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书的那几年，当时的环境要求在学校读书都是半工半读。读书是半天，劳动是半天。
学校分配给每个学生固定的劳动工作量，每个学生都需要完成才能进课堂读书。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我的个头和力气比起同龄的女孩都小很多，座位都是坐在前排，我完成工作所需的时间、精力和力气都要比其他人多一些。
念到四年级时，每天早上凌晨六点我就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出门，上山割一担草回来做柴火，做到上午十点才去学堂上课，下午五点学校放学后，去山上再割一担草回来，才得以吃晚饭。
因为童年右手中指那次被夹伤没有处理，在伤口反反复复愈合受伤时，我学会了用左手。拿筷子、拿刀砍柴都是用的左手，右手没有什么力气。但割草用的是镰刀，我不会使用左手用镰刀，只能用不常用的右手来，一不顺手，二没力气，往往别人完成了的劳动量，我才做好一大半而已，费时费力。
即便每日这样早出晚归，天不亮就起，天不黑不归，母亲刘青依旧对我一不顺心就轻者谩骂，重者打骂。没有父母对孩子基本的关心。
我念到五年级下学期时，母亲刘青对我的打骂没有改善，越来越严苛，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一个星期时，母亲又因为一件小事打骂了我。
“你怎么就这么没用，一无是处，脾气还倔。”
我的倔脾气上来了，一个星期没去念书，只参加了五年级升初中的期末考试（当时的学校没有六年级，五年级后直接初中），当时的我聪明好学，喜欢读书，即使缺课一周，在一百个学生考试，只能有五十个学生上初中，升学率只有50%的情况下，我顺利的考进了初中部。
我本以为母亲刘青会夸奖我的聪明和好学，也许是因为学费的负担太重，家里孩子太多，考上初中的w没有得到刘青的夸奖，反而变本加厉的辱骂我，动不动指着我的脑袋骂我没用，一不顺心就打骂。
十四、五岁的少女正处于青春期阶段，敏感，多思，希望得到认同。我每日在课堂上思考的不是学习，而是揣摩自己要如何做才能得到母亲的认同，像对待其他孩子一样好好对待自己。想得多了，课堂上便无心听课，无心学习。初一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排名掉到了倒数。
第二个学期开学前，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不念书了出来工作，给家里减轻负担，在我读书的那几年，母亲刘青又生了一个女孩，成了七妹。现在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我心里想着：
我工作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是有功劳的，母亲应该就不会骂我了，给家里带来收入，母亲就会对我好了，态度也会改变的，不是光吃家里无事生产的人。
我找到母亲刘青，对她说了想法：
“妈，我不去上学了，我想去工作。”
“不去就不去。”母亲对于我不去上学不询问缘由，也没有什么异议。
不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到生产队里去报到放牛。1977年村里是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的政策。工作是算工分的，工分在当时是统计出勤率用的，作用是年底统计集体劳务，之后分配劳务所得。哪一户整年统计的分数越高，所分配得到的稻谷、粮食就越多。
我在心里计划过：一个大人做满一天工，得十分，十分在当时一天的工作是最高的分，而她一个小孩去做同样的工作一天只得三分，放两头牛一天可以得六分，一般是中午开始放牛到下午，在放牛前还有一个早上的时间可以利用，大人靠着这段时间做其他工作可以得三分，小孩做得一分，这样把时间好好利用，一天她也能得七个工分，还是挺可观的。
可这可观的七个工分，却引来其他人的眼红，别人看我一个女孩子，年纪小，个子小，没有少欺负我，不是骂我，就是凶我，经常把我的牛赶到水草不丰的地方。我都只能默默承受着。
春去秋来，我的放牛工作一放就放了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