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出现科举人才的时间要晚于致富的时间，也晚于出现读书人的时间。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客家耕读起家后科举人才出现的情况表现出一定特色。赣、闽、粤客家家族早期的科举人物都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与客家家族组织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时间相吻合。赣、闽、粤等地的客家在明初以前早已迁居当地，而直到明中后期才出现科举人才，也就是说，赣、闽、粤等地的客家在迁入当地后出现科举人才要很长一段时间。
按25年一代，福建客家最早出现生员以上科举人才的时间要200年以上。相比之下，四川客家在迁入四川后出现科举人才时间更快。如1720年赤手入川的钟宏予，“十五年发富，廿四年发贵”，即1736年发家致富买田300亩，1745年子钟瑸中秀才，入川后25年就出现科举人才；江西客家温文英1722年入川，1737年其子文华入泮，前后只有15年就发贵。金堂县客家邱宗成携五子从福建来川，“癖嗜读耕”，儿子邱献华于乾隆三十年中举，成为邱氏入川后第一位举人。黄景、黄甲兄弟俩入川后不久都中举。总的来看，四川客家从白手起家到出现科举人才大概需要80年左右的时间，即约在第三代出现人才。
白手起家的客家移民一般在入川后第三代就培养出人才，这正好应了西方的谚语“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也就是说第一代打物质基础，第二代作精神铺垫，到第三代才有可能成就贵族。这也说明客家人入川比客家迁入福建后开始出现科举人时间短得多。其中的原因与四川特殊的背景密切相关。
1.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的政策有关
清政府为防止科举考试中的冒籍现象，对入籍时间和财产以及科举考试户口作严密的限制，但清初为了加快边远地区的开发，曾经鼓励内地人移居西部地区，对科考户籍要求也有所放宽。前文提到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给予移民入籍和科举考试的资格的政策，使四川成了科举考试冒籍的多发地带。正如乾隆二十六年四川学政陈筌为清理冒籍奏曰：“川省幅员广阔，五方杂处，别省流寓者十居八九，冒籍岐考之弊最易潜滋”。“冒籍”一般是从文化水准较高地区流向开化较晚、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带。因而，清初入川的移民中不乏有文化背景的移民为科考冒籍而入川，入川后半耕半读，因而有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为客家科举人才的尽早出现创造了条件。以至许多移民在入川的当代就出现了科举人才。
2.四川较好的文化基础
历经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文化严重破坏，但由于四川文化教育在历史上有过很好的发展时期，如西汉和两宋时期四川的文化教育在全国就有相当的影响。清初经济的恢复，文化教育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正如方志记载：“故士生其间不废耕读，而文采翩翩之彦，时崛起田间，盖由于文翁推化，其泽未湮，至今科举之盛，尚能与梓东各邑颉颃云。”
3.四川客家家族组织的较早形成
科举考试离不开家族组织的经济支持。研究表明，清代贫苦农民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读书应考，甚至连生存都艰难，贫困农家的子弟读书应考，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在科举时代离开家族的支持是很难读书成才的。家族组织的形成与科举人才的出现密切相关。福建客家在迁入当地出现科举人才的时间要慢于四川客家，是因为福建客家家族组织形成较晚而导致文化教育的滞后性。正如王东先生指出，基层社会组织的家族化，是明清时期客家地区学校教育发展与普及的最主要动因之一。家族组织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应的人口规模和居住地较高程度的开发，而且还要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文化氛围，因为维系家族运转的条件离不开一定知识和文化背景。曹树基认为移民重建家族组织要150年时间，而刘正刚认为闽粤客家移民在四川重建家族组织只要1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四川客家家族组织的形成较早，因而推动教育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家族化是客家地区教育发展的动因。赣、闽、粤等地客家家族早期的科举人物都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与客家家族组织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时间相吻合。祠堂族田中的学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后新式学校能迅速在各地建立的真正原因。
科举人才在获取功名前，家族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前人奠定的经济基础，后人难以安心读书。张杰分析《清代硃卷集成》8000多份硃卷发现，中举者大多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富家子弟。这说明多数家族是在发富后才发贵的。民国《泸县志》的编者认为：“‘耕读传家’自昔传为美谈，然‘耕’实为泸人生活之本，‘读’者不过什之二三，且为不劳而获之粮户子弟，非耕者发迹广置田园，读者式微，难供膏火，则不能易耕而读，易读而耕，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也。”，民国二十七年本作者在此表达了两点：一是富而后教的观念。“故无论何籍之人，衣食苟足皆重读书，书不成然后改寻他业”，民国二十七年本。二是“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在他看来，读书是不劳而获的地主（粮户）子弟的专利，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实绅士阶层许多出生于佃耕起家的耕读之家。客家人由于善于经营农业，一些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入川不久逐渐走上致富道路，鼓励子弟读书应考，从而成为科举人家，打破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士庶分野，这也表明“耕读”方式改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向上流动和移民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的人口质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四川客家耕读起家的类型
耕读传家是客家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必要方式。“耕读”理念使四川客家在致富同时，培养出科举人才，即四川客家人在发富同时又发贵。“发富”与“发贵”的出现大致分两种情况：先耕后读和亦耕亦读。是“先耕后读”还是“亦耕亦读”，取决于入川客家始祖的文化背景或经济状况。
清初四川移民有一大特色是先期入川的湖广人占尽天时、地利，以致清初湖广人多成为插占起家的垦田大户。由于移民的增加，人均耕地不断减少。据吕实强统计，雍正二年（1724）四川人均耕地为52.39亩，乾隆五十七年4.88亩，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人均耕地只有1.81亩。客家由于迁入较晚，土地几乎都被插占了，他们只好租住当地地主的房子，种他们的田土，出现“客家住湖广”的现象，而且越到后期力田起家的难度越大。这说明客家人的创业比先期入川插占的湖广人要艰难得多，因此，耕读对客家人而言，充满了艰辛。
而且从四川移民的文化素质看，先期入川的湖广人总体上要优于客家人。张杰分析《清代硃卷集成》认为，康熙年间和乾隆时期入川的移民有很大不同。康熙时期入川的移民多数是受过教育且有一定财产，来四川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前文提到客家移民入川多数是在乾隆以后，而康熙年间入川的较少，这说明客家人入川最初移民以务农、经商为主，读书人少，有其风气简朴的一面，而入川的湖广人总体上受教育程度可能要好于客家人。当然在入川的客家人中其文化背景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文化素质看，总体上入川的客家始祖身份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入川前有功名或文化背景的移民和平民百姓。
1.先耕后读
清代科举制度规定，要缴验田契，证明家有田粮才能报考，即只有粮户子女才有资格考试。客家移民中，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要占多数，他们是四川客家移民的主流。刘正刚在《闽粤客家人入川一世祖职业列举表》中，列举的19个入川始祖的职业多为佃耕或贸易，只有两家以行医为业。四川客家入川的第一代客家移民靠佃租起家，直到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逐渐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走耕读传家的道路，因而多数客家平民百姓入川后多佃田为业，经济条件好转后再鼓励子孙读书，即先耕后读。
例如：广东客家罗玉钦“为子孙之计”，于乾隆十九年（1754）携子入川，“至境尚克勤克俭，治家有道”，由此产业繁衍，到入川第二代延庆公科举及第，至今在龙泉区长安乡延庆公墓地仍可看到一对桅杆，展示罗氏家族的荣耀（见前插图）。广东兴宁人黎连兴，家徒四壁入川，“身无寸积，在途为之担囊、营工”。奋斗20年后，家境转好，儿子黎庆隆“幼时读书，能解大义”，“及壮，弃儒躬习农商，竞酬夙愿，置田千余亩。尤建塾延师，敦诗说礼”。
韩素音所在的郫县周氏家族入川祖先是个货郎，而且非常穷，货郎到四川郫县就改种田，先是当雇工，后来成了一个小佃农。不久他又购置了一些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不断地添置产业开始读书识字，最后终于走入了士大夫阶层。他们成了乡绅，子孙后代不久就参加了科举考试。
乾隆年间入川的东山万氏，入川始祖“征途落寞，行李萧条”，入川后“编茅而处，时钱不满千，米不盈斗，负贩谋生，不举火者屡日”，而且前几代“大都以耕为生，即有读者亦不过仅识之文，略知文艺而已”；到宣统时期，“近年读者颇多”。
乾隆十八年（1753）邓锡璋等7人入川后开始佃耕，后农商并举，艰苦创业，到入川第二代置田达千亩，经济富裕，走开科取士谋发展之路。入川第三代出了两个恩赐进士，邓鹏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翰林院编修，鹏南于同治九年（1870）恩赐进士。此外，邓氏廪生、文庠、武庠等也有不少。
广东兴宁人黎连兴家徒四壁，被迫入川，为人佣工，农商兼顾，乾隆二十三年开米房，逐渐起家，其子庆隆公为清国学生，“幼时读书，能解大义。念父来川未辟产业，及壮，弃儒躬习农商，竞酬宿愿，置田千余亩”。在置田产兴家业过程中，深知读书获益，于是决意建立学堂，培育子孙。正如道光年间恩科举人江济溥撰《墓志铭》记载：黎氏家境致富后，“而公犹有深虑者，谓子孙徒安于饱暖，不知读书礼义，何以光耀门户，保世而滋大。于是敦请名儒，建立学堂，作育人才，至孙曾辈多通达俊秀之士焉，每县试能列前茅者甚夥，入黉客者有二”。
东山廖氏祖祠对联：“先代艰困勤稼穑；后人承继重诗书”正反映了客家先耕后读的现象。先耕后读中客家出现的典型人才事例说明逆境成才的道理。
2.亦耕亦读
耕读以“先耕后读”的情况居多，但亦耕亦读的情况不乏其例，在佃耕中不忘教育子孙成才。“亦耕亦读”多是入川前有功名或文化背景的客家移民，在入川后半耕半读，继续从事业儒的事业。
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解释客家人入川的原因。客家人在政府鼓励下自愿离开人稠地狭、天灾人祸的客家原乡，是为子孙计，其移民的目的是为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性质属于生存——发展性的复合型移民。传统观点认为客家移民群体为平民布衣阶层，其实，移民四川的客家族群中也不乏有文化背景的客家人，其中包括在原乡已取得功名的科举人士。如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林思进，祖籍福建长汀，先辈“康熙朝始迁华阳，五世儒者”。《清代科举家族》收录了5家四川客家科举家族即祖籍江西赣州的温永恕家族、祖籍福建的李铭熙家族、祖籍福建龙岩的卢鸿遇、廖学游和谢如宾家族等。李铭熙家族的入川始祖李光塽是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的弟弟，来自福建著名的科举家族，李光塽又是举人出身，康熙年间任彭水县令，因喜爱当地的风土人情，离任后定居彭水；祖籍福建龙岩谢如宾家入川始祖谢恒春为监生，祖籍江西的温永恕，其入川始祖温圣远为贡生，祖籍福建龙岩的卢鸿遇，其入川始祖卢球负书入川，说明入川前也有文化背景。
有文化背景的移民入川，多数是家道中落才被迫迁徙，以图在新居地通过耕读东山再起。如新津县客家刘氏，在广东是“累世阀阅家，显达者数十人”，后家道中落，“痛先业之衰微，憾书香之难继，羞对乡中父老，乃决计外出”。
有文化背景的入川始祖，一般都有文化情结。入川后多以“舌耕”糊口，从事私塾教师工作。如乾隆六年从广东长乐入川的范端雅为私塾先生，“性豁达，诗书弦诵之外，一无所好，平居惟讲学授徒以自娱”；其妻注重子女教育，“勉男等以耕读二字，每以不获见一成名者为憾”。雍正十三年入川的巫锡伟，“公幼而卓荦，嗜学工书，明阴阳历数”。“公虽在贫困迁徙中，而嗜学之志如故。后以诸子渐长，乃晓则贸易于外，晚则篝灯折荻，以书课之，口讲指画，一室声朗朗，尝达旦不寐”。康熙五十七年从福建入璧山的陈振万，“善堪舆，会教书”，给姓尹的东家当私塾教师；李宗吾先祖李润唐为儒医，入川后的第二、三代也均教书；温文英七岁从族庠生肄业，“教读上犹县之龙头村十余年”，公“好施与，尤喜奖励读书”。三台县谢生财，儒生，“嗜韩昌黎文，年届八十有七，犹吟诵不辍”。 有文化背景入川的客家先辈多在乾隆之前到四川创业，17个家族中，只有3家是乾隆年间入川的，说明有文化背景的文化人士多在乾隆以前入川。
