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迄今，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尽管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论著汗牛充栋，而从小说史的框架方面看，却始终没有超越《中国小说史略》的藩篱。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以通史的形式来写一部新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不仅数量微乎其微，质量也不够理想。近十年来，海内外对我国古代小说中几部名著的研究工作确有较大突破，但古代小说史的撰写却仍付阙如。现任教于福建师大中文系的齐裕焜同志，是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治古典小说颇有成就。他从前年起，便带着两位硕士研究生开始撰写这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这是一次有创造性的尝试。由于我曾忝为裕焜的研究生导师，他在本书草创伊始便嘱我为他们通审全稿。我认为他们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尽管自己早已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揣冒昧地答应了。几十万字读下来，实在获益非浅，很想把个人的读后感介绍给本书的渎者。这就是我为本书写序的动机。
这书的特点之一是从体例上突破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却又未背离撰写一般通史的原则。在对古代小说进行分门别类的同时，使读者仍能看出时间上的发展顺序，真正落实了“演变”的前因后果。当然，有些小说是各种题材的融合体，在分类过程中很不容易为它们找到恰当的归属，因此本书的分类未必对每一部作品都区划得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但这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毕竟是从新的角度来观察、考虑问题的，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我个人在审读书稿时，就感到它的内容既有纵向发展的脉胳，也有横向联系的轨迹，实际上作者们只想在我国古代小说领域中尽量做到点、面、线的结合。可以说，这确是一次大胆而有新意的尝试。
特点之二是书中所论列的各类小说涉及范围甚广，有许多一般小说史和小说论著中从不谈起的作品，本书都提到了并给予它们以适当评价。这就使读者耳目一新。我们做学问，总希望后来人“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但前人在著述中也要给后人铺平道路并指明走向，让后人有“出蓝”、“居上”的机会才行。此书在这一点上对读者恰好起到了开拓视野和引导方向的作用。假令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一编在手，据此而按图索骥，说不定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我在审稿过程中确实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学到了许多新东西，因而深感到古人说的“教学相长”，真是经验之谈。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证明裕焜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不仅曾下了不少功夫去读书，而且还经过缜密思考和严格选择，才写成这部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的。
特点之三是本书对于几部长篇古典巨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做出了更有深度和说服力的新的评价。当然，由于撰稿之人非一，在评价每一部名著时也各具特色。如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在近年来现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百丈竿头更进了一步的；而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由于撰写人对作家与作品做了深刻细致的钻研分析，因之得出了仿佛出人意外、而实际上却是有根有据的新的结论。这三个特点恰好证实了我上面的话，这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在撰写中确是力求做到点、面、线三方面统筹兼顾，既有述也有作，而且是从“述”中体现了“作”的。
但这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也并非无疵可指。首先，由于书成于众手，无论是文章的立意还是文字的风格，都未能完全统一。其次，既然全书由几个人分工撰写，而每位作者的素养和兴趣自然有深浅多寡轻重之别，因而对其所必须撰写的那一部分内容，在章节之间也难免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然而话说回来，一部书即使由一个作者来写，应该是“一家之言”了，也还不免出现此处精彩纷呈、彼处平淡无奇的现象，何况是由几个人撰写的集体著作呢！
最后，我想谈谈裕焜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我和裕焜谊属师生，情同益友。将近三十年的交往使我深感裕焜同志不仅由衷地尊师重道，面且热心地奖掖后进。在治学的态度上也是不苟同异，对别人的意见既不武断也不盲从的。比如他对《金瓶梅》的看法，就同我本人不一样，并不因为由我审读全稿便有所曲从。这是很难得的。助手之一陈惠琴同志肯好学深思，写文章有才华，但欠老练，思路敏捷却有时爱标奇立异。另一位助手包绍明同志，则文风朴实无华，立意力求平正。这两位都是大有前途的青年学者。裕焜执教高校也已二十余年，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使我这日趋衰悖的老友由衷感到欣慰。对于这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我仅仅做了一次通审工作，但通过读文章，却更多地对裕焜及其两位弟子有所了解，也是一大收获。古人为某一著作写序，往往对写书的作者更为重视，因为作品出于作家手笔，二者必不可分割。我于序末作此赘言，读者或亦能有所鉴谅乎！
1989年12月，写于北京大学中关园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