因为要想合法地剥夺这种权利，必须有特殊的理由。
拥有这些权利的确是好事，因为它们满足了人性固有的需要。我们的这种认识就是我们有所需要的基础。
从道德上讲，我们有义务追求幸福。就是说，我们有义务通过追求真正好的东西，通过追求一切能满足我们自然需要的好东西，去使人类过上好日子。我们有权得到我们过好日子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的自然需要不仅是我们识别真正的善和表面的善的基础，也是区别我们有自然权利得到真正的善和无权得到表面的善的基础。但是，我们得到这些善，要不妨碍任何其他人获得真正的善。
真正的善是靠我们的自然权利得到，而不是靠有利的外在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合法地要求社会给予我们过好日子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无法通过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方式来履行我们追求幸福的道义责任，并不是所有好事我们都能得到，因为有些好事是靠运气才能得来，也就是说，它们是有利的外在环境所赋予的。
妥协
[美国]爱因·兰德“妥协”
（非原则意义上使用的那个词）不是对人们满足的破坏，而是对自己信念的破坏。
今天，当人们谈及“妥协”时，并非指法律上的相互让步或交易，确切地说是一种原则的背弃，单方面屈从于没有根据和理性的要求。这种观点的根源是伦理主观主义，认为欲望或奇想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任何人有权追求自己想要的，所有欲望在道德上具有同等价值，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法是对任何事或任何人的让步和妥协。很容易发现，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谁是得益者？谁又是受损害者？
这种观点的不道德性，以及现在流行的“妥协”一词所包含的对道德的践踏在于：它要求人们接受伦理主观主义，以此作为基本的原则而规定人类关系的其他准则，并为了他人的奇想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生活需要妥协吗？”这一问题，通常是由这些人提出的，他们没有区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某些具体的、特殊的愿望。接受低于自己希望的工作并不是“妥协”。听从老板下达的应该如何工作的指令也并不是“妥协”。吃了蛋糕之后不再具有蛋糕同样也不是妥协。
诚实不是对自己主观奇想的忠诚，而是听从理性的原则。“妥协”（非原则意义上使用的那个词）不是对人们满足的破坏，而是对自己信念的破坏。“妥协”并非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而是做自己知道是恶的事，陪伴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去听音乐会，而自己又不喜欢音乐，这不是“妥协”；而屈从其非理性的要求是一种妥协。替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老板工作不是“妥协”，但装作与他观点一致却是“妥协”；接受出版商的建议并修改自己的作品，意识到这种建议的合理性也不是一种“妥协”，但是，违背自己的判断和标准，以取悦出版商和公众，这却是一种“妥协”。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唯一的借口是：这种“妥协”是暂时的，目的是使他或她感化并完善他们。但是，人们不能以屈从为手段来纠正丈夫或妻子的非理性，因为这只能鼓励它们的进一步滋长。人们也不能通过宣传对立者的观点而使自己的见解取得胜利。当一个人有了名望之后，也不能继而提供一些敷衍塞责的作品。当人们发现自己很难忠实于自己的信念，那么一系列背离信念的行为就会接踵而至，从而令人们缺乏抵御恶势力的勇气。以后，就不那么容易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使那样做成为完全的不可能。
自由与克制
〔英国〕罗斯金
蝴蝶比蜜蜂自由得多，可人们却更赞赏蜜蜂，不就是因为它善于遵从自己社会的某种规则吗？
明智的法规和适当的克制，对于高尚的民族而言，虽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免有点累赘，但它们毕竟不是束人手足的锁链而是护身的铠甲，是力量的体现。请记住，正是这种克制的必要性，如同劳动的必要性一样，值得人类崇敬。
每天，你都可以听到无数蠢人高谈自由，就好像它是无上光荣的东西，其实远非如此。从总体上来讲，从广义上来讲，自由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它不过是低级动物的一种属性而已。
任何人，伟人也罢，强者也罢，都不能像游鱼那般自由自在。人可以有所为，又必须有所不为，而鱼却可以为所欲为。集天下之领土于一体，其总面积也抵不上半个海洋大；纵使将世上所有的交通线路和运载工具都用上（现有的再添上将要发明出来的），也难比水中鱼凭鳍游来得方便。
你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会发现，正是这种克制，而不是自由被人类引以为荣；进而言之，即便低级动物也是如此。蝴蝶比蜜蜂自由得多，可人们却更赞赏蜜蜂，不就是因为它善于遵从自己社会的某种规则吗？自由与克制这两个抽象的概念，后者通常更显得光荣。
确实，关于这类事物以及其他类似之物，你绝不可能单单从抽象中得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对于自由与克制，倘若你高尚地加以选择，则二者都是好的；反之，二者都是坏的。然而，我要重申一下，在这两者之中，能显示高级动物的特性而又能改造低级动物的，还有赖于克制。而且，上自天使的职责，下至昆虫的劳作，从星体的均衡到灰尘的引力，一切生物、事物的权力和荣耀，都归于服从而不是自由。太阳是不自由的，枯叶却自由得很；人体的各部没有自由，整体却很和谐，相反，如果各部有了自由，势必导致整体的溃散。
善生活
〔美国〕弗兰克纳
一个人的善生活可以像另一个人的善生活那样善，甚至那样的内在善。
当今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甚至从浪漫时代就开始了），它贬低满足和美德，赞成自律、可靠、义务、创造、决定、自由、自我表现、奋斗、反抗等等。我认为这种观点按其本义或其极端形式来看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包含了一个重要真理，即一个人所能有的最好生活必须具有形式——不仅是在模式的意义上，而且是在由某种态度、姿态或“生活风格”所引起的意义上。怀特海称之为“主观形式”，他认为尊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风格，尽管他也提到了其他风格。在我看来，自律和上述其他形式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但是，我还想补充理性以及和客观、理智的责任感等有关的品质。也许还应提到爱。至少可以说，如果弗洛姆等心理学家是正确的，那么要使一个人的生活成为善的，就不仅应该在道德意义上、还应该在非道德意义上是善的。人们不能过于关心自我生活的善，还应该考虑自我之外的原因和客体。
仅就善生活所具有的内容、模式和主观形式而言，它们对不同的人无疑是完全不同的。要想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自身的体验和借助他人体验与智慧所进行的反省。我怀疑是否能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固定秩序或模式（柏拉图和罗斯是这样认为的），我相信，人类本性的任何方面都可能很接近，否则心理学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然而对于有关人性的任何固定概念来说，它又显得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不能详细地加以说明。即使我们提到过的所有观点都被发现是善的，至少在某种程序上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它们的次序和排列也必然具有某种相对性——这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对某些人来说，善生活似乎包括和平与安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冒险和猎奇。尽管所有的善生活都应该、而且确实也包括了上述每一方面的成分。一个人必须为这种多样性留出较大的余地，如果不是在其善的表格中，至少是在他关于善生活的概念中。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讨论公正时所涉及的一个论点：即人的需要和能力不仅有所不同，而且是这样的一种不同——一个人的善生活可以像另一个人的善生活那样善，甚至那样的内在善。
正义至上
〔美国〕艾德勒
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尽力达到一种人人都有，但程度上又有不同的条件平等？
自由主义者与平均主义者之所以走向极端，是由某些错误造成的。不纠正这些错误，持不同意见的极端主义者之间，并非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就不能解决。要纠正这些错误，就必须认识到自由与平等都不是第一位的，认识到两者都是好事，但不是无限制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只有在正义的支配下，两者才能和谐地扩展到最大限度。
一个人是否应具有无限制的行动自由或干事业的自由？或者说，是否应在不伤害他人、不剥夺他人自由、不使他人因不平等而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的情况下，拥有他所能使用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呢？总之，一个人应不应该拥有比他所能够公正行使的更多的自由？
对这些问题的否定回答，使人认为一个人只应拥有正义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不应超过。
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尽力达到一种人人都有，但程度上又有不同的条件平等？这个社会应否无限制地扩大这种条件平等，即使那样会造成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剥夺？一个社会应不应该忽略，人不论在天赋上还是在才能上都是既平等又不平等的？应不应该忽略，他们对社区福利的贡献不同的事实？
对这些问题的否定回答会使人感到，一个社会，应在正义所要求的限度内达到最大的平等。这个限度不能超越，超越了就是不正当的。正如不能超越正义所允许的自由那样，超越了，就是不正当地行使被允许的自由。
正义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是不同的。
关于自由，如果自由的行使是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那么，正义对它所允许的个人自由就是有限量的。
关于平等，如果社区能公正地对待其所有成员，那么，正义就会对其所要求的平等与不平等的类别和程度有所限制。
这样，当正义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起支配作用时，自由与平等就能在限定的范围内和谐地扩展到最大限度。自由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中那些错误的、极端主义的、无法解决的冲突就会消失，因为正义至上纠正了这些错误，解决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亚当的意志
〔荷兰〕斯宾诺莎
现在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的行为是和这种圆满性相容的，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已丧失了真正的圆满性，他背叛了他的本性。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立足于动物立场上看有些事物是值得赞美和喜爱的，但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对它则感到憎恨和厌恶，如蜜蜂的争斗、鸽子的嫉妒等等，这些事物在我们用人的眼光看时是可恶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动物立场去考察，它们就显出较多的圆满。我们就能由此清楚推出：既然罪孽只是指不圆满性，所以罪孽就不能存在于任何表现本质的事物之中，正如不存在于亚当的决意或此决意的实行中一样。
而且，我们也不能说亚当的意志和神的意志是敌对的，或说亚当的意志由于触犯了神所以是恶的，因为这样就证明了神具有极大的不圆满性，某些事物可以违背神的意志而产生，神可以让它欲求某种它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它的本性像它的创造物那样被决定，使它对某些事物表示同情，而对另一些事物投以憎恨，而且这种说法也完全与神的意志背道而驰的。因为神的意志既然并不是某种和神的理智不同的东西，所以任何事物违背神的意志就如同违背神的理智一样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任何违背神的意志的事物按其本性将必定是同神相违逆，正如方的圆一样。因而，既然亚当的意志或决意就其自身而言不是恶的，或确切地说，不是违背神的意志的，那么可以推知，神必定是亚当意志的原因，这并不在于亚当的意志是恶的这一点，亚当的意志之所以是恶的，无非只是缺乏一种更圆满的状态，这是由于他的行动而失去的。真的，这种缺乏并不是某种肯定的东西，但我们只是就人的理智才用这个名词，而不是就神的理智而言。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我们是根据同一个界说表现同一种类的一切个体，例如表现一切具有人的外在形式的个体，所以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个体都能够具有从这个界说中我们可以推出的最高圆满性。现在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的行为是和这种圆满性相容的，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已丧失了真正的圆满性，他背叛了他的本性。但如果我们并没有把他归入这个界说内，没有把这样一种本性归属于他，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认为。但是，既然神既不抽象地设想事物，也不做这种一般的界说，而且除了神的理智和神的力量分给和实际授予事物的本质外，没有更多的本质属于事物，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地推出，我们只能就人的理智而言才说这种缺乏，而不是就神的理智而言。
危难中
〔美中〕爱因·兰德
在正常的生存情况中，人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目标，筹划这些目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追求和达到它们。
区别危难情景中的行为规则和人类生存正常情况下的行为规则，是相当重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有双重道德标准：标准和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它们运用于其中的情景需要精确的定义。
危难情况是无法选择、出乎意料的事件。这种情景中，人们的生存是不确定的——如水灾、地震、火灾、沉船等。在危难情况中，人们的基本目标是与灾难抗争，以逃避危险，恢复正常状态（到达陆地、扑灭大火等）。
“正常”是一种形而上的情况，指处于事件的自然状态，并与人类的存在相协调。人可以生活在陆地上，不能生活在水中或熊熊大火中。由于人并非全能，所以，他不可能预见灾难。在危难情况中，唯一的目标是恢复到人类能够继续生存的常态中。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危难情况是暂时的，假如一直是这种情况，人类将会毁灭。
只有在危难境遇中，人们才应该帮助陌生者，只要这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例如，一位水手珍视生命价值，在遇到沉船事件时，他就应该帮助他的乘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脱离了危险之后，他还要尽力帮助这些人摆脱贫困、无知、神经过敏或任何其他的麻烦。
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发现隔壁邻居正在生病并且身无分文，虽然从形而上观点来看，疾病和贫困并非特殊的危险状况，但由于他暂时处于无助的状况，人们应该给他食物和药品，只要能够支付得起（这是一种善意，而不是义务）。也可以在周围邻居中募捐，以帮助他摆脱困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你一直要资助他。
在正常的生存情况中，人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目标，筹划这些目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追求和达到它们。如果一个人太多地怜悯困境中的人们，以及为他们牺牲，他是不可能成功的。特殊的危难情况中的行为规则，不能用来指导他的日常生活。
帮助处于危难情景中的人们这一原则，不能引申为把所有遭受痛苦的人看成危难情况，不能首先保障这些不幸的人而牺牲其他人。
贫困、无知、疾病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并不是形而上意义的危难情况。根据人类及其存在的形而上意义，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他所需要的价值（财富和知识等）是不会自然地被赋予的，它不是自然的馈赠，是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工作来发现、达到的。在这一方面，人对他人的唯一义务是维护社会系统，以让他自由地去达到、获得和保持其价值。
观念的领域
〔法国〕加缪
在这领域中，它又受到了限制，又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除了他的清晰外，他身上的一切对他似乎都变成不可预见的。
伦理说教是一定存在的。我常见道貌岸然之士为非作歹，我天天发现主见不需要规则。荒谬的人能接受的道德法典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和上帝分离的法典：被指定了的法典。但是碰巧他生存在上帝的领地之外。至于其他法典（我也指不道德主义），荒谬的人见到的只是对的明证，而他无法证明对错。我的出发点就是他无辜的原则。
那种无辜是令人害怕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伊凡·卡拉马佐夫说。这也含有荒谬的成分，但是它不能就粗俗的意义来解释。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曾经指出那不是一阵舒解或欢乐的迸发，而是对某事实一种痛苦的承认。上帝赋予生命某种意义的确然性，远超过不受惩罚而行恶的能力。做出抉择并不困难，但如果根本没有抉择，痛苦就会产生。荒谬并不解放，它束缚。它不授权一切行动。“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事会被禁止。荒谬仅参照那些行动影响相等的事物。它不推荐罪行，因为这是幼稚的。但它把懊悔的无用还给它。同样地，如果所有的经验都是漠然的，那么责任的经验和其他的一样合法。人可能突发奇想地变得有德行。
所有的道德系统都基于这个观念：行动必然会产生使其合法或证明其不合法的后果。一颗荒谬的心只能判断我们必须以冷静的态度来考虑那些后果。它准备全部付清了。换句话说，可能有负责的人，但没有有罪的人——根据它的说法。至多，这种心灵会同意使用过去的经验作为其未来行动的基础。时间会延长时间，生命会服侍生命。在这领域中，它又受到了限制，又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除了他的清晰外，他身上的一切对他似乎都变成不可预见的。那么，有什么规则会从那不可理解的秩序中产生呢？唯一可能教诲他的真理是非正式的：它走向生命，在人群中展开。荒谬的心灵在其推论终了时，不可能像期望实例和生命的呼吸一样地期望伦理的规则。
我是否需要坚持我的观念呢？因为例子不一定是值得遵循的（如果可能的话，在荒谬的世界中，它更不值得），而那些实证也并非模范，除了这需要某种才能的事实之外，人——随着他应得的分量——变得可笑了，当他从卢梭那儿获得结论，说人必须爬行；或从尼采那儿获得结论，说人必须虐待他的母亲。“荒谬是必要的。”一位现代作家说，“做呆子倒是不必要的。”我要处理的态度只有在考虑过它们的矛盾对立后，才会获得它们的全部意义。
智者
〔英国〕休谟
无论恋爱的快乐是何等销魂，它也不能消除同情与仁爱的宽厚情感。
智慧的殿堂立在磐石之上，它高出一切争端的怒火，隔绝所有世俗的怨气，雷声滚滚，在它脚下轰鸣，对于那些狠毒残暴的人间凶器，它高不可及。贤哲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怀着欣慰而怜悯的心情，俯视着芸芸众生：这些充满谬见的人们，正盲目地探寻着人生的真正道路，为了真正的幸运而追求着财富、地位、名誉或权力。贤哲看到，大多数人在他们盲目推崇的愿望面前陷入了失望：有些人悲叹于曾经一度占有了的他们意欲的对象被多忌的命运夺走；所有的人都在抱怨，即使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或是他们骚乱的心灵的热望得到安慰，它们也终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然而，这是不是说贤哲就总是保持着这种哲学的冷漠，满足于悲悼人类的苦难而从不使自己致力于解除他们的不幸呢？这是不是说他就永远滥用这种严肃的智慧，以清高自命，自以为超脱于人类的灾祸，事实上却冷酷麻木而对人类与社会的利益漠不关心呢？不，他懂得，在这种阴郁的冷漠中，既没有真正的智慧，也没有真正的幸福。对社会深沉的爱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无法压下这种那么美好、那么自然、那么善良的倾向。甚至当他沉浸于泪水之中，悲叹于他的同胞、友人和国家的苦难，无力挽救而只能用同情给予慰藉之时，他仍然豁达大度，胸襟宽广，超乎这种纵情悲苦而镇定如常。这种人道的情感是那么动人，它们照亮了每一张愁苦的脸庞，就像那照射在阴云与密雨之上的红日给它们染上了自然界中最辉煌的色彩一样。
但是，并非只有在这里，社会美德才显示它们的精神。无论你把它们与什么相混合，它们都能占据上风。正像悲哀困苦压制不住，同样，肉体的欢乐也掩盖不了。无论恋爱的快乐是何等销魂，它也不能消除同情与仁爱的宽厚情感。它们最重要的感染力正是源于这种仁慈的感情。而当那些享乐单独出现，只能使那不幸的心灵深感困倦无聊。请看这位快活的浪荡子弟，他宣称除了美酒佳肴，瞧不起其他一切享受。如果我们将他与同伴分开，就像趁一颗火星尚未投向大火之前将它与火焰分开，那么，他的敏捷快活会顿时消失。虽然各种山珍海味环绕四周，但是他会讨厌这种华美的筵席，而宁愿去从事最抽象的研读与思辨，并感到更为可心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