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里·奥康纳
我认为，如果听作家侃侃而谈有什么价值的话，在于听他们能见证什么，而不在于他们能构建什么理论。我自己解决文学难题的方法，与那个约翰逊博士的盲管家所用倒茶之法非常相似，她在倒茶时通常会把自己的手指放在杯子里。在这个国家，现在并非作家们能够彼此畅所欲言的美好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一些作家感觉彼此思想接近，便共同发行了一个小册子，名叫《我将坚持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些作家具有相近的社会意识，而这样的社会意识会使他们或多或少地走向相同的方向；但是现在，没有好的作家敢于站出来，为一代人或为彼此代言，即使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也没有。时至今日，每位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即便他可能并不确信，自己的作品足够重要，以至于值得自己那样去做。
我认为每个作家在谈论自己创作小说的方法时，希望展示的是：在某种关键和深层意义上，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而言，要证明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并不具有很大的虚构价值，是非常困难的。我发现如果小说中的年轻男主人公并不符合普通美国男孩的标准，甚至不符合美国普通小流氓的标准，那么，他的“始作俑者”将大费周章去解释。
首先他必然要面对的是，解释他并非另有所图。因为即便今日的美国文学中不存在真正的流派，也总会有批评家刚好虚构出来一个，并准备把你纳入其中。如果你恰巧是个南方作家，那个“美国南方作家”的标签，连同与之相伴的所有迷思，都会马上贴到你身上，任凭你尽己所能去摆脱它。我发现，不管出于何种特殊的戏剧化需要，只要你的小说中出现了南方场景，你就会被普通读者定义为是在书写南方，被判定为你的小说必须忠实描写了典型的南方生活。
总是有人向我指出，佐治亚[1]的生活根本不像我所描绘的那样：逃犯并不会在马路上溜达，并将路遇的一家人杀家灭门[2]；圣经推销员也不会四处徘徊，寻找木腿姑娘[3]。
社会科学已给公众的小说之道投射了沉闷的枯萎之光。当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特别讨厌的就是那个虚构的实体——南方堕落派。每次听到南方堕落派，我都感觉像兔子兄弟（Br'er Rabbit）迷恋上柏油娃娃（Tarbaby）。曾有一段时间，普通读者读小说纯粹是为了能从中得到道德训诫，但是，无论那样做有多么幼稚，都远远不及现在的一些更为局限的阅读目的，现在的做法更为幼稚。现在的小说被认为完全与社会、经济、心理力量相关，而且这些力量必须在小说中得到展示；或者是涵盖这些方面的日常生活细节，这对于好的小说家而言，仅仅意味着某个更为意味深长的结局。
当霍桑说他写的不是小说，是罗曼史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问题，或许对我们满怀期待。现在许多读者和批评家为小说树立了一种所谓的正统观。他们要求一种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最终会限制而不是扩大小说的视野。他们将只适合于长篇小说的恰当材料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与典型性事件联系起来，与忠诚看待事物的方式联系起来，并且发生于正常的生活中。与之相伴的常常是对这些存在方面的大规模处理，而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4]都无法直接处理的。仅仅是在最近五六十年中，作家们才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可为小说创作开创了诸多可能性，但是，当这种自由大行其道之时，却是文化的黑暗之日。除了忘我地投身于铸造自己的作品外，作家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我们被那些基于不劳而获的自由而创作的悲伤小说所淹没，或者基于认为小说必须代表典型性的概念所包围，以致在公众心目中，更深刻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变得越来越不被理解。
那种可以被称之为现代浪漫主义传统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写作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享有小说的正统。但是只要这些作品有活力，只要它们表现了鲜活的东西，无论普通读者觉得其生活看起来多么古怪，他们不得不置身其中，他们不得不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去适应。
当我们读过大量严肃的当代小说，特别是南方小说之后，我们发现，其一种品质通常被贬义地描绘为怪异。当然，我发现，任何出自南方的作品都会被北方读者称作怪异，如果不是怪异，又会被称作现实主义。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误用暂且搁置，考虑那种被称之为怪异的小说有存在的充分理由，因为那是作者有意为之。
在这些怪异作品中，我们发现，作家复活了某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惯于忽略的经历，或者普通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经历。我们发现，那种在惯常现实主义中我们所期望的关联现在常常被忽略了，那种任何人尝试描述的风俗习惯反而存在着陌生的跳跃和缺口，而那种风俗习惯可能已不复存在。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便并非始终与他们的社会框架相一致。他们的虚构品质偏离了典型的社会模式，趋于神秘和不可预期。我想考虑的正是这种类型的现实主义。
从根本上说，所有小说家都是现实的探求者和描绘者，但是每个小说家的现实主义将取决于他对现实的终极境界的看法。从18世纪开始，随后各个年代的流行精神已越来越趋向于认为生命的疾病和神秘终将在人类的科技进步面前解体。一种信仰仍然变得强烈，尽管正是因为这些科技进步，这可能是人类面临灭绝的第一代人。如果小说家迎合这种精神，如果他相信人的行为由心理构成、经济地位或一些其他的决定性因素预先决定的，那么他首先关注的是：精确复制与人最为直接相关的事物，以及他感觉到的能够控制他命运的自然力量。这样的作家会创造出一种伟大的悲剧性的自然主义，因为凭借他对自己观察到的事物的那份责任，他有可能超越自己的狭隘视野。
另一方面，如果作家相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生活在本质上仍然是神秘的，如果他将我们看作一种创造性秩序中的生灵，而我们对这种秩序的规律可以自由回应，那么，只有当他穿透事物表面进入一种神秘经验本身，他才能对他看到的表面事物产生兴趣。他这种类型的小说会一直将自己的界限推向神秘的极限，因为对这种小说家来说，只有当足够的动机、心理承受能力和各种决心都被耗尽，小说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获得意义。这样的作家会感兴趣于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胜于我们理解的东西。他会感兴趣于潜在可能性，胜于概率。他会感兴趣于被迫迎接邪恶与优雅的人物，超越自我信念展开行动的人物——无论他们是否清楚地知道那起作用与否。在现代人的头脑中，这种人物和他的创造者的典型是堂吉诃德，持矛冲向本不存在的存在。
我并不喜欢推荐这种类型的作家，因为其主要兴趣在于神秘，就会轻视具体之物。小说始于人类知识之初，从这种意义而言，每个小说家都被其所处时代媒介的本质属性所限制。但是，我的确相信，我正在描述的这类作家会以更极端的方式使用具体之物。他显然将会采取更为明显的扭曲方式。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说，康拉德（Conrad）在他的小说中会以大多数人采取的行事方式塑造人物。我认为，南方怪异小说的作家会按照极少数人采取的方式塑造人物，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小说与现实的距离是如此巨大。他在寻找一个形象，能将两个点连接、结合或体现出来：一个点是具体之物；另一个点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他却坚定地相信，对于他而言，这个点真的就和每个人所看见的一样真实。
没有必要指出这种小说的面貌将是狂野的，它几乎必然是充满暴力的和滑稽的，因为它在寻求调和矛盾。
即便创作怪异小说的作家并不认为自己塑造的人物比普通的堕落者更古怪，但是他的读者也会这样认为。读者会问他，往往还会告诉他，为什么他选择了赋予这种残缺灵魂以生命。托马斯·曼（Thomas Mann）说过，怪异是真正的反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中产）风格，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国家，普通读者会设法将怪异与感伤联系起来，因为每当他好意地谈起它的时候，他似乎就会把它与作家的同情心联系起来。
现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作家绝对需要同情心。在任何人嘴里，同情心都是一个很好听的词，任何书封上都少不了它。它是一种品质，任何人都不能在准确的批评意义上加以染指，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安全地使用它。我通常以为，它意味着作家原谅了所有人的软弱，因为软弱是人的本性。现在作家的这种模糊的同情心需求，使他很难对任何事情提出反对意见。当然，当怪异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被使用时，隐含其中的知识和道德判断肯定就会凌驾于感情之上。
在19世纪的美国写作中，有大量的怪异文学源自边疆，并被认为是有趣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怪异人物，尽管可能是滑稽的，但至少本质上并非如此。他们似乎背负着一种无形的负担，他们的狂热是一种责备，而不仅仅是一种古怪。我相信他们源自预言式幻象，这种幻象特属于那些我刚刚描述过的小说家。对于这样的小说家，预言是用其延伸的意义来看待近旁事物的问题，这样就能以近观远。这种预言家是远距离的现实主义者，你在最好的当代怪异小说中发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现实主义。
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南方作家尤其嗜好写怪人怪事，我说那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识古怪。为了能辨识古怪，你必须对完整的人有所认识。在南方，对人的一般观念，主要仍是神学意义上的。这是一个宏大的陈述，然而这样做同样是危险的，因为你所讲述的任何有关南方信仰的事，下一刻就会遭到同样得体的否定。但是从作家的立场来接近这个主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放心地说，尽管整个南方几乎并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但它肯定是基督出没之地。不信基督的南方人，非常害怕他可能被以上帝的形象和样子来塑造。幽灵可能是非常凶猛并具有启发意义。他们投射出奇怪的影子，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学之中。无论如何，只要畸形能被感知，以我们经过必要位移塑造的一个形象，他就能在文学中获得某种深度。
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南方文学趋向怪异，并且这种趋势流行于优秀的南方作家之中。我认为作家最初投入创作的动力来自于文学更胜于生活。当有很多作家都在采用同样的熟语，都在远望或多或少相同的社会场景时，那么，每个作家就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小心，以免在已经被做得接近完美的事情上出纰漏。在我们中间单单是福克纳（Faulkner）的出现，对于我们就有巨大的影响，作家必须在能与不能做之间做出取舍。没有人想让自己的骡车与迪克西（Dixie）呼啸而来高级快车处于同一条轨道上。
南方作家被迫从所有方面让他的目光超越事物表面，超越单纯的问题，直到触及预言家和诗人所关心的领域。当霍桑说他写的是浪漫传奇时，实际上，他是在企图给小说保留一些自由，远离社会决定论，并引导它沿着诗歌的方向行进。我认为，这种黑暗、分裂的浪漫传奇小说传统结合了滑稽怪诞传统，以及从自然主义者那里得来的经验，以便至少在短期内，让我们南方文学不致变成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5]先生想要的那种东西。他曾说他希望我们下一个文学阶段能恢复到那种核心文学上去，将具有中产阶级趣味的作家的“伟大主题”与那些新批评家遗赠的专业性技术结合起来，并由此重使文学成为社会的镜子和向导。
对于我正在描述的这类作家来说，反映社会的文学可能不是社会的合适向导，一个人如果确实想凭借纯粹的艺术同时做到这两件事情，他就必须诉诸比中产阶级主题和纯粹的专业性技术更为暴力的手段。
我们并非生活在现实主义者的距离能够被理解或被认真思考的时代，即便他可能在美国文学传统当中占主导地位。每当有公众的意见传到耳中，那总是一种要求平衡的文学，一种能够设法治愈时代创伤的文学。以社会秩序、自由思想，有时甚至是基督教的名义，人们要求小说家成为时代的女佣。我曾经想到，这女佣非常像那个黑人守门人，当亨利·詹姆斯离开查尔斯顿的旅馆时，她把詹姆斯的衣箱放在了水坑里。于是，詹姆斯被迫坐在拥挤的车厢里，把小背包放在腿上。在整个南方，这个可怜人遇到的服务都很丢脸，他后来写道，我们的家仆是全世界仆人中的最末之选，因为他们从天性上就不适合做仆人。这些小说家的境遇也是如此。让他承担家仆的职责时，他会把公众的行李放在一个又一个水坑里。
小说家塑造人物不在于他的职责，而在于他的想象，并且我们必须记住，他的幻象必须被传播出去，读者的局限和盲点肯定会严重影响他展现自己所见之物的方式。这是另一回事，在当下，它增加了小说中的怪异倾向。
那些为他们的时代代言的作家，比起那些反对流行态度的作家，在写作上要容易得多，也更有魅力。我曾经收到加利福尼亚一位老妇人的信，她告知我，当疲倦的读者在夜晚回到家时，希望读到能让他心跳加快的内容。看来，她读到的我写的任何内容都没能让她的心跳加速。我想，如果她的心处于正确的位置，它会被悬起来的。
你可能会说，严肃的作家没有必要为疲倦的读者操心，但是他确实操心了，因为他们都很疲倦。一位想让自己的心悬起来的老妇人还不是那么糟糕，但是将她乘以25万，你得到的就是一个图书俱乐部。我过去认为，为某些假想的精英写作应该是可能的，为那些上过大学和有时知道如何阅读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尽管你可以在《奥斯科尔画室》（Botteghe Oscure）杂志上发表你的小说，尽管它们很优秀，你最终得到的，还是来自加利福尼亚一位老妇人的信，或某个住在联邦监狱、州立精神病院、当地济贫院的读者的信，他们会告诉你，在某些地方你并没有满足他的需要。当然，他的需要是想要心跳加速。作为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我们内心有某种东西需要救赎，需要至少有机会去恢复衰落的事物。现在的读者寻求这种意向，这无可厚非，但是他忘记了这样做的代价。他的罪恶感被削弱或完全缺失，于是他遗忘了恢复的代价。他读小说时，要么想折磨他的感官，要么想提升他的精神。他想马上就被带入，或是虚假的诅咒或是虚假的无辜。
经常有人告诉我，小说家的平衡典范是但丁，他将他的领域相当均匀地分成地狱、炼狱和天堂。对此可能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是，也可能同样没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么做就会给我们带来但丁那样的平衡。但丁生活在13世纪，当时的平衡是在他的时代的信仰中达成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既怀疑事实又怀疑价值的时代，它被各种短暂的信念裹挟着飘来飘去。现在的小说家不是要反映一种来自周边世界的平衡，而是要抵达他自身内部感受的一种平衡。
对于现代小说家，不存在规定好的文学正统，甚至亨利·詹姆斯也不能作为典范，尽管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如此令人赞赏地平衡了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元素。但是就此更有可言。未来的伟大小说不会是公众认为自己需要的那种小说，或者批评家所要求的那种小说，而是那种让小说家感兴趣的小说。而且这些让小说家感兴趣的小说还须是没有人写过的。这将最大的要求加诸于他，要求他开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和天赋，并特别忠实于自己职业的特性。我们中很多人的方向将更加倾向于诗意，而不是传统的小说。
对于这样的小说家而言，问题在于知道他能扭曲到何种程度，而不至于变成破坏，而为了不破坏，他必须深入自己，抵达那些赋予他作品以生命的地下泉源。这种深入自身，与此同时也是深入他的地域。这种深入将是穿过熟悉的黑暗，进入一个世界，就像福音书中被治愈的盲人那样，他看见人们像树一样，但在行走。这是幻象的开始，我感觉我们在南方必须至少尝试着去理解这个幻象，如果我们想对充满活力的南方文学的生命延续有所贡献的话。我遗憾地想到，20年后，南方作家也许还在写穿灰色法兰绒制服的人物，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去认清，这些绅士和我们现在所写的人物相比，甚至更加残缺畸形。我不愿意想到南方作家曲意迎合才能够使疲倦的读者满意的那一天。
（翻译：于至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